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是世界上所有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無論他屬於哪個國家。服從教宗不但無損愛自己的國家，而且能純正並激發它。」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於2024年5月21日在上海教務會議百年紀念大會的致詞中，提到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總主教這句仍合乎時宜的名言。

帕羅林樞機指出，剛恆毅總主教100多年前就論述了教宗與全世界天主教徒之間的合一，闡明“這種共融是信仰不受外部政治利益影響的最佳保障，也是牢牢扎根於當地文化和社會的最佳保障”。剛總主教是中國教務會議的組織者和推動者，而那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中國天主教教務會議。

帕羅林樞機表示，剛恆毅總主教早在100年前就已表明：“教宗願意中國天主教徒愛自己的國家並成為良好公民。教宗是天主的代表，他愛所有國家，猶如天主愛所有國家；教宗也愛你們高貴而偉大的中國，不將她放在任何其它國家之後。”

回顧歷史，帕羅林樞機指出，儘管上海教務會議屬於“特別會議的範疇”，但毫無疑問，“它具有更廣泛的教會意義”。事實上，“那次的中國會議為許多其它傳教國家成為模範，這些國家以中國會議為榜樣，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為召開各自的全國會議作了準備”。

帕羅林樞機認為，那次會議“對當今教會也具有很高的價值，在教宗方濟各的邀請下，教會致力於對同道偕行進行反思”，讓天主子民“成為教會生活有責任心的人和主角”。上海教務會議的神長們也有過同樣的經歷，正如宗座代表剛恆毅所說的那樣：“我們就像建造主教座堂的卑微工人，設計是建築師提供的，但每個人都為這一偉大的建築添磚加瓦。對我們來說，建築師就是教宗。工人離開了，但主教座堂還在。”

剛恆毅總主教的這些思想是在既有積極一面，又呈現不平衡的情況中形成的。帕羅林樞機指出，這種不平衡表現在“幾乎只有外國神職人員”，而且“一些傳教界人士傾向由西方列強建立的保教權，以及由此確定的牧靈方式”。有鑑於此，剛總主教在本篤十五世《夫至大》宗座牧函的啟發下，塑造了自己的傳教和外交“策略”，決意召開一次在中國教會的教務會議。

帕羅林樞機強調，從剛恆毅的觀點來看，將“外來傳教”的概念轉變為“傳教的教會”這一概念的緊迫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需要“促進本地神職人員的發展”。出於這個意念，“他支持在 1926 年為首批六位中國主教祝聖，並以同樣的目的在次年成立了主徒會”。

剛恆毅總主教留下的遺產如今仍可看到， 2018年至今，透過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彼此間的關係也得到了加強。帕羅林樞機在會議間隙說，“我們都關心協議得以續簽，而且有些方面能有所進展”。樞機也表示，希望能“在中國有一種固定性的臨在”。他說：“即使最初能不以宗座代表及聖座使館的形式，但無論如何會增加且加深我們的接觸。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上海教區主教沈斌在發言中保證，將“不斷把中國教會建設成一個合乎天主聖意，接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涵養，為當今中國社會喜悅的聖而公教會” 。他提出天主教會在中國臨在的4點深思，其中的第一點就是“教會在中國的發展必須忠於基督福音”，即忠於“大公信仰”。

他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教會在不斷努力適應新的政治制度的同時，始終忠於自己的大公信仰。中國政府實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並沒有興趣去改變天主教信仰，只希望天主教的神長教友站在中國人民利益的立場上，擺脫外國勢力的控制。”

沈斌主教也提到，“一些傳教士具有強烈的歐洲文化優越感”，他們“甚至抱著利用基督宗教改變中國社會文化的意圖”。這樣做，“必然遭到很多中國人的抵制以至於厭惡”，從而“妨礙了愛的福音在中國人民當中的更大傳播”。

這位上海主教表示，今天中國人民正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天主教會“必須與之相向而行，走一條與當今中國社會文化相適應的中國化道路”。他號召中國的神長教友“愛國愛教，把教會的發展與人民大眾的福祉緊密聯繫起來”。關於這一點，沈斌主教引用教宗方濟各的話，表示“做一個好基督徒不但與做一個好公民不相悖，而且是其中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