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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漢樞機撰文:從教會學角度展望中梵交談

從教會學角度展望中梵交談

文:湯漢樞機

轉載自公教報(第3808期)

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

English Version(英語全文)

感謝天主,拙文《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自二零一六年八月在香港教區報刊發表後,獲得不少讀者積極回應,從而激發我向國內外關懷中國教會的有識之士請教,再多作神學探討。經過多月來的祈禱和反省後,我現從教會學角度就中梵交談有關的幾個重要問題提出一些看法,俾大家能多為中梵交談祈禱。

核心問題:主教任命

就各方面的消息所知,過去一年,中梵雙方代表頻有接觸,而且成立了工作小組,雙方試圖解決多年來累積的問題,其中首要解決的,就是主教任命問題;雙方經過多輪交談,已有初步成果,可望就主教任命的方式達成協議。根據天主教教義,教宗是決定主教人選的最後與最高當局。如果教宗在主教候選人的資格及合宜性上有最後的發言權,那麼地方教會的「選舉」就祇是「主教團」的「推薦」而已。

據聞,對於政府來說,祇要人選符合「愛國」標準,「愛教」與否不是政府最關切的問題。因此,我認為,這樣的主教任命協議,不會超出雙方目前正在有效實施的做法。

後續問題

中梵關於主教任命的協議,是中梵之間最關鍵與最核心的問題,也是雙方關係正常化進程中的里程碑,然而絕不是終點。雙方還需要在取得互信的基礎上繼續對話,耐心地一一解決尚存的棘手問題。雙方幾十年來積累的問題,不可能奢望一夕之間就全部解決。雙方尚存的問題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項:第一,如何解決「愛國會」的問題;第二,如何處理違反教會法的七名「自選自聖主教」;第三,如何促使中國政府承認三十多位地下主教。中梵雙方的關注不同,中國政府關心的是政治層面上的問題,而梵蒂岡則更多關心宗教與牧靈層面上的問題,因此擺在雙方辦公桌上的問題排序也不同。可以說,上述三個問題的解決需要雙方在不相反自己原則及解決問題的誠意中協商。

「愛國會」的未來

不少關心中梵關係的人認為,如何處理「愛國會」將是一座立在雙方面前難以跨越的高山;亦有教會人士對此表示擔憂,指在中梵對話中沒有提及愛國會的處理問題,認為羅馬背棄了自己的信仰原則,其理由是愛國會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1]及這原則的具體執行措施——「自選自聖」主教[2]。因此,教宗本篤十六世指出這原則「與教會道理是無法調和的」,而該組織是「國家機構」與「天主教教義不相符」。[3]

我們或許可以將愛國會「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與「自選自聖」主教的關係表述為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為理論,「自選自聖」為此理論的具體實踐。其實,「愛國會」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和「自選自聖」主教行為均屬於特殊政治環境與政治壓力下的產物,根本不屬於中國天主教會的本質與內在追求。中國天主教會中的兩個團體,無論地上教會還是地下教會,均積極尋求和表達與普世教會的完全共融合一,因此在未經教宗同意下被祝聖為主教,也都事後努力向教宗解釋原因並請求教宗的諒解與接納。當然,在滿足信仰的各種要求的情況下,教會也會以敞開的情懷,積極地寬免與接納,並且很可能賦予這些主教教區管理權。中梵雙方對話本身其實已經意味北京的天主教政策發生了改變,容許教宗在選聖中國主教職務上扮演決定性角色,沒有「自選自聖」的「愛國會」已經不是過往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愛國會,而是成為嚴格按照字面意義理解的「愛國會」:一個「由全國天主教神長教友自願結成的非營利性愛國愛教的群眾團體」。[4]

因此,我個人認為,愛國會的未來走向,可以專注於「鼓勵神長教友為社會公益事業獻愛心,積極開展社會服務,興辦社會公益事」。[5]

七位非法主教的處理

中梵雙方關係的另外一個障礙,是地上教會中七位自選自聖的主教(上文稱八位,其中一人於2017年初逝世)。按照教會法的規定,這七位當中,有三位經已由教廷宣布處於絕罰之中,另外四位亦處於「保留於宗座的絕罰狀態」。這七位主教既然是在政府官員的支持下不惜與聖座對抗而接受了自選自聖,甚至受到「絕罰」,對於教廷來說,接納這七位非法主教的困難,首先在於他們「自選自聖」的行為嚴重觸犯了《天主教法典》1382條的規定:「主教無教宗任命祝聖別人為主教,及被其祝聖為主教者,均處保留於宗座的自科絕罰。」而且,令教會處理這七位主教時更加棘手的是,七位非法主教中有人被指控有個人私德問題。

「自選自聖」與私德問題屬於教會法的不同罪行,而且罪行的確鑿性不等。「自選自聖」乃有目共睹的事件,罪行確定成立。而有私德問題的指控則需要更多顯明證據。在中梵雙方關係尚不穩定的情況下,教廷不可能派官員赴中國親自查證,而且在此種事件上可能有賴中國官方機構的審查與確證,無疑需要大量時間。倘若教廷與北京同意將七位非法主教可能觸犯教會法之行為分開處理,即首先處理非法祝聖的問題,之後再處理其他可能的違反教會法行為,這無疑是合適的。

赦免非法祝聖行為的前提條件乃非法祝聖參與者(祝聖者與被祝聖者)的「悔改」。由於非法祝聖行為本身是挑戰教宗作為地方主教人選的最高與最後決定者這一基本原則,因此赦免非法祝聖行為的前提,就要求觸犯法律者主動向教宗表達服從以及與普世教會共融的意願,並且請求教宗給予赦免。據報導,這七位非法主教已經全部向教宗寫信,表達對於教宗的無條件服從以及請求赦免非法祝聖行為所引發的處罰。由於有了這一基本悔改態度,教宗赦免非法祝聖之處罰的可能性非常高。不過有一點需要做出明確說明:赦免自選自聖行為帶來的處罰不等於追認其教區管理權。是否授予教區管理權,則需要解決其他有悖於這一職位的要求,比如該教區是否已經有教廷任命的主教,或上述某些主教是否有倫理道德上的問題。祇有在信仰、倫理、教會法等各方面都符合主教這一職位者,方可被授予教區管理權。七位非法主教在上述諸多方面的資格尚需要中梵雙方用更多時間與耐心進行鑑定。

促使地下主教被中方承認

中梵對話中尚需要處理的另一個重大問題,就是雙方如何處理中國三十多位地下主教被政府承認的議題,當然,也包括被監禁的主教的問題。中國天主教會主教團的合法性在於,要包括整個中國教會的全部合法主教,而不是祇有其中一部分。因此為了組成一個合法且有權威的主教團,必須將全部地下主教納入其中。這自然要求北京承認這些主教的主教身份及其對於教區的管理權。毫無疑問,羅馬一定會提出此要求,然而北京願意在多大範圍內承認地下主教的主教身份與教區管理權,尚不得知,預料這將是雙方今後對話的主要內容。

其實,地下主教議題並非是不可解決的死結,因為地下教會是特殊政治與歷史時期內的產物,由於羅馬與北京缺乏相互信任,因而間接使堅持教會原則的地下主教與政府之間缺乏互信。一旦中梵關於主教任命問題達成協議,則意味羅馬與北京的相互信任已經達到一定的階段,地下主教們將不再因為堅持信仰原則而被政府視為敵對者或不合作者,地下主教在政府眼中的整體印象將改觀。再者,中國地下教會的主教其實都是愛國的公民典範,祇是由於自己對於天主教教義的理解與要求而選擇了與地上主教不同的教會道路。近年來,政府對於地下教會的態度比八十年代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很多地下主教祇是不被承認其主教身份及教區管理權,大部分地下主教尚能從事基本的牧靈工作。相信隨羅馬與北京之間相互信任的加強,地下主教與政府之間的相互信任也會逐步建立起來。解決地下主教問題的關鍵在於地下主教本人與政府之間的互信,北京也許會要求地下主教明確表態遵守中國憲法、法律、政策等;祇要政府不再要求「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以及「自選自聖」,這些對於地下主教來說絲毫沒有問題,因為地下主教都會是愛國的好公民,而且也教導自己的教友如此做。相互信任的建立需要時間、耐心,更需要用行動來表達,我們需要給予聖座、地下主教與北京足夠的時間來處理中梵關係中這一難題。

「等待全部的自由」抑或 「緊握必要的自由」?

經過多年的努力對話與交談,中梵雙方已經就主教任命這一關鍵問題達成共識;此協議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前面分析指出,中梵關於主教任命之協議的達成,將是1951年之後雙方關係的里程碑,在此協議基礎之上將會逐步解決「愛國會的未來」、「地上非法主教的合法化」、「地下主教獲得北京政府承認」、「中國天主教會主教團的成立」等問題。自此之後,中國天主教會將不再有地上和地下兩個教會團體分庭抗禮;反之,這兩個教會團體將會逐步在法律、牧靈、情感等方面慢慢走向和解與共融。中國天主教會將齊心協力在中國大地上傳播基督的福音。

不過,對於中梵協議的達成,也有一種不樂觀的聲音。它指出,天主教問題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問題,而是和其他的民族和宗教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中國政府不會也不可能撇開其他民族和宗教的問題而單獨解決天主教問題,比如西藏問題、新疆問題、民族自治問題等等。如果中國政府沒有拿出全盤解決這些民族和宗教問題的方案,則很難單獨就天主教問題與梵蒂岡達成實質性的協議來保障天主教會的宗教自由,因此,中國目前社會環境及政治氣候似乎仍未能顯出保障和落實宗教自由的真正跡象,比如:信仰傳播的自由、興辦教育的自由、教產仍未徹底落實。即使中梵達成協議,這樣的協議也無多大意義,因此,宗座不必急於求成。

上述的說法有需要商榷的地方。首先,中國天主教信友的宗教自由的確與整個中國社會的自由與實踐有關,中國的普羅大眾所享有自由的提升的確有助於中國天主教會信仰自由空間的擴展,然而將天主教的問題與西藏、新疆等問題相提並論並不恰當。天主教會在中國遇到的問題與西藏和新疆問題有極大的不同。西藏與新疆並不是純粹的宗教自由問題,更多是某些分離主義者追求分離與獨立的問題,是對於國家領土和主權範圍的認知與民族關係的認知的問題。中國社會的民主化或許會在某種程度上讓某些分離主義者追求分離與獨立的願望減弱,然而並不會從根本上消失。西方國家如西班牙、蘇格蘭、北愛爾蘭等並沒有「自由」問題,然而同樣存在者民族分離主義,也同樣存在恐怖主義攻擊。天主教的問題並非領土與主權問題,中國的天主教信徒是愛國的好公民,沒有意願從事政治活動,不會威脅政治與社會穩定,中國的執政者對此也完全明白,因此不會將天主教的問題與西藏和新疆問題放在一個層面上處理。中國的天主教信徒也不應將自己與西藏和新疆等問題聯在一起。因此,斷言中國天主教會問題的解決取決於中國是否能夠解決西藏與新疆問題,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中國天主教會作為宗教團體,其旨趣並非是政治性的,沒有任何政治性抱負,無意代替政治社團來參與和推動中國社會的政治進程,其所追求的是在中華大地上生活與傳播自己的信仰,因此聖座與中國天主教會關心的乃是否有足夠的信仰自由空間以實踐自己的信仰。由於天主教會的特殊制度——聖統制,天主教會在中國面臨的問題與其他宗教相比,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相似之處是中國所有宗教(包括天主教會)在信仰傳播的方式、興辦教育、落實教會財產等方面都缺少足夠的自由空間。然而,與中國的其他宗教相比,天主教會還面臨一個具有天主教特色的問題,即主教任命問題,但這個問題在其他宗教並不存在。在過去,由於北京對於聖座缺少信任,不允許聖座任命中國天主教會的地方主教,而推行了「自選自聖」主教政策。這一點是中國的其他宗教所沒有的問題。北京處理天主教的這個獨有問題並不會牽涉其他宗教,不會改變北京對於其他宗教的具體政策。這個問題正是教廷與中國的天主教會急切渴望解決而其他宗教卻毫不在意的問題。因此,將天主教的問題與其他宗教的問題混淆在一起,視之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係亦沒有道理。

與其他方面的「自由」相比,「教宗任命地方主教的自由」乃天主教從其基本教義出發而堅持的信仰自由內容,如果缺少這一點,中國天主教會將不是本質意義上的天主教會。至於傳播信仰方式的自由與興辦教育的自由的缺乏,以及落實教會產業的限制等,並不會對中國天主教會的本質造成威脅與傷害,更不會令中國天主教會不成為天主教。

現在北京願意與聖座在主教任命方面達成協議,讓中國天主教會雖然暫時沒有「全部的自由」,然而卻享有「必要的自由」,讓中國天主教會維持自己的天主教傳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天主教會。難道聖座任命主教的自由,不是「真正的宗教自由」?難道中國天主教會由於中國政治大環境的原因暫時不能在信仰傳播方式上享有全面的自由、不能興辦學校、教會的財產不能全部落實,就要中國天主教會再長時期等待下去,要聖座放棄與北京現在的協議?縱使放棄現在「必要的自由」,也不會讓我們擁有更多的自由,而帶給教會的結果會是全部自由的丟失。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是:或者我們現在擁抱「必要的自由」,成為一個不完美然而卻是真正的教會,然後在希望中爭取「全部的自由」,走向完美的教會;或者我們放棄「必要的自由」,然後一無所有,在希望中等待不知哪一天到來的「全部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天主教會應該何去何從?教會的倫理原則其實已經告訴我們答案:兩權相害取其輕。因此,在教宗方濟各推崇的健康現實主義原則指導下,中國天主教會應該選擇的道路其實已經一目了然了。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聖保祿宗徒歸化日

註 釋

註一:《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章程》(2004年7月中國天主教第七屆代表會議通過),第一章第三條,載於《國家宗教事務局》網站,2004年公布。
http://www.sara.gov.cn/zcfg/qgxzjttxgjgzd/6427.htm
註二:《主教團關於選聖主教的規定》,載於《中國天主教》網站,2013年公布。http://www.chinacatholic.cn/html1/report/1405/570-1.htm
註三:教宗本篤十六世,《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2007年,第7號。
註四:《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章程》(2004年7月中國天主教第七屆代表會議通過),第一章第二條,載於《國家宗教事務局》網站,2004年公布。
註五:《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章程》(2004年7月中國天主教第七屆代表會議通過),第二章第四條,載於《國家宗教事務局》網站,2004年公布。

圖片: Catholic New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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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普世教會統計資料

2016年10月21日,《信仰通訊社》發表普世教會數據統計。以下資料摘自《信仰通訊社》編輯的《教會統計數據年鑑》(2014年12月31日修訂本),旨在為廣大讀者提供一個全面的視野,綜合歸納並補充了教會成員;牧靈機構;以及教會在醫療、社會援助和教育領域的福傳活動情況及發展變化。在括號中標出了與上年同期相比的數字變化、增加(+)及減少(-),使讀者對普世教會的蓬勃發展擁有一個完整的認識。

世界總人口

2014年12月31日,世界總人口為7,160,739,000,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66,941,000。

包括歐洲在內,全球五大洲各地增長情況分別為:亞洲 + 37,349,000、非洲 + 23,008,000、美洲 + 8,865,000、大洋洲 + 649,000;歐洲 – 2,714,000、。

世界天主教徒人數

同一時期的世界天主教徒人數為1,272,281,000,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8,355,000。

全球五大洲各地增長情況分別為:非洲+ 8,535,000、美洲+ 6,642,000、亞洲+3,027,000、大洋洲+ 208,000;歐洲-57,000。

總括來看,天主教徒的百分比增加了0.09%,佔世界人口總數的17.77%。全球五大洲各地增減情況分別為:非洲+ 0.38%、美洲+ 0.12%、亞洲+ 0.05%、歐洲+0.14%、大洋洲+0.09%。

每名司鐸平均負責管理的居民

全世界各地每名司鐸平均負責管理的居民數量增加了130人,上升到13,882人。

全球五大洲除亞洲和非洲外,全部呈現增加趨勢,各地變化情況分別為:美洲+79、歐洲+ 41、大洋洲+ 289;亞洲大陸減少了1,100人、非洲-125人。

普世教會中每名司鐸平均負責管理的天主教徒人數增加了41人,達3,060人。

全球五大洲除亞洲外,全部呈現增加趨勢,各地變化情況分別為:美洲+59、非洲+73人、歐洲 + 22;大洋洲 +83;亞洲減少27。

牧靈區

與去年同期相比,牧靈區增加了9個。目前,總數達2,998個。非洲(+ 1)、美洲(+ 3);亞洲(+3);歐洲(+2);大洋洲沒有變化。

擁有固定神職人員的傳教站總計1,864,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了7個。其中非洲(+39)、歐洲(+2);亞洲(-8)、大洋洲(-5);美洲(- 35)。

沒有固定神職人員的傳教站共計增加了2,703個,目前總數達136,572。五大洲非洲增加1,151、美洲增加2,891、大洋洲增加115;歐洲減少了2、亞洲減少了1,452。

主教

普世教會主教人數增加了64位,目前總計5,237位。各地修會會士和教區主教人數均有不同程度增加。目前,教區主教共計3,992位(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7位)、修會會士主教共計1,245位(增加了17位)。

五大洲各地教區主教人數均有增加,情況如下:美洲 + 20、亞洲 + 9、非洲+ 1位、歐洲+ 18位;大洋洲-1。

修會會士主教均呈增加:非洲(+5)、美洲(+2)、亞洲(+3)、歐洲(+6)、大洋洲(+1)。

司鐸

普世教會司鐸人數增加了444人,總計達415,792人。

歐洲再次減少 – 2,564、大洋洲 – 86、美洲-123;呈漲勢的非洲+ 1,089、亞洲+2,128。普世教會教區司鐸人數增加765,總人數達到了281,297。其中非洲 +1,023、美洲 + 810、亞洲 + 848;歐洲繼續呈遞減-1,914、大洋洲- 2。

修會會士司鐸人數增加少了321人,目前總數為134,495人。與上年相同,亞洲(+ 1,280)、非洲(+ 66);美洲(- 933)和歐洲(- 650)減少、大洋洲(- 84)。

終身執事

普世教會各教區終身執事人數增加了1,371人,總計達44,566人。其中歐洲(+ 311)、美洲(+ 965);非洲(+25)、亞洲(+65)、大洋洲(+ 5)。

全球教區終身執事人數增至43,954人,全球共增加了1,034人。

全球其它地區均呈增長趨勢:大洋洲(+ 4)、美洲+ 971、歐洲+ 285、非洲+8、亞洲+36人。

修會中終身執事人數為612人,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67人。其中非洲+17、亞洲+29、歐洲+26、大洋洲+1;減少的為美洲(-6)。

修士和修女

全球男修會會士數量繼續減少,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了694人,總計達54,559人。

全球增加情況如下:非洲(331)、亞洲(66);減少的為美洲(-362)、大洋洲(-76)、歐洲(-653)。

全球修女人數比上年增加10,846,目前總計682,729人。

各地分佈情況如下:增加的為非洲(+ 725)和亞洲(+604);減少的歐洲(- 7,733)、美洲(- 4,242)和大洋洲(- 200)。

在俗團體

全球在俗團體中,男性成員共654名,與上年同期相比全球性減少了58人。其中,只有非洲增加(+ 2);美洲(-13)、亞洲(-16)、歐洲(-31);大洋洲保持不變。

女性成員增加了243人,總計24,198人。本年度增加的是歐洲+ 515、亞洲 + 44;美洲-306、非洲- 7人、大洋洲 –3。

平信徒傳教士

全球平信徒傳教士人數共計368,520人,全球共增加841。

其它大陸增加情況分別為非洲+9、大洋洲 + 41、歐洲+ 6,806;呈減少為美洲 -5,596、亞洲419。

全球傳教員人數增加了107,200,增至3,264,768。

本年度,全球各地非洲(+103,084)、亞洲(+ 6,862)、大洋洲(+271);減少的有美洲(-2,814)、歐洲(-203)。

教區和修會大修生

與上年同期相比全球教區和修會大修生人數有所減少。

全球修生人數減少了1,312人,目前總計116,939。其中,非洲+ 636;亞洲- 635、大洋洲-8、美洲減少(-676)、歐洲- 629。

教區大修生共計70,301人(與上年同期相比 – 1,236)、修會大修生人數為46,638人(- 76)。

此外,教區修生人數增加的只有非洲(+ 222);減少的為美洲(- 594)、亞洲(-373)、歐洲(- 471)、大洋洲(-20)。

修會修生人數減少的為亞洲(- 262)、美洲(- 82)、歐洲(- 158);增加的為非洲(+414)、大洋洲(+12)。

教區和修會小修生

全球教區和修會小修生人數增加了1,014人,目前總計102,942。

其中,除大洋洲減少42外,其它均增加:非洲+487、美洲+1、亞洲+ 174、歐洲+394。

教區小修生共計78,489人(-67)、修會小修生人數為24,453人(+1,018)。

教區修生減少的美洲-47、亞洲-668、大洋洲-37;增加的非洲+291、歐洲+394。

修會小修生人數增加的有非洲+196、美洲+48 、亞洲+842;減少的有大洋洲(-5);歐洲保持穩定。

教育領域

在全球教育領域中,教會在全球共開辦了73,580所幼兒園,招收7,043,634名學生;

96,283所小學校共招收33,516,860名學生;

46,339所初中共招收19,760,924名學生。

此外,還有2,477,636名高中生和2,719,643名大學生在教會開辦的高中和大學中就讀。

社會公益及慈善機構

天主教會在全球開辦的社會公益及慈善機構中包括:5,158所醫院,主要在美洲(1,501)、非洲(1,221);16,523家診所(-202),其中絕大部分在非洲(5,230)、美洲( 4,667)、亞洲(3,584);612所麻風病院,主要集中在亞洲(313)和非洲(174)。 15,679所老人院和慢性病、殘疾人中心,主要集中在歐洲(8,304)、美洲(3,726)。

9,492所孤兒院多集中在亞洲(3,859);12,637所兒童樂園,多在亞洲(3,422)、美洲(3,477);14,576所婚姻諮詢中心主要在美洲(+ 5,670)、美洲(5,634)。

3,782所教育和社會再教育中心以及37,601個其它性質的公益機構。

萬民福音部所轄牧靈區

截止到2016年10月4日,全球隸屬萬民福音部管轄傳教區共計1,108個,與上年相比減少3個。絕大部分集中在非洲(508)、亞洲(482);接下來為美洲(74)、大洋洲(46)。

按此查看更多數據

來源:信仰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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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教區林西堂區開展了春節慰問活動
-主教與海外華人天主教團體共慶新春
-台灣蘭雅聖母顯靈聖牌朝聖地落成啟用

圖片提供:Joseph Lam

鹽與光的誕生,始於2002年加拿大普世青年節之後,是新福傳的一個獨特工具。我們立志作為地上的鹽,世界的光,並以此勉勵他人。我們的使命,是講述希望的故事,宣講耶穌基督及福音的喜訊,引領人們走近基督,及天主教的信仰。

透過電視、電台、印刷、及互聯網,與您分享福音的喜樂及希望。藉著我們的工作,大家得以在祈禱、慶典、省思、訓導、以及真誠的對談探討、發人深省的報導、及信仰的故事與活動,讓彼此連繫一起。為信友,我們希望幫助他們在信仰知識裡,及天主教豐富的傳統中成長;為徘徊教會及信仰邊緣的心靈,我們望能助他們步近天主,感受教會的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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