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6日，教宗方濟各在公開接見活動中談及他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的文告，期望在中國的教會得以開始一個新的歷程，這將有助於醫治過去的創傷，恢復全體中國天主教信友的合一，更新福傳的使命。教宗說：
親愛的弟兄姐妹，上週六9月22日，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中國主教任命的問題在北京簽署臨時協議。這項協議是長期和慎重對話的結果，旨在促進聖座和中國當局之間更加積極的合作，以謀求中國天主教團體的益處和整個社會的和諧。
本著這一精神，我決定向中國天主教徒和普世教會發表友愛鼓勵的文告，並於今天公布。藉此文告，我祝願在中國可以開始一個前所未有的歷程，這將有助於醫治過去的創傷，恢復並保持全體中國天主教信友的圓滿共融，以更新的責任感承擔傳播福音的使命。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我們擁有一項重要任務！我們蒙召以熱切的祈禱和弟兄友愛之情來陪伴在中國的弟兄姐妹。他們知道自己並非獨身一人。整個教會與他們一同祈禱，為他們祈禱。
讓我們懇求望德和進教之佑聖母瑪利亞降福並保護在中國的每位天主教徒，並為全體中國人民向天主祈求繁榮與和平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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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宗座米蘭外方傳教會的施安東神父（Antonio Sergianni）表示:「在中國的天主教徒都知道，聖座與他們的國家簽署了一份令許多人熱切期待的協議。」施安東神父曾在中國生活了24年，在本篤十六世教宗《致中國天主教徒信函》時期曾是萬民福音部中國事務部門的成員。
2018年9月24日，施安東神父接受《梵蒂岡新聞網》採訪，談了他對這份協議的看法。他認為，這份協議將有助於梵蒂岡與中國當局增加彼此信任、相互了解的氣氛，而且雙方會互通訊息。中國當局同意成立一個新教區，也接納教宗對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行使精神和聖統上領導的職責，這乃是信任的明證。以下是採訪内容。
問:9月22日簽署的是一項重要協議，它是在經歷了聖座與中國彼此接近的各個階段後醖釀而成。是否可以說，教宗方濟各與他的前任，尤其是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篤十六世在這個方向上一脈相承？
答:絕對如此。若我們重新閲讀2007年本篤教宗致在中國的教會的信函，就會了解這份協議所揭示的全部意義。本篤教宗的《信函》論述在中國的教會的處境，談到教會的合一、張力，以及關於主教牧職的教義。教宗公開談到對話，甚至引證梵二大公會議，指出也必須尊重和愛那些持不同思想和行為的人，因為這有助於同他們對話。本篤教宗在《信函》中兩次引用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的話，表達希望與在中國的教會公開對話的心願。聖若望保祿二世曾說:「我期望敞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對話的空間，克服過去的互不了解。」本篤十六世也在《信函》中談到主教的任命，再次提出對話的期望，寫道:「我希望在主教的任命上達成協議。」
問:這幾天您可能已經聽到中國方面對協議作出的一些評論。據説中國電視新聞也報導了這消息，那麽在中國的信友和一般民衆有哪些反應呢？
答:信友們喜悅地接納了這份協議。我得知，一位蒙教宗寬恕的主教邀請他地區的司鐸們慶祝了這個事件，他們很高興。無疑，人們對此期待已久。兩個星期前我還在中國，我見到一些人，包括司鐸、主教，也有政府代表。他們都對我說，他們熱切期待能簽署協議。即使存在一些困惑，卻也懷有教會的重大希望和熱切期待。當然，他們也說還會有苦難，但若保持和增進一種信任的氣氛，將會克服未來的困難。
問:政府任命的主教合法化、打破兩個對立團體的局面，在您看來，這對許多保持與羅馬聖座共融、經常付出個人代價的人所蒙受的痛苦是否合乎公道？
答:許多人為了教會和忠於基督遭受了苦難。本篤教宗的《信函》承認這一點並對他們表示讚賞，這在今天依然如此:為了基督而受到的痛苦任何人都不能抹去，它繼續是一份珍貴的寶藏。向前看並不是說將過去一筆勾銷。在一種信德的動態中，生命源於十字架:基督的復活是十字架的果實。基督復活時並沒有否認祂的死亡，而是將之轉變。本篤教宗就這痛苦表示:「我表達我弟兄般的關懷。我為你們對基督的忠貞而喜悅，你們的忠貞有時也付出了極痛苦的代價。」教宗也說，珍寶經常是「勝利的泉源」，即使當時看起來可能是一種失敗。為基督受苦的人將蒙受祂的酬報。我甚至認為，這份協議也是那些苦難的果實。
問:您認為，這份協議將能幫助或促進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成長嗎？
答:我確信如此。這份協議並不是一個神通廣大的指揮棒，點一下就能即刻解決所有問題，而是隨著時間的延續將會促使教會成長。首先，它將透過寬恕和增進真實的共融來具體地促進修和進程。這需要一種在修和上的艱辛努力。但也要看到，藉著這份協議，許多修和進程中的障礙都會被移除，因此能增進修和。如果談對未來持樂觀還是悲觀態度，我只記得有一次本篤教宗和我談起這個問題，那時我們在談論在中國的教會的處境，他說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是兩種思維範疇，是人性上的，且過於狹隘。基督徒深信人類歷史由天主引領，因此懷著希望看待現實。如果教會歷經艱辛走到這一步，那就值得希望衆人在未來都會獲益。因此，這協議必能幫助在中國的教會成長。
問:在主教任命的問題上，現在將怎樣實踐呢？教宗的自由度將有多大？在過去祝聖的與羅馬聖座共融的主教們也將受到政府的承認嗎？
答:我們不知道協議的細節。這些問題肯定已經研究過了。就我們所知道的，這將是一種共同參與的實踐。協議有待完善，作為臨時性解決方案，聖座接納由基層、教會團體，包括國家機構介入的指定主教候選人的程序。政府則接納最後的決定，如果一個候選人不受歡迎，而且教宗認為不夠資格，政府當接受這最終的決定，然後重新開始。這似乎是協議的内容，但我們並不知道細節。無論如何，事實正是，在任命問題上同意讓教宗作出最後決定，主教的任命因此由伯多祿繼承人決定。至於羅馬聖座任命而政府不承認的主教們，肯定會有一個承認的程序。這要逐一看待每項個案，無疑這是有待解決的問題之一。這份協議是一個基礎，一個解決仍擺在桌面上的許多問題的條件。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培育。現在比以往更重要的是信仰的成長和品質；幫助信友的良知在信德内成熟，因為這一切都屬於信仰範疇。它不是政治講話，而是牧靈、教會及信仰話題。需要培育處於隔離的司鐸們，扶持感到孤獨的主教們。因此，有能力加強接觸、幫助他們得到培育，這對梵蒂岡也將是一項挑戰。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這幾天，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的消息成了熱門話題。前聖座發言人及新聞室主任、耶穌會士隆巴爾迪神父(Federico Lombardi)撰文回顧了中梵接觸的漫長路程，其中包括導致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形成兩個團體的原因，幫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解讀這份協議的意涵。
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後，清政府迫於不平等條約而勢力衰弱，西方國家由此在中國鞏固了各自的政治、軍事及經濟勢力，法國也提出保護在中國天主教會的傳教工作，外國和中國本地的天主教徒都在這保護之下。
此時，聖座已經意識到必須培養中國本地的聖職人員，而且自19世紀中葉起就開始考慮與中國的邦交議題。在教宗良十三世牧職期間，中國於1886年主動提出希望與聖座建立「友好邦交」，但教宗礙於法國的反對和擔心法國天主教徒的負面反應，沒有向中國派出使節。
不平等條約和法國的保教權在中國人民當中引起不滿，終於在1900-1901年爆發了義和拳運動，其間3萬天主教徒被殺。
本篤十五世上任後對傳教議題具有重大的遠見，而且清楚意識到必須突破教會在殖民時代受到的限制。中國在這個願景中占有決定性的地位，那就是不能再讓基督信仰被視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此時，中國再次提出與聖座建交問題，聖座也積極作出回應，但法國這一次又對中國施壓，導致此事不得不推延。
庇護十一世繼承前任已經開拓的路線，於1922年果斷地委派剛恆毅總主教出任首位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擺脫歐洲各種保教權，於1924年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主教會議會議，為首批6位華人主教的祝聖進行準備。這6位華人主教於1926年10月28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由庇護十一世教宗親自祝聖。
以下是6位首批華人主教:
-河北省宣化代牧區趙懷義主教（北京教區神父）
-山西省汾陽代牧區陳國砥主教（方濟會士）
-浙江省台州代牧區胡若山主教（遣使會士）
-江蘇省海門代牧區朱開敏主教（耶穌會士）
-湖北省蒲圻代牧區成和德主教（方濟會士）
-河北省蠡縣（安國）代牧區孫德楨主教（遣使會士）
在庇護十二世牧職期間，法國保教權終於在1942年被廢除，中國與聖座遂於同一年建立邦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教宗於1946年年初擢升首位中國籍樞機，他就是聖言會會士田耕莘。同年，教宗頒布諭令建立中國聖統制。
1946年，黎培理總主教獲任命為宗座駐南京國民政府的代理大使。1949年，中國建立新政權，這位宗座代表沒有隨同前政府遷移到台灣，而是留在中國大陸並號召其他外國傳教士也留下。
在宗教方面，中國於1950年發起三自運動，1951年1月又成立宗教事務局。黎培理總主教在新聞輿論的強烈攻勢下，被迫於1951年9月5日離開中國。其他外國天主教傳教士也在1951至1954年期間幾乎全部被驅逐出境。
庇護十二世1952年發表《我們切願聲明》（Cupimus imprimis）文告，對三自運動作出回應。他又於1954年頒布《致中國人民》（Ad Sinarum gentem）通諭，譴責所有形式的「愛國運動」。
1955年，上海主教龔品梅和許多其他聖職人員被捕，其他天主教徒則同意參加三自運動。在「百花齊放」運動的背景下，被捕的天主教徒獲得釋放，1957年成立了天主教愛國會，為首批未經教宗授權的主教的祝聖準備了土壤。所謂「官方教會」就是這樣開始的。1958年，20幾位主教就是以這種方式受到祝聖。
1960年，龔品梅和一位美籍傳教士華理柱（James Edward Walsh）主教被公開判刑。1962年，在愛國會召開第二屆大會後，中國教會被迫與羅馬聖座完全分離。時任教宗若望廿三世打算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教出席大公會議，但鑒於時局而打消了這個念頭。
保禄六世牧職期間適逢文化大革命的悲慘年代，許多西方國家及聯合國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承認台灣政權，而聖座則繼續與台灣保持邦交。1970年，保祿六世訪問亞洲和大洋洲，以及還是英屬殖民地的香港，成了首位踏足中國土地的教宗。
1978年，若望保禄二世開始牧職，此時也是鄧小平掌權和推動改革的初期。1979年，中國在宗教領域出現了最初的開放跡象，幾座城市的一些聖堂遂於1980年重新啟用。天主教愛國會在同一年建立中國主教團，但它從未受到羅馬聖座的承認。
1981年2月18日，若望保祿二世從馬尼拉向全體中國天主教徒致以問候。但同年6月因鄧以明主教獲委任為廣州的總主教，中國政府指責梵蒂岡干涉中國内政。於是，保定主教在未徵詢聖座意見的情況下祝聖了3位主教。
當時的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羅西（Agnelo Rossi）樞機1981年12月12日下令准許「合法及忠於聖座」的中國主教祝聖其他的主教，若有需要不必事先徵求同意。這項特權卻也導致濫權，加劇了「地下」與「官方」或「愛國」團體之間的對立。
中國改革開放後，其它國家的主教團和天主教機構與在中國的教會的接觸日益頻繁，但在與愛國會及其成員的關係上也出現曖昧和張力的情況。1988年，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董高（Jozef Tomko）樞機向西方國家的主教團就「地下」與「官方」信徒的關係作出八點指示。
另一方面，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起，以及隨後歐洲共產主義的危機，中國政府增加了對若望保禄二世的不信任。這位教宗又把自1988年起獲准到美國就醫的龔品梅主教擢升為樞機。
無論如何，文革結束後，許多「愛國會」主教在新形勢下透過秘密途徑請求羅馬聖座的承認，而且也獲得批准。一種「分裂」教會的可能性觀念最終日落西山。在日後2007年於梵蒂岡召開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上確認，「幾乎所有的主教和司鐸與羅馬聖座共融」。
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聖座的關係又陷入新困境，這尤其是因為在中國又祝聖了非法的主教，以及在羅馬於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當天為在義和團運動中120位殉道者舉行了封聖禮。若望保禄二世為克服這些困難作出很大努力，向中國、中國人民及其當局伸出友誼和尊重的手，甚至承認“過去的錯誤和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交部2005年在若望保禄二世去世的機會上，對這位教宗加以稱讚。隨後，雙方恢復了直接接觸。
2007年5月27日，本篤十六世發表《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内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信函，其中充滿牧職指示。教宗堅持教會的合一性，廢除所有的特權，包括主教的「秘密祝聖」，期望與中國政府當局對話。
2008年5月7日，北京愛樂交響樂團和上海歌劇院合唱團聯袂在保禄六世大廳為本篤十六世演奏一場非凡的音樂會，打開「文化外交」的局面。隨後，儘管在中國徵得羅馬聖座同意的主教祝聖持續了幾年，但在2010和2011年再次發生非法祝聖事件，聖座對此於2011年7月16日作出果斷的回應。
教宗方濟各自上任之初，就已多次表示熱切及親切地關注中國人民，這有助於建立一種新而緩和的氛圍、促使聖座與中國當局有效地恢復對話。在2014年8月14至18日訪問韓國的機會上，教宗在他的座機飛越中國領空時拍發電報給中國國家主席。教宗又於2016年2月2日接受《亞洲時報》專訪時，充分地表達了對中國人民及其文化的敬重。
最近幾年來，聖座與中國政府增進了彼此接觸，溝通的渠道似乎更加穩固而有效。一些中國新聞機搆和中國外交部也多次刊登對教宗方濟各態度緩和的聲明，其中包括教宗的國際訪問和對教宗講話的評論。其餘的便是這幾天發生的事。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2018年9月22日在北京簽署了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聖座此舉並非出於政治考量，而是著眼於教會與牧靈目標，就是希望在中國的公教團體能有與聖座共融，同時也受到當局承認的好牧人。
與這特定目的相關的其它一般牧靈性質的目標包括:
-為福傳工作提供新動力；
-幫助天主教徒走修和道路，使他們的信仰生活逐步正常化；
-在福音的光照下為自己國家的福祉作出貢獻，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聖座意識到，教會在歷史上的牧靈行動也常涉及政治方面的問題。的確，教會應對社會公益的建設作出獨特貢獻。梵二大公會議(牧職憲章76號)對此指出:「在各自的領域內，政府與教會各自獨立自主。但二者各以其不同名義，為完成人類所有私人及社會的同一聖召而服務。二者依照時間和空間的局勢越能健全地合作，便越能有效地為公共福利服務。」
在彼此接觸中，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本著信任和對話精神不斷交談、不斷定期會晤，以期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信任逐漸在增長，雖然也會出現一些成見和偏見。這一切努力促成了一項關乎重大問題，也就是主教任命協議的簽署。
值得一提的是，雙方一致同意繼續遵循「友好調解」方法的重要性，藉此解決在關於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的詮釋和實施上可能出現的分歧。
協議的内文沒有公諸於世，這是因為它雖具備有效及法律上的特性，但屬於臨時性質，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試驗性的。未來的修訂和未來的完善是可能及值得期盼的。
對聖座而言，此時重要的是，願衆人都能理解、都能相信這份協議使衆人獲益，是為了在中國的天主教徒的靈性益處和中國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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