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記得何時開始認識教宗本篤，但我記得，當親身認識他後，會感覺到他與某些人對他的描述恰好相反 —— 有人稱他是「天主的獵狗」，但我覺得他是我認識的人之中最溫和良善的。當然，他主管信理部多年，其間肯定需要質問抱持著有問題觀點及道理的神學家，但我知道他對這些神學家仍是非常尊重且以禮相待，甚至可以說是很友善。

而本篤對一般教友更加和藹可親。他那時服務的信理部位於伯多祿大殿的右邊，而其住處則在伯多祿大殿的左方，所以他每天均須來回經過伯多祿廣場，任何人遇到他、問候他，他總會停步親切與其對話，給予祝福。

我有較多機會接觸本篤應該是在傳信部唐高樞機（Cardinal Tomko）組織的那些討論中國教會的會議上。他發言時有條不紊，語氣謙虛，且記性特別驚人，任何人的論點說話他都記得很清楚。

感謝天主，讓我於慈幼會受到很好的信仰培育 —— 在備修院、初學院、哲學院所受的培訓可說是相當保守；後來到意大利進修哲學、神學時所受的培訓也很深入認真，讓我更懂得尊重教會的傳統。當然那時充斥著梵二大公會議前的氣氛：我們這些年輕學生對教會革新當然有很大希望，但那絕對不是一種拋棄過去、擁抱將來的態度。教宗若望廿三在梵二開幕大禮上的訓詞正正說出我們的期待。

如果純粹以保守或先進來形容，我們可以說是先進的一派。而那時德國科隆（Cologne）教區的若瑟弗林斯樞機（Cardinal Joseph Frings）帶入梵二的專家 —— 年輕的拉辛格教授（Joseph Ratzinger，即以後的教宗本篤）也屬於先進派。但這樣的二分法是有問題的，生命的進展全靠保守和前進的互相平衡。大公會議是教宗和主教們執行最高權威的信理領導，曾被稱為先進的拉辛格後來也被人標籤為保守派，但其實他從沒有改變，他主張並接受教會的更新，同時也絕對珍惜並尊重教會純正寶貴的傳統。很多人都會欣賞教宗本篤的神學思想，而我在慈幼會內的培訓使我特別容易認同他的訓導。

大公會議之後，教會內的混亂是因為有人堅持極左或極右的立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這個「雙名」也正是取自領導了教會大公會議的教宗若望廿三世和教宗保祿六世）藉着拉辛格樞機的協助，穩固地領導了梵二後的教會。

前面曾提到唐高樞機所組織的會議 —— 當時傳信部和國務院一起處理中國教會的事務，拉辛格也以信理部部長的身份參加。

當他接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並取名本篤十六世後，對我們中國的教會特別展示關懷 —— 教宗選擇樞機時絕對是出於他自己的個人選擇，而他竟然在第一批所選的樞機中，也加上我這位已作出退休請求的香港主教於名單之列，很明顯是希望我能為中國教會事務作出貢獻。

我曾有機會遇上聖公會坎特伯雷大主教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他是教宗本篤的好朋友。我問他：「你對我們的教宗有怎樣的看法？」他毫不猶豫地說：「他很害羞（He is very shy）。」本篤從不願意用權威辦事。那時傳信部的部長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亞洲樞機迪亞斯（Cardinal Dias），雖然國務卿貝爾托內樞機（Cardinal Bertone）是站在教宗一邊，跟我同是慈幼會會士，但國務院負責中梵談判的官員帕羅林蒙席（Monsignor Parolin）跟隨傳信部部長，不太同意教宗本篤的策略，更不歡迎我的參與。

我曾為這事向教宗抱怨，並要求他讓我在他面前與那兩部門的首長面對面談論這事。本來當面投訴他的兩位高官，不是會令教宗很尷尬嗎？但教宗竟接受了我的要求。只可惜這次會面並沒有任何成效。

教宗本篤於2007年為中國所寫的一封信，部份被糟蹋了（詳見我所寫的《為了熙雍，我決不緘默》一書）；他所設立的一個龐大委員會也未能發揮太大作用，後來新主席上任，更使到這委員會毫無聲息地消失了。

教宗本篤退休後，我也有機會去梵蒂岡問候他，但那時當然不便再跟他討論任何問題。當他出版《最後談話》（Ultime Conversazioni）一書，他立刻送一本給我，並附上一句親自寫上的說話：「在祈禱中我倆合一 」（“in unione di preghiera”）。過了不久，韓大輝總主教大概不知道教宗已送了一本給我，也買了一本帶給教宗，請他簽名後再送給我。這次教宗所寫的竟是：「我倆在祈禱和思想上合一 」（“in unione di preghiera e pensiero”）。我以為「我是教宗特別寵愛的一個」這想法，不會是太過份吧？

教宗若望保祿經常會宴請客人，教宗本篤卻鮮有為之。記得那一年，我陪香港終身執事朝聖團到意大利，打算參與教宗主日的三鐘經祈禱，豈料本篤當時正在意大利東北貝盧諾 （Belluno）避暑，他知道我從威尼斯去他避暑之處並不方便，竟然找到意大利警方幫忙，用直升機送我去；而終身執事乘坐的旅遊車也有警車開路。三鐘經後，他們對我說：「教宗請你吃午飯。」那天溫馨的景像，我一生也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