教宗方濟各接受«公教文明»期刊訪談全文(第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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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創意

教宗引用歌劇«杜蘭朵»談希望的奧秘讓我感動。我想更好地了解教宗方濟各的藝術和文學觀點。我向他提起他曾在2006年說過:偉大的藝術家懂得用美來表達生活上的悲慘事實及痛苦。我於是問教宗誰是他喜愛的藝術家和作家,他們之間是否有某些共同點……。

教宗:「我很喜歡各式各樣的作家。我非常喜歡杜斯託也夫斯基(Dostoevskij)和荷爾德林(Hölderlin)。​​我願意提起荷爾德林為他祖母的生日作的抒情詩,這首詩非常美,使我在精神上獲​​益良多。詩的末尾寫道,願人持守孩提時作的許諾。我為之感動,也是因為我十分愛我的祖母羅薩。荷爾德林在詩中將他的祖母比作生了耶穌的聖母瑪利亞,把耶穌當作他在現世的朋友,耶穌沒有將任何人視為外人。我讀了3遍曼佐尼(Manzoni)的«婚約夫婦»(I Promessi Sposi),現在這本書就放在桌子上,我打算再讀一遍。曼佐尼對我幫助很大。在我兒時,祖母就教我背誦這本小說開頭的話:’科莫湖上的分支沿著連綿不斷的兩座山巒,向南方流去……。 ‘我也很喜歡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

「在畫家方面,我佩服卡拉瓦喬:他的油畫向我說話。我也喜歡夏加爾的«白色十字苦像» ……」

「在音樂家方面,我當然喜愛莫扎特(Mozart)。他的C小調彌撒曲中的« Et Incarnatus est »(降生成人)無與倫比:它將你提升到天主跟前!我喜歡聽克拉拉·哈斯基爾(Clara Haskil)演繹的莫扎特的曲子。莫扎特的曲子充滿了我:我無法思索他的曲子;我必須聽。我喜歡聽貝多芬(Beethoven)的作曲,尤其是他極富獨創的​​表達。最能表達這種獨創性的是富特文格勒(Furtwängler)的演繹。此外,我也喜歡巴赫(Bach)的«耶穌受難»(le Passioni)。他根據瑪竇福音苦難史中伯多祿的哭泣而譜寫的« Erbarme Dich »(請垂憐我)是我非常喜愛的曲目,卓越絕頂!我也喜歡瓦格納(Wagner),只是程度不同。我喜歡聽他的音樂,但不經常。他的作品« La Tetralogia dell’Anello »(指環)於1950年在斯卡拉歌劇院上演,由富特文格勒指揮;那場演奏為我是最好的一次。我也同樣喜愛克納佩茨布(Knappertsbusch)在1962年指揮的那場« Parsifal »(帕西法爾)。 」

「我們也該談談電影。費里尼(Fellini)的«道路»(La strada)也許是我最喜愛的一部影片。我認同這部影片,其中有隱喻聖方濟各的成分。另外,我相信我在10至12歲那幾年看了安娜·馬尼亞尼(Anna Magnani)和阿爾多·法布里齊(Aldo Fabrizi)演的所有影片。我很喜愛的另一部影片是«羅馬,不設防的城市»(Roma città aperta)。我的電影攝影文化尤其要感謝我的父母,他們經常帶我們去電影院。」

「一般而言,我喜愛悲劇藝術家,尤其是經典藝術家。塞萬提斯(Cervantes)藉青年騎士卡拉斯科(Carrasco)的口道出了一個美好定義,這位騎士稱讚«吉訶德先生» (Don Chisciotte)的故事說『’幼童人手一冊,青年喜愛閱讀,成人領會其意,老年人讚不絕口。』在我看來,這是為經典作品下的好定義。」

我意識到我被教宗的這些見解迷住了,而且在進入他的藝術選擇的門庭時,也願意進入他的生命。我想像這需要走一段漫長旅程,它也會包括從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到«芭比特的盛宴»(Il pranzo di Babette)這段時期的電影。我想起教宗在其它場合提到的其他作家和其它作品,即使不那麼重要或出名或帶有地方性的,如:何塞·埃爾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的史詩«馬丁·菲耶羅»(Martín Fierro)、尼諾·科斯塔(Nino Costa)的詩篇、路易吉·奧爾塞尼戈(Luigi Orsenigo)的«大逃亡»(Il grande esodo)。我也想到約瑟夫·馬萊格和何塞·瑪利亞·佩曼(José María Pemán)。當然還有但丁(Dante)和博爾赫斯(Borges),以及萊奧波爾多·馬雷夏爾(Leopoldo Marechal),他是« Adán Buenosayres »(亞當·布宜諾斯艾利斯)、« El Banquete de Severo Arcángelo »(嚴厲總領天使的宴席)和« Megafón o la guerra »(戰爭)的作者。我特別想到博爾赫斯,因為28歲的貝爾格里奧在聖達菲(Santa Fé)《聖​​母始胎無染原罪高中》(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Concepción)教書時與他有過直接交往。貝爾格里奧為這所高中最後兩年的學生授課,鼓勵他的學生們進行創意寫作。我也有過類似經驗,我在他的那個年齡曾在羅馬的馬西莫中學教書,創立了「炸彈卡」小組。我向教宗敘述了這件事,然後請教宗談談他的經驗。

教宗回答說:「我的經驗有點冒險。我必須想辦法讓我的學生們研讀埃爾西德(El Cid)的作品,可是孩子們不喜歡他的作品。他們要求閱讀加西亞·洛爾卡(García Lorca)的作品。於是我決定讓他們在家裡研讀埃爾西德的著作,我則在課堂上講解孩子們較喜歡的作家。顯然,年輕人喜歡閱讀比較’熱辣’的文學作品,當代的如«不忠貞的妻子»(La casada infiel),或古典的如費爾南多·德·羅哈斯(Fernando de Rojas)的«塞萊斯蒂娜»(La Celestina)。可是在閱讀這些一時吸引他們的作品時,他們也養成對一般文學、詩作的嗜好,進而閱讀其它作品。這為我是一次重要經驗。我完成了教學計劃,但用的不是結構化方式,即沒有按照規定的作家讀物順序,而是順其自然。這種方式很適合我:我不喜歡制定生硬的教學計劃,只求多少知道要達到目的的方向即可。那時我也開始讓學生們練習寫作。最終我決定把學生們寫的兩篇作文拿給博爾赫斯看。我認識他的秘書,她是我過去的鋼琴老師。博爾赫斯非常喜歡這兩篇作文,他便提議為一本文集寫引言。」

我問教宗:「那麼,聖父,創意在人的一生中重要嗎?」

他笑著回答我:「為一名耶穌會士極為重要!耶穌會士必須是有創意的人。」

邊緣地區和實驗室

可見,創意為耶穌會士極其重要。教宗方濟各接見«公教文明»期刊的耶穌會士及合作者時,為耶穌會士的文化工作清楚指出了其它3個重要特性。我的思緒回到2013年6月14日那天。我記得教宗會晤全體人員之前,同我的談話中已預先提到這3個特性:對話、分辨、邊緣地區。他特別強調了最後一點,援引保祿六世教宗曾向耶穌會士們談的那番著名的話:「教會無論在哪裡,即使在最困難和險要的園地,在思想意識的十字路口,在社會戰壕,人的迫切需要與福音永恆訊息彼此間的交流就一直存在,那裡也就一直有你們耶穌會士。」

我請教宗方濟各說明幾個問題:「您要我們小心不陷入『馴化邊緣地區的誘惑:我們必須走向邊緣,而非將邊緣帶回家,給它塗上點油漆,馴化它。』您指的是什麼?確切地說,您想告訴我們什麼?這篇訪談是耶穌會負責的各份期刊彼此商定的:您願意向他們提出什麼要求?哪些該當是他們的首要之務?」

教宗: 「我向«公教文明»期刊指出的3個關鍵詞也適用於耶穌會的所有期刊,或許根據每份期刊的特性和目標,在著重點上有所不同。當我強調邊緣地區時,我特別指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必須進入他所工作和思索的環境。我們常陷入生活在實驗室裡的危險。我們的信仰不是實驗室的信仰,而是行走中的信仰,是歷史中的信仰。天主自我啟示是件歷史事實而非抽象真理的概要。我怕實驗室,因為在實驗室裡產生問題,然後把問題帶回家,在離開它們環境的地方,馴化它們,給它們塗上油漆。我們無須將邊緣地區帶回家,卻要在那裡生活,做勇敢的人。」

我問教宗能否根據他的個人經驗舉出一些實例。

教宗答道:「每當談到社會問題,聚在一起研究貧民區的吸毒問題是一回事,到問題存在的地方,在那裡住下來就近了解和研究問題卻是另一回事。雅魯培神父給’社會研究及行動中心’(Centros de Investigación y Acción Social)寫的一封真知卓見的信談及貧窮,他明確指出,若不直接置身有貧窮的地方去體驗,就無法談貧窮。’置身’是個危險詞,因為有些修會會士把它當成一種風氣,由於缺乏分辨而釀成大錯。可是,親身體驗著實重要。」

「邊緣地區多的是。讓我們想想在醫院工作的修女們:她們生活在邊緣地區。我現在活著,得感謝她們中的一個。我肺部有問題住院時,醫生給了我一定劑量的青黴素和鏈黴素。病房的修女將劑量增至3倍,因為她有敏性,整天同病人在一起,知道該做什麼。醫生確實很棒,活在他的實驗室裡,修女則活在邊緣地區而且天天同這個地區打交道。馴化邊緣地區就是僅限於從遠處說話,將自己關進實驗室。實驗室有它的用處,但對我們來說,反思必須始終從經驗出發。」

來源: 梵蒂岡電台

圖片: catholic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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