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睜大眼睛，關注地球的未來，關注那些生存受到威脅的人們；我們要竪起耳朵，傾聽窮人的呼聲，他們是氣候危機的受害者，而非製造者；我們要伸出雙手和雙臂，致力於反對無限貪婪，這種貪婪使環境成為肆無忌憚的開發對象；我們要摒棄災難論者和否認論者的粉絲群，專注於制定促進生命文化的計劃和舉措。例如，用軍事開支和軍備資金成立一個致力於消除飢餓的全球基金。」

教宗方濟各雖未親自出席第28屆聯合國氣候會議，但他那帶有譴責和充滿希望的信息，在世博城（Expo City）的會場上響起。本次大會有190多位國家領導人和政府首腦參加。教宗由於上週患了急性支氣管炎，無法親自前往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聖座國務卿伯多祿·帕羅林樞機12月2日在大會上宣讀了教宗方濟各的講話。

教宗方濟各與各國領導人一同迎接這一挑戰，他說：「我與你們同在，因為現在，所有人的未來都取決於我們現在的選擇，這是前所未有的。我與你們同在，因為對受造界的破壞是對天主的冒犯，這不僅是個人的罪過，也是結構性的罪過，這種罪過會波及人類，尤其是最弱勢的群體，是籠罩在每個人頭上的嚴重危險，有可能引發代與代之間的衝突。」

解決之道只有一條：「共同前進的道路，即多邊主義。然而，在地球升溫的同時，多邊主義正逐漸失去熱度。」教宗引用了若望保祿二世1995年在聯合國的講話說：「必須重建信任，這是多邊主義的基礎。這既適用於關愛受造界，也適用於和平。」

教宗痛心疾首地指出：「人類在諸多正在進行的戰爭中浪費了多少能量，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烏克蘭以及世界許多地區的衝突：這些衝突不會解決問題，反而加劇了問題！有多少資源被浪費在軍備上，它們摧毀了生命，摧毀了共同的家園！」

教宗方濟各回顧了他的前任保祿六世的思想，重提《民族發展》通諭中的建議，說：「我們應把花在軍備和其他軍事開支上的錢，用來建立一個消除飢餓的世界基金」（參閱：《民族發展》通諭，51號）。教宗方濟各補充道：「為了繼續前進，需要政治上的改變。讓我們擺脫狹隘的個人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束縛，這些都是過去的模式；讓我們擁抱一個共同的、另一個視野，因為“沒有文化上的變革，就不會有持久的變革。」

教宗指出：「目前我們看到的唯一變化是氣候變化。這是一個與人類生命尊嚴密切相關的全球社會問題。羅馬主教問道：『我們是為生命文化而努力，還是為死亡文化而努力？』讓我們選擇生命，選擇未來！讓我們傾聽地球的呻吟，聆聽窮人的呼聲，讓我們傾聽年輕人的希望和兒童的夢想！我們肩負著重大責任：確保他們的未來不被否定。」

教宗深入探討了當前的氣候危機，並談到了「地球的過熱」，「這是大氣中的溫室氣體造成的，而這又是近幾十年來生態系統不可持續的人類活動造成的。生產和擁有的野心已經變成了痴迷、變成了無限貪婪、肆無忌憚的剝削、全能妄想」。教宗敦促人們克服分歧，這是解決問題的首要障礙。

教宗說：「在當今這樣一個緊密相連的世界中，治理這個世界的人不可能與世界脫節，由於一些國家的立場將本國利益置於全球共同利益之上，國際談判無法取得重大進展。我們看到，立場僵化甚至頑固，傾向於保護自己和自己公司的利潤，有時以過去他人的行為作藉口，不時地相互推諉責任。」

在這方面，教宗對於「將責任推卸給眾多窮人和出生人數」的企圖感到震驚。他明確指出：「必須堅決打破這些禁忌。這不是窮人的錯，因為全球近一半的最貧困人口只排放了全球汙染物的10%，而少數富裕人口與多數貧困人口之間的差距從未如此之大。」

「可見，原住民族群體是受害者，他們周圍存在著森林砍伐、飢餓、水資源和食品安全問題以及由此引起的移民潮。出生率不是問題，而是一種資源：生育不是反對生命，而是支持生命。某些以溫和手段強加於家庭和民族的意識形態和功利主義模式，則是真正的殖民化行為。」

「如果說《巴黎協定》標誌著新的開始，那麼我們現在必須重新啓程。希望這次氣候變化大會能成為一個轉折點：展現明確而具體的政治意願，從而徹底加快生態轉型。」

權力的目的是「服務」。教宗方濟各告誡道：「今天保持權力毫無益處，這權力如果在緊急和必要時施展不出，明天將被記為無能。」教宗說：「歷史將會為此感激你們。你們所生活的社會也會如此，這些社會內部存在著害處極大的‘粉絲群’的分歧：例如災難論者與漠不關心者之間，激進環保主義者與氣候變化否認者之間……。」教宗指出：「進入這些陣營是無用的；在這種情況下，就像在和平事業中一樣，這不會帶來任何解決方案。唯一的解決方案是良好的政治。」

最後，教宗以希望結束他的講話：「願2024年成為轉折之年。讓我們摒棄分歧，齊心協力！藉著天主的幫助，讓我們走出戰爭和環境破壞的黑夜，將我們共同的未來轉變為光明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