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對話(8)-主教的宗徒繼承與合法性

與中國對話(8)

「主教的宗徒繼承與合法性」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未經教宗任命而被祝聖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這篇文章繼續上篇的主題,論述主教在教會法典上的合法性,以及受到當局承認的問題。
天主教會的至公性不該被單純地理解成一種地理或制度上的意義,而應看到它藉著圓滿共融所具有的信仰、教義和忠誠於聖傳的完整含義。至公性的深刻含義觸及眾人的心靈:換言之,它是朝向有機合一道路行走、使差異在基督內得以調和的一段進程。因此,地方教會在主教的主持,以及司鐸團和執事的協助下,圍繞著全體天主子民的感恩祭而建立起來。

在這層意義上,在有地方教會的地方就有天主教會,而且這地方教會的主教必須與羅馬主教共融,因為羅馬主教在愛德中領導所有分布於世界的地方教會。這就是地方教會「公教」合一的保障。相反地,倘若那個主教不是在與羅馬主教的共融中「產生」的,而且在他日常行為中也未表達這共融,那麼就會出現極嚴重問題。

因此,無論是未經宗座任命而授予主教職的主教,還是接受這職務者,教會法典對他們都制定了嚴重處分。事實上,這樣的祝聖對教會共融是一種令人痛心的傷害,嚴重侵犯了教會法典的規範。

可見,未經教宗任命而領受聖職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也不應該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其本身就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著眼於仔細審查在特殊情況下是否存在必要的條件,好使相關主教在圓滿共融的公教團體中重新獲得接納。

此途徑是經由相關主教多次明確且真誠地向教宗請求寬恕為起點。接下來的程序是:教宗的評估及他可能給予的寬恕;對於那些已經按照教會法典之規定而懺悔的主教們,應免除教會法典給予的處分和審查(尤其是開除教籍的自科絕罰);透過聖事予以赦免;恢復圓滿的共融;相關主教應在內心態度和公開行為上具有共融的表現;最後,總會伴隨一項牧靈職責。

此外,信友團體對受到寬恕及取得合法地位的主教的接納也很重要,換言之,這位派到他們當中的牧人應得到接納:這就要求整個團體以祈禱、監督、服從及合作來促進共融。

關於非法祝聖主教的情況,教會當以特殊的方式處理且預示出和解的途徑,而每當教會共融受到傷害時,應當視為教會生活可預見的一部分。至於中國的情況,主教的合法化並非是今日的創新之舉:這在近十年來已經發生過,儘管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和接納。事實上,在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中顯然也有一些社會性的後果,但這些後果在對事實的某些評估中被加以渲染,有時甚至佔據了主要地位。

一方面是對主教合法化的政治解讀,另一方面是對教會法典處罰的牧靈含義缺乏理解,這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一些觀察者,甚至在教會内的一些成員中出現了不安與困惑。事實上,某些地下教會團體並不甘心接納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明確希望促使主教合法化的舉措。他們擔心若承認這些主教的合法地位,就會被解釋為支持官方團體和政府的政策。

然而,在地下團體內也從未缺少過贊成使主教合法化的聲音。那時,一位地下主教得知與政府當局談判的消息後,便公開稱讚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說:「他敞開了基督般的胸襟,接納了許多官方團體的主教,並為捍衛在中國的教會的合一與共融作出了努力」。

現今,雖然在中國的合法化問題似乎只涉及主教的少數個案,卻仍需要考慮那些基於不同理由而持不同見解的反對聲浪。然而,人人該當秉持如此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在中國唯有以一位合法並被承認的主教為中心,才能開始重組教區團體的教會架構。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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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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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6)

與中國對話(7)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與中國對話(7)-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與中國對話(7)

「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中國有不合乎教會法典的主教,也有未得到政府承認的主教:這是該國兩個基督徒團體共存的現象。一旦本著對話精神開啟談判,其目的是要設法解決這些具體問題,克服這種局面,走向面目一新的積極前景。

眾所周知,根據國際慣例,國家之間的談判是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通常只公布最終結果。因此,沒有人知道聖座與中國當局對話的細節。然而,倘若最終達成共識,我們便可想像,這共識將使教會既能在兩個團體同時存在的教區重建牧靈領導上的合一,也能對長久缺乏主教的眾多教區採取措施,使每個教區都有一位受到教會和國家接納和承認的牧人。

我們不能期待這樣的行動是沒有傷痛的。不滿、痛苦、放棄、怨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還會導致新的張力。然而,在中國的教會必須經歷這種「穿過針孔的過渡」,我們眾人期望這能起到淨化的作用並成為善的傳報者:沒有贏家和輸家,眾人的貢獻都將是寶貴的。

正如帕羅林樞機所言:「此處並非忘卻、忽略或幾乎奇妙般地抹去許多信友和牧人的痛苦歷程,而是在天主的助祐下,注入因許多考驗而來的人力和靈性資本,從而建設一個更祥和及更友愛的未來。」

如果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能夠重啟一種更為友愛與共融的局面,同時尊重各方的情感,這將首先對信友的聖事和靈修生活產生積極反響,他們日益努力成為十足的天主教徒,同時也做真正的中國人。

此外,這樣也將能為教會的活動釋放新的能量,並在中國社會中實現更大的和諧。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眾人的努力和善意。相對於全國總人口,在中國的天主教如果只憑數字會顯得頗為單薄,但素來活躍。儘管許多限制和監控依然存在,其中大部分出於恐懼,擔心宗教能受到“外來”利用而引起社會不安定,但一種面目一新的福傳事業會帶來豐碩果實。

如果一位主教獲得當局承認的路徑是關係到國家、國家法律及其程序的問題,那麼依照教會法典對一位主教合法地位的認可便與教會有關。為能明瞭這一點,有必要認識教會是如何形成的。早在公元第二世紀,聖依勒內(S. Ireneo)就稱教會為靈性共融的團體,她透過主教們連續不斷的繼承,宣講和傳遞由宗徒們建立的聖傳。

主教們的宗徒繼承乃是聖傳的保障,是教會組成的基礎。同時,藉著教宗的自由任命或他對合法選舉的認可,教會也對主教的宗徒繼承及其真實性提供了保障。

一位主教,即使有效地被祝聖,倘若不與伯多祿繼承人和其他在全世界履行牧職的主教們共融,就不能行使職務。只有羅馬主教、基督的在世代表及普世教會的牧人才能判斷他們是否適合,藉此承認他們的合法性,重新接納他們進入天主教的圓滿共融並託付他們一項牧職。至於中國的情況,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沒有獲得教宗任命而在中國新近祝聖的主教是非法有效的(極個別的情況除外)。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始終是「唯一」的,雖然存在許多不合常規的痛苦情況,卻從來沒有以「脫離」羅馬而自居。此外,在中國的教會也從未提出一種拒絕首席職權的教義見解。

實際上,在此也需要補充另一個事實,那就是與教宗共融的熱切渴望一直存留在非法祝聖的中國主教們的心中。儘管這些主教的情況不合法規,意識到他們與教宗共融的願望也造成近些年來相互抵觸的兩種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這些非法主教有誠意,因此相信了他們的懺悔(儘管不接納若干主教不恰當的行為);另有人認為他們沒有誠意,並多次予以譴責。

正因為如此,就如帕羅林樞機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人都不該沒完沒了地屈服於「那為給兄弟定罪的對立心態」,而是「每個人都應懷有信賴地展望教會的未來,超越各種人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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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與中國對話(4)-對話的主角:聖座與中國當局

與中國對話(4)

「對話的主角:聖座與中國當局」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近期的歷史中,準確地說,是在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牧職期間,聖座與中國當局建立起有關主管單位之間的接觸。雙方所展開的私密會談,起初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但聖座堅決持續對話,對中國政府展現尊敬的態度,試圖跨越以往或當下的所有誤解,澄清天主教會的宗教本質和聖座在國際層級行事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對天主教會似乎也產生了類似於區分理論立場和對話需求的想法:中共雖然對宗教在社會內的意義與功能仍抱持哲學偏見,卻也從為嚴峻迫害行徑作辯護,緩慢地轉變到對信徒的個人信仰有所開放,儘管改變的步調在全國並不一致。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2001年曾論及與中國當局對話的必要性:「聖座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以全天主教會的名義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敞開對話的大門,這是人所共知之事。為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誤解之後,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合作。」(致利瑪竇抵達北京四百週年國際研討會文告,2001年10月24日)而本篤教宗2007年闡明,在對話中,「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使命不是為改變國家的結構或行政組織,而是向人宣揚基督」(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信函,第4號)。

因此,教會為自身要求傳揚福音的權利和自由:她的使命不涉及那與政治密切相關的問題。建設一個公正的社會與國家秩序首先是個政治任務,但與此同時,它也是至關重要的人性及道德任務,教會有義務透過淨化理智、培育倫理、發出先知之聲,甚至在必要時刻有建設性地提出批評,藉以作出她獨特的貢獻。

本篤十六世如同他的前任所做的那樣,在寫給在中國的教會的信函中多次肯定聖座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敞開對話之門。他期盼「不久就能見到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具體溝通合作的途徑」,因為「友情策勵交往、分享心靈喜憂、團結與互助」(第4號)。一方面,切莫忘記信仰與牧民智慧的指南針;另一方面,切莫忘記謙卑地認識相關議題的複雜性,我們必須克服與合法政權的持續衝突,針對現存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法(同上)。

在這一貫的行動和教宗訓導下,教宗方濟各渴望繼續致力於對話。而這要求堅持與中國政府的官方談判,秉持必要的謹慎周密與明辨,以及出於信賴天主的高瞻遠矚和孜孜不倦的剛毅。此外,這也解釋了聖父為什麼在不同場合表達了想要訪問幅員遼闊的中國和拜會中國國家主席的心願。

與中國對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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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3)-在中國的教會履行使命的必要選擇

與中國對話(3)

「在中國的教會履行使命的必要選擇」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教會的使命始終如一;不過,為能在中國現時環境中履行這使命,與當局進行建設性對話的必要性似乎越來越強烈。

無論是聖職人員,還是平信徒或修會會士,基督的眾門徒都肩負使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代都要在萬民當中做光做鹽,做酵母,好使眾人看見他們的善行,光榮在天之父。難道在中國的教會的使命能有所不同嗎?

的確,有些觀察者最近注意到中國尤其向西方世界持某種封閉而非平和交談的態度。其他人則想知道聖座如何能繼續相信對話和談判,而不採取一種斥責和更加公開批評的態度。

從聖座在國際領域,尤其在發生衝突和危機情況時作出的眾多干預可以斷定,這樣做是意識到,在距離遙遠又可能缺乏相互理解的地方,對話不僅是適宜,而且也是必要的選擇。除此之外,必須考慮到教會有特別關懷自己信徒的責任,在他們處於劇烈痛苦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事實上,在其它體系眼中這一切可能被理解為一種「默許」甚或「讓步」,但對教會而言,這顯然是回應福音要求的一項道德義務和一種精神力量。

為在中國履行這使命,教會無需請求政治上的特權:她只需要以真實無偽的方式做自己。事實上,在特殊和非常情況下,甚至連必要的自由都沒有的那些情況下,教會仍能推進其福傳使命。

畢竟,教會在任何時代,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曾沒有困難和十字架。甚至今天也能證實,理想的情況似乎在較先進的民主國家也無法繼續存在。

教會卻不能放棄這個理想,而且若缺乏信德、愛德及内部合一,則任何方式都無法彌補。因此,在教會内存在著一種在信德與愛德中守護合一的極特殊服務:這是伯多祿的牧職,身為羅馬主教教宗的牧職。

面對數億人口,在中國的教會的使命首先是要以一個合一的教會臨在於人群中,這樣才能令人信服。教會應盡可能地臨在於中國人民生活的任何地方:在任何時機、任何情況、任何環境,以及任何歷史關鍵時刻,都本著謙卑和基督徒望德的遠見與人民共甘苦,為促進人類的美好未來鋪路,而這未來卻總離不開天主的恩賜。

今天,我們面對時代的巨大挑戰,那就是全球化與追求共同福祉的挑戰,生活質量與環境的挑戰,和平與人權的挑戰。同時,我們也面對一種基於世界和生存消費俗化現象的挑戰,國家只為尋求本國利益而向它國關閉的挑戰,對宗教冷漠的挑戰,以及將弱勢群體邊緣化和丟棄文化的挑戰。教會蒙召正是要臨在於這些場域,藉此宣講那死而復活、賜予世界生命的基督。

如此說來,這一切看似簡單而美好。鑒於基督徒持有這麼多的善意,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政治當局還會害怕他們,或為他們設置許多障礙。事實上,這需要對教會生活於其中的具體境況進行檢討。在這些境況中,有時不僅會發生應受譴責的基督徒的過錯和罪行,甚至他們的善行在起初也不見得全部得到欣然接受。

中國政府當局很久以來似乎越來越明瞭,宗教不是一種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愈加正義就注定要消失的上層建築的現象,而是人類的構成部分。因此,純正的宗教經驗也成為一種促進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極重要因素。即使在第三個千年的先進和複雜的社會中,宗教的臨在也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更新的能力。

需要一提的是,依照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除了仁義、友愛、教育,以及服從權威的價值外,還有一種觀點,即國家有權對各種形式的宗教實施嚴密控制,也運用法律來達到這個目的。事實上,19和20世紀的中國歷史記錄了一些對抗時任政府的反叛事件,以及社會和政治上的各種跡象,其中有一些文化和宗教因素在相互為用。

除了對這些歷史現象的政治評斷外,必須指出這些現象也對一般的宗教事實造成混淆和偏見。這尤其有損於那些具有偉大傳統的宗教,而這些宗教本身則與宗派主義或宗教情愫的政治化毫不相干。

中國社會和文化應能越來越更加意識到,以原教旨主義及非理性主義的途徑來回應人類現實狀況,這完全不符合天主教信仰。

圖片: catholic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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