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談及烏克蘭的和平、移民、與中國的協議、德國教會

圖片:Vatican Media

「我們正在努力竭盡我們所有的創造力,好能為在烏克蘭的和平,促成談判的重啟,第一步應該是停火。」這是聖座國務卿羅帕羅林在羅馬《公教文明》期刊總部出席習安東(Antonio Spadaro)神父的新書發布會時,在發布會間隙向記者講話時所強調的。這本新書的書名是《方濟各的地圖集:梵蒂岡與國際政治》。

在烏克蘭的和平

帕羅林指出:「聖座與各國的願景不同,因為她放眼於普世,以不同的方法尋求和平。教宗方濟各願意去莫斯科和基輔,因為他認為只有在他成功會見兩位總統的情況下,才能為和平服務。」

回顧教宗方濟各「非常緊湊的」十年牧職,樞機指出:「這十年讓教會有機會在世界上得到聆聽。」

接納移民

移民的問題也是帕羅林樞機與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女士在新書發表會的間隙會談的主題。樞機向記者們表示,教宗的指示需要「落實」到各國的政策中。他說,「那些用於遏制與收緊的政策往往受到重視」,而「我們需要轉向更開放、更接納的政策」。

與中國對話

在回答關於中國的問題時,聖座國務卿強調了在教宗方濟各任期內聖座與中國達成協議的重要性。他提到「希望的態度」和「雙方都願意繼續」的對話。樞機以一句話概述說:「我們只求天主教信友能夠是與普世教會保持連結的天主教徒。」

談到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定於4月底訪問北京,這是多年後的首次訪問。樞機稱之為「實現香港教會應當作為中國大陸與普世教會之間『橋樑教會』的特質,因此是一個積極的舉動。」為此,樞機說:「我很高興。」

另外,樞機還透露,教宗方濟各訪問蒙古是「可能的,雖然尚未做出最終的決定」。

德國教會同道偕行之旅

最後的話題談到,德國主教們日前投票通過了對同性戀伴侶的祝福。帕羅林強調,聖座早已在這個問題上明確表態,並指出「將在普世教會的世界主教會議進程中繼續對話」。

樞機總結道:「一個地方教會不能做出這種涉及普世教會紀律的決定。」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與中國對話(8)-主教的宗徒繼承與合法性

與中國對話(8)

「主教的宗徒繼承與合法性」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未經教宗任命而被祝聖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這篇文章繼續上篇的主題,論述主教在教會法典上的合法性,以及受到當局承認的問題。
天主教會的至公性不該被單純地理解成一種地理或制度上的意義,而應看到它藉著圓滿共融所具有的信仰、教義和忠誠於聖傳的完整含義。至公性的深刻含義觸及眾人的心靈:換言之,它是朝向有機合一道路行走、使差異在基督內得以調和的一段進程。因此,地方教會在主教的主持,以及司鐸團和執事的協助下,圍繞著全體天主子民的感恩祭而建立起來。

在這層意義上,在有地方教會的地方就有天主教會,而且這地方教會的主教必須與羅馬主教共融,因為羅馬主教在愛德中領導所有分布於世界的地方教會。這就是地方教會「公教」合一的保障。相反地,倘若那個主教不是在與羅馬主教的共融中「產生」的,而且在他日常行為中也未表達這共融,那麼就會出現極嚴重問題。

因此,無論是未經宗座任命而授予主教職的主教,還是接受這職務者,教會法典對他們都制定了嚴重處分。事實上,這樣的祝聖對教會共融是一種令人痛心的傷害,嚴重侵犯了教會法典的規範。

可見,未經教宗任命而領受聖職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也不應該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其本身就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著眼於仔細審查在特殊情況下是否存在必要的條件,好使相關主教在圓滿共融的公教團體中重新獲得接納。

此途徑是經由相關主教多次明確且真誠地向教宗請求寬恕為起點。接下來的程序是:教宗的評估及他可能給予的寬恕;對於那些已經按照教會法典之規定而懺悔的主教們,應免除教會法典給予的處分和審查(尤其是開除教籍的自科絕罰);透過聖事予以赦免;恢復圓滿的共融;相關主教應在內心態度和公開行為上具有共融的表現;最後,總會伴隨一項牧靈職責。

此外,信友團體對受到寬恕及取得合法地位的主教的接納也很重要,換言之,這位派到他們當中的牧人應得到接納:這就要求整個團體以祈禱、監督、服從及合作來促進共融。

關於非法祝聖主教的情況,教會當以特殊的方式處理且預示出和解的途徑,而每當教會共融受到傷害時,應當視為教會生活可預見的一部分。至於中國的情況,主教的合法化並非是今日的創新之舉:這在近十年來已經發生過,儘管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和接納。事實上,在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中顯然也有一些社會性的後果,但這些後果在對事實的某些評估中被加以渲染,有時甚至佔據了主要地位。

一方面是對主教合法化的政治解讀,另一方面是對教會法典處罰的牧靈含義缺乏理解,這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一些觀察者,甚至在教會内的一些成員中出現了不安與困惑。事實上,某些地下教會團體並不甘心接納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明確希望促使主教合法化的舉措。他們擔心若承認這些主教的合法地位,就會被解釋為支持官方團體和政府的政策。

然而,在地下團體內也從未缺少過贊成使主教合法化的聲音。那時,一位地下主教得知與政府當局談判的消息後,便公開稱讚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說:「他敞開了基督般的胸襟,接納了許多官方團體的主教,並為捍衛在中國的教會的合一與共融作出了努力」。

現今,雖然在中國的合法化問題似乎只涉及主教的少數個案,卻仍需要考慮那些基於不同理由而持不同見解的反對聲浪。然而,人人該當秉持如此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在中國唯有以一位合法並被承認的主教為中心,才能開始重組教區團體的教會架構。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5)

與中國對話(6)

與中國對話(7)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與中國對話(7)-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與中國對話(7)

「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中國有不合乎教會法典的主教,也有未得到政府承認的主教:這是該國兩個基督徒團體共存的現象。一旦本著對話精神開啟談判,其目的是要設法解決這些具體問題,克服這種局面,走向面目一新的積極前景。

眾所周知,根據國際慣例,國家之間的談判是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通常只公布最終結果。因此,沒有人知道聖座與中國當局對話的細節。然而,倘若最終達成共識,我們便可想像,這共識將使教會既能在兩個團體同時存在的教區重建牧靈領導上的合一,也能對長久缺乏主教的眾多教區採取措施,使每個教區都有一位受到教會和國家接納和承認的牧人。

我們不能期待這樣的行動是沒有傷痛的。不滿、痛苦、放棄、怨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還會導致新的張力。然而,在中國的教會必須經歷這種「穿過針孔的過渡」,我們眾人期望這能起到淨化的作用並成為善的傳報者:沒有贏家和輸家,眾人的貢獻都將是寶貴的。

正如帕羅林樞機所言:「此處並非忘卻、忽略或幾乎奇妙般地抹去許多信友和牧人的痛苦歷程,而是在天主的助祐下,注入因許多考驗而來的人力和靈性資本,從而建設一個更祥和及更友愛的未來。」

如果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能夠重啟一種更為友愛與共融的局面,同時尊重各方的情感,這將首先對信友的聖事和靈修生活產生積極反響,他們日益努力成為十足的天主教徒,同時也做真正的中國人。

此外,這樣也將能為教會的活動釋放新的能量,並在中國社會中實現更大的和諧。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眾人的努力和善意。相對於全國總人口,在中國的天主教如果只憑數字會顯得頗為單薄,但素來活躍。儘管許多限制和監控依然存在,其中大部分出於恐懼,擔心宗教能受到“外來”利用而引起社會不安定,但一種面目一新的福傳事業會帶來豐碩果實。

如果一位主教獲得當局承認的路徑是關係到國家、國家法律及其程序的問題,那麼依照教會法典對一位主教合法地位的認可便與教會有關。為能明瞭這一點,有必要認識教會是如何形成的。早在公元第二世紀,聖依勒內(S. Ireneo)就稱教會為靈性共融的團體,她透過主教們連續不斷的繼承,宣講和傳遞由宗徒們建立的聖傳。

主教們的宗徒繼承乃是聖傳的保障,是教會組成的基礎。同時,藉著教宗的自由任命或他對合法選舉的認可,教會也對主教的宗徒繼承及其真實性提供了保障。

一位主教,即使有效地被祝聖,倘若不與伯多祿繼承人和其他在全世界履行牧職的主教們共融,就不能行使職務。只有羅馬主教、基督的在世代表及普世教會的牧人才能判斷他們是否適合,藉此承認他們的合法性,重新接納他們進入天主教的圓滿共融並託付他們一項牧職。至於中國的情況,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沒有獲得教宗任命而在中國新近祝聖的主教是非法有效的(極個別的情況除外)。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始終是「唯一」的,雖然存在許多不合常規的痛苦情況,卻從來沒有以「脫離」羅馬而自居。此外,在中國的教會也從未提出一種拒絕首席職權的教義見解。

實際上,在此也需要補充另一個事實,那就是與教宗共融的熱切渴望一直存留在非法祝聖的中國主教們的心中。儘管這些主教的情況不合法規,意識到他們與教宗共融的願望也造成近些年來相互抵觸的兩種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這些非法主教有誠意,因此相信了他們的懺悔(儘管不接納若干主教不恰當的行為);另有人認為他們沒有誠意,並多次予以譴責。

正因為如此,就如帕羅林樞機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人都不該沒完沒了地屈服於「那為給兄弟定罪的對立心態」,而是「每個人都應懷有信賴地展望教會的未來,超越各種人性限度」。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5)

與中國對話(6)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與中國對話(4)-對話的主角:聖座與中國當局

與中國對話(4)

「對話的主角:聖座與中國當局」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近期的歷史中,準確地說,是在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牧職期間,聖座與中國當局建立起有關主管單位之間的接觸。雙方所展開的私密會談,起初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但聖座堅決持續對話,對中國政府展現尊敬的態度,試圖跨越以往或當下的所有誤解,澄清天主教會的宗教本質和聖座在國際層級行事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對天主教會似乎也產生了類似於區分理論立場和對話需求的想法:中共雖然對宗教在社會內的意義與功能仍抱持哲學偏見,卻也從為嚴峻迫害行徑作辯護,緩慢地轉變到對信徒的個人信仰有所開放,儘管改變的步調在全國並不一致。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2001年曾論及與中國當局對話的必要性:「聖座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以全天主教會的名義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敞開對話的大門,這是人所共知之事。為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誤解之後,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合作。」(致利瑪竇抵達北京四百週年國際研討會文告,2001年10月24日)而本篤教宗2007年闡明,在對話中,「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使命不是為改變國家的結構或行政組織,而是向人宣揚基督」(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信函,第4號)。

因此,教會為自身要求傳揚福音的權利和自由:她的使命不涉及那與政治密切相關的問題。建設一個公正的社會與國家秩序首先是個政治任務,但與此同時,它也是至關重要的人性及道德任務,教會有義務透過淨化理智、培育倫理、發出先知之聲,甚至在必要時刻有建設性地提出批評,藉以作出她獨特的貢獻。

本篤十六世如同他的前任所做的那樣,在寫給在中國的教會的信函中多次肯定聖座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敞開對話之門。他期盼「不久就能見到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具體溝通合作的途徑」,因為「友情策勵交往、分享心靈喜憂、團結與互助」(第4號)。一方面,切莫忘記信仰與牧民智慧的指南針;另一方面,切莫忘記謙卑地認識相關議題的複雜性,我們必須克服與合法政權的持續衝突,針對現存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法(同上)。

在這一貫的行動和教宗訓導下,教宗方濟各渴望繼續致力於對話。而這要求堅持與中國政府的官方談判,秉持必要的謹慎周密與明辨,以及出於信賴天主的高瞻遠矚和孜孜不倦的剛毅。此外,這也解釋了聖父為什麼在不同場合表達了想要訪問幅員遼闊的中國和拜會中國國家主席的心願。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2):有賴於微小卻重大的步伐

與中國對話系列(2)

「有賴於微小卻重大的步伐」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為什麼要跟中國當局對話呢?在中國,天主教徒保持忠貞,儘管敵視宗教的政權造成了種種嚴峻的苦難。怎樣才能達致這種對話呢?

對話是教會生活的一個要素,在教會的行事模式中居於首位,不論是在教會內部,或是她與世界的互動關係上。對話意味著與社會、與各宗教、與各文化接觸……。梵二大公會議早已鼓勵採用對話作為牧靈行動的風格,不僅在教會成員之間實行,也如此對待非基督徒、政府當局和善心人士。《教會憲章》這樣寫道:「人無論有無信仰,都該有助於建設人人共同生活其間的世界。為此,絕對需要坦誠而明智地交換意見。」(21號)

關於對話,教宗保祿六世也在《祂的教會》通諭中清楚談論道:「聖教會應當與其本身生活於內的人類社會會談,在會談中,她本身就以語言,訊息和會談的形式出現。」(67號);天主教會「必須隨時準備與具有善意的各方人士磋商會談,不論他們是在教會圈內或圈外」。(97號)

在人與人之間、機構之間、人的團體之間,對話有益於互相理解,也能促成友誼。在各種情況下,對話都格外滋養信任。互相信任是在眾多機會上簡單而極其慎重地具體實踐許多小步伐、舉動和會晤的成果。如同聖父所言:「總會有些門沒有關閉。」(2017年5月13日)

聖座與中國達到現前的對話氣氛,也有賴於近幾任教宗邁出的微小卻重大的步伐;他們每個人都開闢了道路,給新建築添加了磚頭,啟發了充滿希望的思想和行動。讓我們想想保祿六世平穩的行動,以及本篤十六世和聖若望保祿二世有關主動與中國當局對話的明確指示。最後,讓我們想想,教宗方濟各以他的性格、舉止、訓導正在加快各民族、包括中華民族之間彼此接近和相遇的進程。

當然,教會選擇對話所尋求的並非方法本身,也非不計一切代價地追求妥協或放棄權益的態度,一如典型的甘願「出賣」自己原則的那種人;他們這麼做是為了不費吹灰之力地取得政治或外交成就,因而忘記天主教會團體的苦難旅程。對教會而言,對話必須不斷尋求真理與正義,力求人類完整的善,尊重各項基本權利。然而,教會,包括在中國的教會之使命,不是改變國家的體制或行政,抵抗那體現於政治生活的世俗權力。事實上,教會在實踐自身的使命時,如果只作政治性的戰鬥,就是背叛自己真正的本質,成為泛泛的政治角色,放棄自身的超性聖召,把自己的行動貶低到純粹的世俗層面。

反之,真切而誠懇的對話讓社會內部得以運作,以保護天主教徒的合理期待,促進人人共享的公益。在這種背景下,當天主教會發出批評聲音時,不是為了挑起爭端,作出無效的譴責,而是為了秉持建設性的精神促使社會更加正義。如此一來,批評也是牧靈愛德的具體實踐,因為它集結最弱小者受苦的哀號,他們往往沒有力氣或頭銜來讓人聆聽自己的聲音。

根據聖座的判斷,即使是在中國,開誠布公又互敬互重的對話方法,縱然辛苦且蘊藏著風險,但必將創造更加彼此信賴的氣氛,有助於互相認識,能逐漸克服過往和近期的嚴重誤解。

再者,今天從不同的訊號可以得知,中國愈加注重「軟實力」,也就是聖座在國際層級發揮的軟實力。在中國,歷史順其自然地發展,這要求在教會內肩負特殊使命的人們細心分辨。正因此,聖座運用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與中國當局對話,如今為那些渴望解讀時代的訊號並認出臨於歷史中的天主的人們,這對話呈現出真正牧靈職責的輪廓。天主上智的安排引領著歷史,祂也正在為中國天主教徒的將來具體地施展作為。

圖片: catholicnews.com

與中國對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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