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聖座新聞室主任回顧聖座與中國關係的漫長路程

這幾天,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的消息成了熱門話題。前聖座發言人及新聞室主任、耶穌會士隆巴爾迪神父(Federico Lombardi)撰文回顧了中梵接觸的漫長路程,其中包括導致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形成兩個團體的原因,幫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解讀這份協議的意涵。

突破殖民限制,培養中國本地聖職人員

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後,清政府迫於不平等條約而勢力衰弱,西方國家由此在中國鞏固了各自的政治、軍事及經濟勢力,法國也提出保護在中國天主教會的傳教工作,外國和中國本地的天主教徒都在這保護之下。

此時,聖座已經意識到必須培養中國本地的聖職人員,而且自19世紀中葉起就開始考慮與中國的邦交議題。在教宗良十三世牧職期間,中國於1886年主動提出希望與聖座建立「友好邦交」,但教宗礙於法國的反對和擔心法國天主教徒的負面反應,沒有向中國派出使節。

不平等條約和法國的保教權在中國人民當中引起不滿,終於在1900-1901年爆發了義和拳運動,其間3萬天主教徒被殺。

本篤十五世上任後對傳教議題具有重大的遠見,而且清楚意識到必須突破教會在殖民時代受到的限制。中國在這個願景中占有決定性的地位,那就是不能再讓基督信仰被視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此時,中國再次提出與聖座建交問題,聖座也積極作出回應,但法國這一次又對中國施壓,導致此事不得不推延。

庇護十一世繼承前任已經開拓的路線,於1922年果斷地委派剛恆毅總主教出任首位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擺脫歐洲各種保教權,於1924年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主教會議會議,為首批6位華人主教的祝聖進行準備。這6位華人主教於1926年10月28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由庇護十一世教宗親自祝聖。

以下是6位首批華人主教:
-河北省宣化代牧區趙懷義主教(北京教區神父)
-山西省汾陽代牧區陳國砥主教(方濟會士)
-浙江省台州代牧區胡若山主教(遣使會士)
-江蘇省海門代牧區朱開敏主教(耶穌會士)
-湖北省蒲圻代牧區成和德主教(方濟會士)
-河北省蠡縣(安國)代牧區孫德楨主教(遣使會士)

在庇護十二世牧職期間,法國保教權終於在1942年被廢除,中國與聖座遂於同一年建立邦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教宗於1946年年初擢升首位中國籍樞機,他就是聖言會會士田耕莘。同年,教宗頒布諭令建立中國聖統制。

面對中國新政權下的三自運動

1946年,黎培理總主教獲任命為宗座駐南京國民政府的代理大使。1949年,中國建立新政權,這位宗座代表沒有隨同前政府遷移到台灣,而是留在中國大陸並號召其他外國傳教士也留下。

在宗教方面,中國於1950年發起三自運動,1951年1月又成立宗教事務局。黎培理總主教在新聞輿論的強烈攻勢下,被迫於1951年9月5日離開中國。其他外國天主教傳教士也在1951至1954年期間幾乎全部被驅逐出境。

庇護十二世1952年發表《我們切願聲明》(Cupimus imprimis)文告,對三自運動作出回應。他又於1954年頒布《致中國人民》(Ad Sinarum gentem)通諭,譴責所有形式的「愛國運動」。

1955年,上海主教龔品梅和許多其他聖職人員被捕,其他天主教徒則同意參加三自運動。在「百花齊放」運動的背景下,被捕的天主教徒獲得釋放,1957年成立了天主教愛國會,為首批未經教宗授權的主教的祝聖準備了土壤。所謂「官方教會」就是這樣開始的。1958年,20幾位主教就是以這種方式受到祝聖。

1960年,龔品梅和一位美籍傳教士華理柱(James Edward Walsh)主教被公開判刑。1962年,在愛國會召開第二屆大會後,中國教會被迫與羅馬聖座完全分離。時任教宗若望廿三世打算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教出席大公會議,但鑒於時局而打消了這個念頭。

文革及改革開放中的教會

保禄六世牧職期間適逢文化大革命的悲慘年代,許多西方國家及聯合國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承認台灣政權,而聖座則繼續與台灣保持邦交。1970年,保祿六世訪問亞洲和大洋洲,以及還是英屬殖民地的香港,成了首位踏足中國土地的教宗。

1978年,若望保禄二世開始牧職,此時也是鄧小平掌權和推動改革的初期。1979年,中國在宗教領域出現了最初的開放跡象,幾座城市的一些聖堂遂於1980年重新啟用。天主教愛國會在同一年建立中國主教團,但它從未受到羅馬聖座的承認。

1981年2月18日,若望保祿二世從馬尼拉向全體中國天主教徒致以問候。但同年6月因鄧以明主教獲委任為廣州的總主教,中國政府指責梵蒂岡干涉中國内政。於是,保定主教在未徵詢聖座意見的情況下祝聖了3位主教。

當時的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羅西(Agnelo Rossi)樞機1981年12月12日下令准許「合法及忠於聖座」的中國主教祝聖其他的主教,若有需要不必事先徵求同意。這項特權卻也導致濫權,加劇了「地下」與「官方」或「愛國」團體之間的對立。

中國改革開放後,其它國家的主教團和天主教機構與在中國的教會的接觸日益頻繁,但在與愛國會及其成員的關係上也出現曖昧和張力的情況。1988年,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董高(Jozef Tomko)樞機向西方國家的主教團就「地下」與「官方」信徒的關係作出八點指示。

另一方面,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起,以及隨後歐洲共產主義的危機,中國政府增加了對若望保禄二世的不信任。這位教宗又把自1988年起獲准到美國就醫的龔品梅主教擢升為樞機。

中梵關係在波折中行進

無論如何,文革結束後,許多「愛國會」主教在新形勢下透過秘密途徑請求羅馬聖座的承認,而且也獲得批准。一種「分裂」教會的可能性觀念最終日落西山。在日後2007年於梵蒂岡召開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上確認,「幾乎所有的主教和司鐸與羅馬聖座共融」。

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聖座的關係又陷入新困境,這尤其是因為在中國又祝聖了非法的主教,以及在羅馬於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當天為在義和團運動中120位殉道者舉行了封聖禮。若望保禄二世為克服這些困難作出很大努力,向中國、中國人民及其當局伸出友誼和尊重的手,甚至承認“過去的錯誤和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交部2005年在若望保禄二世去世的機會上,對這位教宗加以稱讚。隨後,雙方恢復了直接接觸。

2007年5月27日,本篤十六世發表《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内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信函,其中充滿牧職指示。教宗堅持教會的合一性,廢除所有的特權,包括主教的「秘密祝聖」,期望與中國政府當局對話。

2008年5月7日,北京愛樂交響樂團和上海歌劇院合唱團聯袂在保禄六世大廳為本篤十六世演奏一場非凡的音樂會,打開「文化外交」的局面。隨後,儘管在中國徵得羅馬聖座同意的主教祝聖持續了幾年,但在2010和2011年再次發生非法祝聖事件,聖座對此於2011年7月16日作出果斷的回應。

教宗方濟各自上任之初,就已多次表示熱切及親切地關注中國人民,這有助於建立一種新而緩和的氛圍、促使聖座與中國當局有效地恢復對話。在2014年8月14至18日訪問韓國的機會上,教宗在他的座機飛越中國領空時拍發電報給中國國家主席。教宗又於2016年2月2日接受《亞洲時報》專訪時,充分地表達了對中國人民及其文化的敬重。

最近幾年來,聖座與中國政府增進了彼此接觸,溝通的渠道似乎更加穩固而有效。一些中國新聞機搆和中國外交部也多次刊登對教宗方濟各態度緩和的聲明,其中包括教宗的國際訪問和對教宗講話的評論。其餘的便是這幾天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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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隆巴爾迪神父:會士退而不休,繼續服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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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隆巴爾迪神父結束聖座新聞室主任一職,由美籍記者格雷格‧伯克(Greg Burke)接班的消息在國際新聞界引起熱烈反應。從宣布這一消息的時刻起,已有許多人向隆巴爾迪神父表達對他卓越工作的謝意,包括新聞界和非新聞界人士。隆巴爾迪神父7月12日接受梵蒂岡電台訪問,分享了他此時的心情並回顧了他擔任梵蒂岡發言人10年來意義最重大的時刻。

隆巴爾迪神父首先坦言,近3年來他曾多次向教宗方濟各表明自己完全樂意提供能力所及的服務,但也接受教宗為這項職務的交替作的任何決定。

10年來,隆巴爾迪神父作為梵蒂岡發言人,並為教宗本篤十六世和教宗方濟各服務。他談到這些年來所經歷的最艱難、最嚴峻的時刻莫過於性侵犯事件。

「我注意並參與了關於性侵犯事件的辯論,公開性的包括在内:這自然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全力以赴參與其中,意識到這就是本篤十六世教宗經常告訴我們,而且我們也必須走完的淨化教會的旅程。我設法貢獻己力,與別人合作,以清楚、透明以及本著真理的態度來面對這些問題,好使這樣的事確實不再發生,或至少在問題剛出現時就能以正確、及時和嚴肅的方式來處理。」

梵蒂岡機密文件外泄是隆巴爾迪神父經歷的另一個艱難時刻,這件事也令他感到一定程度的痛苦。隆巴爾迪神父承認,那不是專業上的艱難時刻,而是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痛苦來面對,意識到在傳播工作上也應不斷臻於完善,以更恰當、更全面及更平靜的觀點回答問題,將人引向真理。同時,他也要幫助同行和周圍世界對人和人的限度有所了解,知道儘管許多教會的成員有人性上的軟弱,但教會總是履行正面的使命。

隆巴爾迪神父從2016年8月1日起不再擔任聖座發言人,從此他將不會再收到記者們每日隨時發來的短信和電話。對此,隆巴爾迪神父表示:「我認為,我的工作性質改變了,但我並沒有想到退休!作為一名會士,他一生中的每日都是在服事天主和教會,退休二字並不存在。倘若記者們不再打來電話,詢問對一個緊急問題的答覆,自然會有其它的電話或其它類型的關係等待著我,我會設法全心全力地予以回應。」

來源:  梵蒂岡電台

圖片: Catholic News Service

聖座新聞室公布新任正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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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接受聖座新聞室主任隆巴爾迪神父的辭呈,同時任命該機構副主任格雷格‧伯克(Greg Burke)為聖座新聞室主任,帕洛瑪‧加西亞‧奧韋赫羅(Paloma García Ovejero)女士為副主任。

2016年7月11日上午,格雷格‧伯克和帕洛瑪‧加西亞女士蒙教宗方濟各接見。二人都是世界級的平信徒記者,將於今年2016年8月1日上任。

格雷格‧伯克1959年生於美國聖路易斯(Saint Louis)一個虔誠的天主教信仰家庭。少年時在該城耶穌會士辦的高中就讀,以後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比較文學,於1983年畢業,隨後並攻讀了新聞專科。他在大學期間加入主業會。 [Read more…]

梵蒂岡電台台長隆巴爾迪神父即將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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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廣播電台台長隆巴爾迪神父(Federico Lombardi)和行政部門主任加斯巴里博士(Alberto Gasbarri)即將於2月底結束在梵蒂岡電台的職務。為此,在聖座國務院的指示下,傳播秘書處處長維加諾蒙席(Dario Edoardo Viganò)在2月22日宣布任命吉薩尼博士(Giacomo Ghisani)自3月1日起暫時擔任梵蒂岡電台法定代理人暨行政部門負責人,「以確保在現前梵蒂岡媒體改組期間,電台的行政工作得以正常運作」。

傳播秘書處的公告指出,教宗方濟各去年6月27日頒布手諭,設立聖座傳播秘書處,將梵蒂岡所有的媒體機構「整合在同一個聖座新部門的旗下」,所涉及的機構包括聖座社會傳播委員會、聖座新聞室、梵蒂岡互聯網、梵蒂岡廣播電台、梵蒂岡電視中心、羅馬觀察報、梵蒂岡印刷所、梵蒂岡攝影部門和梵蒂岡書局出版社。聖座社會傳播委員會和聖座新聞室的行政及管理層面已於今年1月1日起進行整合。聖座國務院對梵蒂岡傳播機構的職權則毫無修改。

根據傳播秘書處已呈報並獲核准的改革時間表,「2016年將全面且積極地進行梵蒂岡廣播電台和梵蒂岡電視中心的整合工作。此前,電台與電視中心已開始統整某些實務工作,諸如製作並播送教宗禮儀和梵蒂岡其它重要活動的音頻和視頻,其目標是優化人力資源的效能」。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梵蒂岡電台台長隆巴爾迪神父和行政部門主任加斯巴里博士因任期屆滿又年屆退休而將於2月底卸任,但聖座不再為這兩項領導職務任命繼任者,「而是任命吉薩尼博士身兼梵蒂岡電台法定代理人和行政部門負責人這兩項職務。吉薩尼博士現職為聖座傳播秘書處副主任,他曾擔任梵蒂岡電台法務和國際關係室主任多年,熟知電台事務」。

意大利耶穌會士費代里科‧隆巴爾迪神父目前兼任梵蒂岡廣播電台台長暨聖座新聞室主任。他自1990年起擔任梵蒂岡電台節目部門主任,2005年獲任命為電台台長,在教宗的電台奉獻了26年的心力。隆巴爾迪神父卸任台長一職後,依然擔任聖座新聞室主任。

來源:  梵蒂岡電台

圖片: Catholic News Service

隆巴爾迪神父: 斯里蘭卡捐給教宗的愛德善款是窮人對窮人的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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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宗同行牧靈訪問的聖座新聞室主任隆巴爾迪神父,向梵蒂岡電台特派員普羅茨評論了教宗在斯里蘭卡的行程。

教宗參訪佛寺是臨時添加的行程,隆巴爾迪神父解釋,這是因為教宗抵達斯里蘭卡時,「在機場會晤了一位佛教組織的代表」,他邀請教宗到他的團體小聚片刻。「這位佛教大師也出席了元月13日的宗教交談聚會」。因此,「教宗於1月14日傍晚把握時機,短暫地參訪佛教中心。那裡有一座佛寺和一間誦經堂。教宗受到熱情款待,有人為他導覽這個祈禱場所,還向他展示了在佛像前供奉舍利子的佛塔。這座佛塔一年僅打開一次,但他們特別為教宗打開。這展現出他們對這位來訪的重要宗教領袖的尊重、崇敬和友誼」。 [Read more…]

隆巴爾迪神父表示教宗與大公宗主教強烈渴望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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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為期三天的土耳其牧靈訪問於11月30日結束。隨行的聖座新聞室主任隆巴爾迪神父向梵蒂岡電台表示,教宗此行「最感人的畫面是他在清真寺的靜默朝拜,以及他請求並領受宗主教的降福,宗主教還回以親吻」。 [Read more…]

聖座新聞發布會: 聆聽有助於恢復信賴,治好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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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上午,教宗方濟各在梵蒂岡聖瑪爾大之家會見了6位性侵犯的受害者,他們3男3女,分別來自德國、愛爾蘭和英國。關於這項會晤,聖座新聞室主任隆巴爾迪神父於當天中午舉行新聞發布會。

他表示:「這6個人在前一天已經來到聖瑪爾大之家。晚上他們在飯廳用晚餐時,教宗曾來到他們跟前,首次問候他們。今天早晨在聖瑪爾大之家有7點鐘的彌撒。彌撒後,教宗不僅在聖堂門口一一問候了參加彌撒的人,也同他們一起在飯廳用早餐。上午9點鐘開始會晤每個人。」 [Read more…]

隆巴爾迪神父: 教宗方濟各推動旅途教會走上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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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的牧職將於3月13日滿一週年,近日來媒體評論此起彼伏。緊張的一年使人們再次對教會問題給予關注,包括那些所謂「遙遠」的人。聖座新聞室主任隆巴爾迪神父(Federico Lombardi)對此表示: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