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羅林出席上海教務會議百年紀念大會:服從教宗無損愛國

  

圖片:Vatican Media

「教宗是世界上所有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無論他屬於哪個國家。服從教宗不但無損愛自己的國家,而且能純正並激發它。」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於2024年5月21日在上海教務會議百年紀念大會的致詞中,提到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總主教這句仍合乎時宜的名言。

帕羅林樞機指出,剛恆毅總主教100多年前就論述了教宗與全世界天主教徒之間的合一,闡明“這種共融是信仰不受外部政治利益影響的最佳保障,也是牢牢扎根於當地文化和社會的最佳保障”。剛總主教是中國教務會議的組織者和推動者,而那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中國天主教教務會議。

良好信徒和良好公民

帕羅林樞機表示,剛恆毅總主教早在100年前就已表明:“教宗願意中國天主教徒愛自己的國家並成為良好公民。教宗是天主的代表,他愛所有國家,猶如天主愛所有國家;教宗也愛你們高貴而偉大的中國,不將她放在任何其它國家之後。”

上海教務會議對於今日的重要價值

回顧歷史,帕羅林樞機指出,儘管上海教務會議屬於“特別會議的範疇”,但毫無疑問,“它具有更廣泛的教會意義”。事實上,“那次的中國會議為許多其它傳教國家成為模範,這些國家以中國會議為榜樣,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為召開各自的全國會議作了準備”。

帕羅林樞機認為,那次會議“對當今教會也具有很高的價值,在教宗方濟各的邀請下,教會致力於對同道偕行進行反思”,讓天主子民“成為教會生活有責任心的人和主角”。上海教務會議的神長們也有過同樣的經歷,正如宗座代表剛恆毅所說的那樣:“我們就像建造主教座堂的卑微工人,設計是建築師提供的,但每個人都為這一偉大的建築添磚加瓦。對我們來說,建築師就是教宗。工人離開了,但主教座堂還在。”

從“外來傳教”到“傳教的教會”

剛恆毅總主教的這些思想是在既有積極一面,又呈現不平衡的情況中形成的。帕羅林樞機指出,這種不平衡表現在“幾乎只有外國神職人員”,而且“一些傳教界人士傾向由西方列強建立的保教權,以及由此確定的牧靈方式”。有鑑於此,剛總主教在本篤十五世《夫至大》宗座牧函的啟發下,塑造了自己的傳教和外交“策略”,決意召開一次在中國教會的教務會議。

帕羅林樞機強調,從剛恆毅的觀點來看,將“外來傳教”的概念轉變為“傳教的教會”這一概念的緊迫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需要“促進本地神職人員的發展”。出於這個意念,“他支持在 1926 年為首批六位中國主教祝聖,並以同樣的目的在次年成立了主徒會”。

續簽協議和固定性臨在

剛恆毅總主教留下的遺產如今仍可看到, 2018年至今,透過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彼此間的關係也得到了加強。帕羅林樞機在會議間隙說,“我們都關心協議得以續簽,而且有些方面能有所進展”。樞機也表示,希望能“在中國有一種固定性的臨在”。他說:“即使最初能不以宗座代表及聖座使館的形式,但無論如何會增加且加深我們的接觸。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一個本地化的教會

上海教區主教沈斌在發言中保證,將“不斷把中國教會建設成一個合乎天主聖意,接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涵養,為當今中國社會喜悅的聖而公教會” 。他提出天主教會在中國臨在的4點深思,其中的第一點就是“教會在中國的發展必須忠於基督福音”,即忠於“大公信仰”。

他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教會在不斷努力適應新的政治制度的同時,始終忠於自己的大公信仰。中國政府實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並沒有興趣去改變天主教信仰,只希望天主教的神長教友站在中國人民利益的立場上,擺脫外國勢力的控制。”

歷史上的問題

沈斌主教也提到,“一些傳教士具有強烈的歐洲文化優越感”,他們“甚至抱著利用基督宗教改變中國社會文化的意圖”。這樣做,“必然遭到很多中國人的抵制以至於厭惡”,從而“妨礙了愛的福音在中國人民當中的更大傳播”。

中國化進程

這位上海主教表示,今天中國人民正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天主教會“必須與之相向而行,走一條與當今中國社會文化相適應的中國化道路”。他號召中國的神長教友“愛國愛教,把教會的發展與人民大眾的福祉緊密聯繫起來”。關於這一點,沈斌主教引用教宗方濟各的話,表示“做一個好基督徒不但與做一個好公民不相悖,而且是其中的應有之義”。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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