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6日，教宗方濟各在公開接見活動中談及他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的文告，期望在中國的教會得以開始一個新的歷程，這將有助於醫治過去的創傷，恢復全體中國天主教信友的合一，更新福傳的使命。教宗說：
親愛的弟兄姐妹，上週六9月22日，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中國主教任命的問題在北京簽署臨時協議。這項協議是長期和慎重對話的結果，旨在促進聖座和中國當局之間更加積極的合作，以謀求中國天主教團體的益處和整個社會的和諧。
本著這一精神，我決定向中國天主教徒和普世教會發表友愛鼓勵的文告，並於今天公布。藉此文告，我祝願在中國可以開始一個前所未有的歷程，這將有助於醫治過去的創傷，恢復並保持全體中國天主教信友的圓滿共融，以更新的責任感承擔傳播福音的使命。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我們擁有一項重要任務！我們蒙召以熱切的祈禱和弟兄友愛之情來陪伴在中國的弟兄姐妹。他們知道自己並非獨身一人。整個教會與他們一同祈禱，為他們祈禱。
讓我們懇求望德和進教之佑聖母瑪利亞降福並保護在中國的每位天主教徒，並為全體中國人民向天主祈求繁榮與和平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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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衪的慈愛直到永恆,衪的忠信世世長存」
(聖詠100,5)
在中國教會內最親愛的主教弟兄、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全體教友，讓我們感謝上主，因為祂的慈愛直到永恆,並承認「祂造成了我們，我們非祂莫屬，是祂的子民，是祂牧場的羊群！」 (聖詠100,3)。
此刻，在我的心靈深處迴響起我可敬的前任教宗在2007年5月27日的信中勸勉你們的話:「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啊，妳這個在那跋涉於歷史中的億萬人民中生活和工作的小小羊群，耶穌的話對你是何等鼓舞和具挑戰性:『你們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為你們的父喜歡把天國賜給你們』（路12，32）。[…]因此，『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5，16）」 （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2007年5月27日，第五節。）。
1. 近期，針對目前在中國的天主教團體，尤其是針對它的未來，流傳著許多彼此相反的聲音。我知道這些紛亂的意見和看法會導致不少的混亂，會在許多人內心引發反面的情緒。對某些人而言，會產生疑問和困惑；而對另一些人而言，則有如同被聖座拋棄的感覺，與此同時，會對因為忠於伯多祿繼承人而承受苦難的價值提出令人苦惱的問題；相反,對許多人而言，積極的等待和反思激發了對更加寧靜未來的希望，以便在中國土地上做出富有成效的信仰見證。
這種局勢的到來， 特別突顯有關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臨時性協定，正如你們所知，前幾天在北京簽署了此協定。在對中國教會生活富有意義的緊要關頭，我首先想藉此簡短文告向你們確保我在日常祈禱中紀念你們，並想和你們分享我的內心感受。
此感受是對天主的感謝和對你們由衷的敬佩之情，即整個教會對你們的敬佩之情：即使當某些事件對你們特別地不利和困難時，你們依然表現出你們的忠貞、在考驗中的堅定和對天主上智安排毫不動搖的信心。
這種痛苦的經歷是屬於中國教會和在世上旅居的所有天主子民的靈性寶藏。我向你們保證，天主正是通過試煉的熔爐，定會用他的安慰充滿我們的心， 並為我們準備一份更大的喜樂。我們確信聖詠126章中所說的:「那含淚播種的人，必含笑獲享收成!」 (第5節)
因此，讓我們持續注視許多教友和牧者的芳表，他們毫不猶豫地為福音的傳播而奉獻他們「美好的見證」(參閱弟前6，13)，直至犧牲生命。他們被認為是天主的真正朋友。
2. 對我而言，我總認為中國是一個富饒而具備契機之地，中國人民是文化和智慧極珍貴寶藏的工匠與守護者，耐得住逆境並結合不同特點而變得精煉，並非偶然，自古以來它就接觸了基督的資訊。正如非常敏銳的耶穌會士神父利瑪竇所說的，讓我們挑戰彼此信任的美德:「交友之先宜察，交友之後宜信」 (利瑪竇：《交友論》，7)。
這也是我的信念:只有借著對話的實踐，才能真實和富有成效的相遇，即意味著彼此認識，彼此尊重並彼此「同行」，以便建設更加和諧的共同未來。
把臨時性協議放置在這個互信的軌跡中。此協議體現了聖座與中國政府當局漫長而複雜的雙方對話的果實，由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開啟，接著由本篤十六世教宗繼續。藉此歷程，聖座自始至終不為別的,而旨在實現教會自身的牧靈目標，即支援和推動福傳事業， 並實現和保持在中國的天主教團體的圓滿與有形可見的合一。
關於本協定的價值及其目標，我想向你們提出一些反思，並為你們提供某些牧靈的靈性提示，以便在此新階段走我們被要求遵循的路途。
在此談及的是一個路途，就如上邊所談及的一樣，它「需要時日及雙方的善意」 (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2007年5月27日，第四號)，但對教會而言，不管在中國內外，不僅僅是關係到合乎人性的價值，卻也關係到回應靈性的召叫:走出自我，以擁抱「今天人的喜樂與希望、憂愁與悲痛，特別是窮人和所有那些遭受痛苦人的」 (梵二文獻«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1節)，並擁抱天主託付的目前挑戰。因此，是一個在歷史路徑上做為旅居者的教會召叫，首先要相信天主及祂的許諾，正如亞巴郎和我們信仰內的父輩們所做的那樣。
亞巴郎被天主召叫，他以服從前往接受一個作為產業的陌生之地，而不知道在他面前將開始的道路。如果亞巴郎在離開自己的土地之前要求先具備完美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也許他將永不會動身。相反地，他信靠天主，並依照祂的話，離開了自己的家和自身的安全。不是因為歷史的改變讓他信賴天主，而是他純潔的信德帶來了歷史的改變。事實上，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是未見之事的確證。因這信德，先人們都曾得了褒揚”」(希伯來書11, 1-2)。
3. 作為伯多祿的繼承人，我想在這信仰中堅定你們(參閱路22，32)：在亞巴郎的信德內，在童貞瑪利亞的信德內，在你們所接受的信仰內，邀請你們對歷史的主宰者和對教會針對祂的旨意所完成的分辨總是抱以更大的信心。讓我們呼求聖神的恩賜，以便光照我們的思想並溫暖我們的心，也幫助我們明瞭祂要領我們到何處，克服難免的迷失時刻，並且有力量果斷地繼續在我們面前所展開的道路上前行。
正是為支援和推動在中國的福音傳播及重建教會圓滿與有形可見的共融，首先面對主教的任命問題是最重要的。眾所周知，不幸的是，在中國的教會的近期歷史被高度緊張、創傷和分裂留下了令人悲痛的印痕，問題尤其集中於作為教會純正信仰的守護者和共融的保證者主教們身上。
在過去，當有人自認為也可以決定教會團體內部生活，並且超越了國家合法許可權而對教會直接控制時，在中國的教會就出現了秘密狀態的現象。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經歷不屬於教會生活的常態，「歷史告訴我們，只有當迫切渴望維護自身信仰的完整性時，牧者和信友們才這樣做」(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2007年5月27日，第八號)。
我想讓你們知道，自從我被託付伯多祿牧職以來，就體會到中國教友真誠地渴望在與伯多祿繼承人及與普世教會保持圓滿共融的情況下活出自己的信仰，為此我感到莫大的慰藉。與伯多祿繼承人共融是「對主教們和眾教友，一個永恆可見的原則和團結的基礎」(梵二文獻«教會憲章»第23節)。通過這些年來的許多具體的標記和見證，這份願望到達我前，甚至也包括那些由於自身軟弱及錯誤，但也有不少次是由於周圍環境的強大和不當的外在壓力，而傷害了教會共融的主教們的。
因此，在仔細研究了每一個別情況並聆聽不同的意見之後，我做了大量的反思和祈禱，為尋求在中國的教會的真正益處。最後，我在上主面前以平靜的判斷，繼續我前任教宗們的方向，我決定對餘下的七位沒有教宗任命而接受祝聖的 「官方」主教給予和好，在免除所有他們相關的教會法典的處罰後，重新接納他們到教會圓滿的共融中。與此同時，我要求他們，藉具體與有形可見的行為來表達與宗座及遍佈全球的教會所恢復的合一，即使在困難中他們仍應保持忠貞。
4. 在我第六年的教宗任期中，就將起初的步伐放置在天主仁慈大愛的標記下，我邀請所有的中國天主教信友成為和好的工匠，以不斷更新的宗徒熱忱記住聖保祿的話:「祂曾藉基督使我們與祂和好，並將這和好的職務賜給了我們」(格林多後書5，18)。
事實上，如同我在慈悲特殊禧年閉幕時所寫的，「沒有任何法律或規律可以阻止天主去擁抱祂的兒子；他明認自己曾經走上歧途，但現在決定改過自新。只停留在法律層面，就等同低估了信仰，以及天主的慈悲。[…]包括在情況複雜的個案中，更易誘使人只按法律衍生的公義來判斷；我們應該要相信從天主恩寵源源不斷湧出的力量」 (教宗方濟各: 《慈悲的主與可憐的罪人》宗座牧函，2016年11月20日，11)。
在這種精神中，並在已做的決定下，我們可以開始一個新的歷程，我們希望這將有助於醫治過去的創傷，重新恢復所有中國信友的圓滿共融，並開始一個更加兄弟般的合作階段，以更新的責任感承擔傳播福音的使命。實際上，教會的存在是為了見證耶穌基督、天父的寬恕和祂救援的愛。
5. 與中國當局簽訂的臨時性協定，儘管只是限定於某些教會生活方面，並有必要更加完善，但它也能為譜寫這新的中國教會篇章而做其貢獻。此協定首次引入中國當局和聖座之間的持久合作因素，以希望能為天主教團體保障良好的牧者。
在此背景下，聖座有意徹底做到屬於自己的部分，但是你們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平信徒也一樣，也擁有一個重要的角色：一起尋找在教會內能承擔複雜而重要的主教牧職服務的良好候選人。事實上，不是任命有關掌管宗教問題的官員，而是任命合乎耶穌心意的真正牧者，努力慷慨地為天主子民，尤其為最貧窮者及最弱小者服務，並奉上主的話為至寶:「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為首，就當作眾人的奴僕。」(馬爾谷10，43-44)
在此方面，協議顯然不是別的，而是一個工具，不能獨自解決所有存在的問題。相反，假如不伴隨著更新個人態度和教會行為的積極努力，那將是無效力和無果的。
6. 在牧靈層面，在中國的教會團體被召合而為一，以克服過去的分裂在眾多牧者和教友們心中所造成的和正在造成的許多痛苦。所有信友，不分彼此，現在一起表現和好與共融的行為。為此，讓我們將聖十字若望的告誡視為珍寶:「在生命的末刻，我們將在愛上受審判。」 (聖十字若望:《光和愛的言語》1，57)
在社會和政治層面，中國教友應是良善的公民，根據自己的能力，充分熱愛他們的祖國並以義務和誠實服務自己的國家。在道德層面，他們應該明白許多同胞期待他們以更高的標準為公益及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服務。尤其是教友，應知道如何提供先知性和建設性的貢獻， 這些應是他們在天主的國度內從自己的信仰裡提取的。這可能也要求他們困難地說出批評的話語，不是無益的反對，而是為建設一個更加公正、更加人性化及更尊重個人尊嚴的社會。
7. 我想對你們所有人，敬愛的主教弟兄、司鐸及度奉獻生活者說:「你們要興高采烈地侍奉上主” (聖詠100，2)！我們要承認我們是服務於天主子民的基督門徒。讓我們活出牧靈的愛德，以它作為我們使命的指南針。讓我們克服過去的對立和個人利益的追求；讓我們照顧好教友，將他們的喜樂和痛苦視為己有。讓我們謙卑地致力於修好與合一。正如梵二所指示的那樣，讓我們以活力和熱忱繼續福傳之旅。
我以深情向你們所有人重複:「許多司鐸、修道者和平信徒的善表觸動我們–他們致力宣講福音，並以極大的忠誠事主事人。許多時候，他們要冒著生命危險，而且必須犧牲安逸的生活。他們的見證提醒我們，教會需要的並非官僚及公務人員，而是熱心的傳教士，熱衷於傳遞真實的生命。聖人令我們驚歡訝異，因為他們藉其生活召叫我們捨棄死氣沉沉、冷漠麻木的庸碌生活。」 (教宗方濟各：《你們要歡喜踴躍》宗座勸諭，2018年3月19日，138)
我以堅定的信念邀請你們，當聖神要求我們向前邁進時，你們應祈求不再遲疑的恩寵:「祈求上主賜我們使徒的勇氣，與人分享福音，拒絕讓我們的基督徒生活變得過氣陳舊。在任何情況下，讓聖神幫助我們從復活基督的角度審視歷史。如此，教會不但不會疲憊無力，反而勇往直前去擁抱主帶來的驚喜。」 (教宗方濟各：《你們要歡喜踴躍》宗座勸諭，2018年3月19日，139)
8. 今年整個教會慶祝以青年為主題的世界主教會議，我想特別對你們中國的青年教友們說:請你們邁向上主的殿門，以「吟詠讚美詩，向祂致謝，讚美祂的聖名！」(聖詠100，4)。我要求你們以由於恩寵而接受的個人能力，並以你們的活潑信德，為建設你們的祖國未來而合作。我勸勉你們用你們的熱情將福音的喜樂帶給所有的人。
請你們準備好接受天主聖神的安全帶領，祂指引今日的世界走向修好與和平的道路。即便好像上主向你們要求一份超過你們力量的重大責任時，也請你們讓恩寵的更新力量給你們帶來驚喜。請不要害怕聽從聖神的聲音，它向你們要求兄弟友情、會面、對話的能力和服務的精神， 即使你們在過去與最近遭受了許多痛苦的經歷，並且傷口依然未合。
請你們敞開心扉與思想，以辨識天主的仁慈計劃，需要克服個人的偏見、團體之間及群體之間的對立，在會晤的真正文化光照下，開啟一個勇敢與兄弟般的旅程。
當今有許多誘惑:世俗成功的驕傲，自我肯定的封閉，將物質的東西置於首位而好像天主不存在。你們應逆流而上並在主內保持堅定:「只有祂是善的，只有祂的慈愛直到永遠，只有祂的忠信世世代代常存。」(聖詠100，5)
9. 親愛的普世教會的兄弟姊妹們，我們所有人都被召從我們這個時代的跡象中,認識到今日在中國教會生活內所發生的事。我們具有一項重要的任務:以虔誠的祈禱和兄弟般的情誼伴隨著中國的我們的兄弟姊妹們。事實上，他們應感到在目前向他們展開的旅程中，他們並不孤獨。因為他們是教會活生生的一部分我們應該接納並支持他們:「看，兄弟們同居共處，多麼快樂，多麼幸福!」(聖詠133，1)
在世界各地的每個天主教會地方團體都應致力於利用並接納中國教友自身的靈性和文化珍寶。已經到時候了，我們可一起品嘗在古時的「中國」所播種的福音純正果實，也可向主耶穌基督高唱被真正的中國特點所豐富的信仰和感恩之歌。
10. 在此，我懷著敬意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再次提出邀請，希望他們以信任、勇氣及遠見繼續長期以來所進行的對話。我想確保，聖座會繼續真誠地工作，以增進與中國人民真正的友誼。
聖座與中國政府目前的接觸已表現出對克服過去和最近的對立有益，在共同的信念下譜寫更寧靜和具體合作的篇章， 因為「誤解對中國政府及在中國的天主教會都沒有好處。」(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2007年5月27日，第四節)
如此，中國和宗座都被歷史召叫，以完成一項艱巨但引人入勝的任務，為在中國土地上的教會團體正常而和諧的發展，雙方更要積極地行動；努力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同時保證對人性，也包括對宗教領域的更大尊重。具體地努力維護我們生活的環境，並在各國人民間建立和平與兄弟博愛的未來。
在中國很重要的是，即便在地方層面，教會團體負責人與民政當局之間的關係也應不斷地富有成果，通過坦誠對話和無偏見的聆聽，可以克服彼此敵對的態度。在政府地方當局和教會地方當局——主教、神父、會長——之間需要學習一種簡單而日常協作的新方式。以此方式，在信友的合法期待與屬於地方當局可做的決定保持和諧的情況下，能保障正常牧靈活動的進行。
這將幫助人們理解，在中國的教會不是中國歷史的局外者，也不要求任何特權。在與民政當局對話中，在中國的教會的唯一目標是「建立以互相尊重及彼此深入認識為基礎的關係。」 （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2007年5月27日，第四節。）
11. 以整個教會的名義我向主祈求和平的恩賜，同時邀請你們所有人同我一起呼求童貞瑪利亞母親的保護：
天上之母，請聆聽妳子女們謙卑呼求妳名的聲音。
希望之貞女，我們將在中國高貴之地內信友的旅程託付給妳。求妳將祈求妳信友們的苦難和艱辛、肯求及期待呈獻給歷史的主，啊，天上母后！
教會之母，我們將家庭及我們團體的現在與未來奉獻給妳。請在兄弟修好中，並在為讚美妳聖名的窮人服務中守護、支援它們，啊，天上母后！
憂苦者之慰，我們轉向妳，因為妳是在考驗中哭泣者的避難所。請看顧讚美妳聖名的子女們，使他們一同宣傳福音。陪伴他們的腳步走向一個更具有兄弟情誼的世界，給每個人帶去寬恕的喜樂，啊，天上母后！
瑪利亞，進教之佑，我們為了中國向妳祈求祝福與和平的日子。亞孟。
教宗方濟各
自梵蒂岡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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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宗座米蘭外方傳教會的施安東神父（Antonio Sergianni）表示:「在中國的天主教徒都知道，聖座與他們的國家簽署了一份令許多人熱切期待的協議。」施安東神父曾在中國生活了24年，在本篤十六世教宗《致中國天主教徒信函》時期曾是萬民福音部中國事務部門的成員。
2018年9月24日，施安東神父接受《梵蒂岡新聞網》採訪，談了他對這份協議的看法。他認為，這份協議將有助於梵蒂岡與中國當局增加彼此信任、相互了解的氣氛，而且雙方會互通訊息。中國當局同意成立一個新教區，也接納教宗對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行使精神和聖統上領導的職責，這乃是信任的明證。以下是採訪内容。
問:9月22日簽署的是一項重要協議，它是在經歷了聖座與中國彼此接近的各個階段後醖釀而成。是否可以說，教宗方濟各與他的前任，尤其是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篤十六世在這個方向上一脈相承？
答:絕對如此。若我們重新閲讀2007年本篤教宗致在中國的教會的信函，就會了解這份協議所揭示的全部意義。本篤教宗的《信函》論述在中國的教會的處境，談到教會的合一、張力，以及關於主教牧職的教義。教宗公開談到對話，甚至引證梵二大公會議，指出也必須尊重和愛那些持不同思想和行為的人，因為這有助於同他們對話。本篤教宗在《信函》中兩次引用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的話，表達希望與在中國的教會公開對話的心願。聖若望保祿二世曾說:「我期望敞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對話的空間，克服過去的互不了解。」本篤十六世也在《信函》中談到主教的任命，再次提出對話的期望，寫道:「我希望在主教的任命上達成協議。」
問:這幾天您可能已經聽到中國方面對協議作出的一些評論。據説中國電視新聞也報導了這消息，那麽在中國的信友和一般民衆有哪些反應呢？
答:信友們喜悅地接納了這份協議。我得知，一位蒙教宗寬恕的主教邀請他地區的司鐸們慶祝了這個事件，他們很高興。無疑，人們對此期待已久。兩個星期前我還在中國，我見到一些人，包括司鐸、主教，也有政府代表。他們都對我說，他們熱切期待能簽署協議。即使存在一些困惑，卻也懷有教會的重大希望和熱切期待。當然，他們也說還會有苦難，但若保持和增進一種信任的氣氛，將會克服未來的困難。
問:政府任命的主教合法化、打破兩個對立團體的局面，在您看來，這對許多保持與羅馬聖座共融、經常付出個人代價的人所蒙受的痛苦是否合乎公道？
答:許多人為了教會和忠於基督遭受了苦難。本篤教宗的《信函》承認這一點並對他們表示讚賞，這在今天依然如此:為了基督而受到的痛苦任何人都不能抹去，它繼續是一份珍貴的寶藏。向前看並不是說將過去一筆勾銷。在一種信德的動態中，生命源於十字架:基督的復活是十字架的果實。基督復活時並沒有否認祂的死亡，而是將之轉變。本篤教宗就這痛苦表示:「我表達我弟兄般的關懷。我為你們對基督的忠貞而喜悅，你們的忠貞有時也付出了極痛苦的代價。」教宗也說，珍寶經常是「勝利的泉源」，即使當時看起來可能是一種失敗。為基督受苦的人將蒙受祂的酬報。我甚至認為，這份協議也是那些苦難的果實。
問:您認為，這份協議將能幫助或促進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成長嗎？
答:我確信如此。這份協議並不是一個神通廣大的指揮棒，點一下就能即刻解決所有問題，而是隨著時間的延續將會促使教會成長。首先，它將透過寬恕和增進真實的共融來具體地促進修和進程。這需要一種在修和上的艱辛努力。但也要看到，藉著這份協議，許多修和進程中的障礙都會被移除，因此能增進修和。如果談對未來持樂觀還是悲觀態度，我只記得有一次本篤教宗和我談起這個問題，那時我們在談論在中國的教會的處境，他說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是兩種思維範疇，是人性上的，且過於狹隘。基督徒深信人類歷史由天主引領，因此懷著希望看待現實。如果教會歷經艱辛走到這一步，那就值得希望衆人在未來都會獲益。因此，這協議必能幫助在中國的教會成長。
問:在主教任命的問題上，現在將怎樣實踐呢？教宗的自由度將有多大？在過去祝聖的與羅馬聖座共融的主教們也將受到政府的承認嗎？
答:我們不知道協議的細節。這些問題肯定已經研究過了。就我們所知道的，這將是一種共同參與的實踐。協議有待完善，作為臨時性解決方案，聖座接納由基層、教會團體，包括國家機構介入的指定主教候選人的程序。政府則接納最後的決定，如果一個候選人不受歡迎，而且教宗認為不夠資格，政府當接受這最終的決定，然後重新開始。這似乎是協議的内容，但我們並不知道細節。無論如何，事實正是，在任命問題上同意讓教宗作出最後決定，主教的任命因此由伯多祿繼承人決定。至於羅馬聖座任命而政府不承認的主教們，肯定會有一個承認的程序。這要逐一看待每項個案，無疑這是有待解決的問題之一。這份協議是一個基礎，一個解決仍擺在桌面上的許多問題的條件。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培育。現在比以往更重要的是信仰的成長和品質；幫助信友的良知在信德内成熟，因為這一切都屬於信仰範疇。它不是政治講話，而是牧靈、教會及信仰話題。需要培育處於隔離的司鐸們，扶持感到孤獨的主教們。因此，有能力加強接觸、幫助他們得到培育，這對梵蒂岡也將是一項挑戰。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這幾天，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的消息成了熱門話題。前聖座發言人及新聞室主任、耶穌會士隆巴爾迪神父(Federico Lombardi)撰文回顧了中梵接觸的漫長路程，其中包括導致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形成兩個團體的原因，幫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解讀這份協議的意涵。
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後，清政府迫於不平等條約而勢力衰弱，西方國家由此在中國鞏固了各自的政治、軍事及經濟勢力，法國也提出保護在中國天主教會的傳教工作，外國和中國本地的天主教徒都在這保護之下。
此時，聖座已經意識到必須培養中國本地的聖職人員，而且自19世紀中葉起就開始考慮與中國的邦交議題。在教宗良十三世牧職期間，中國於1886年主動提出希望與聖座建立「友好邦交」，但教宗礙於法國的反對和擔心法國天主教徒的負面反應，沒有向中國派出使節。
不平等條約和法國的保教權在中國人民當中引起不滿，終於在1900-1901年爆發了義和拳運動，其間3萬天主教徒被殺。
本篤十五世上任後對傳教議題具有重大的遠見，而且清楚意識到必須突破教會在殖民時代受到的限制。中國在這個願景中占有決定性的地位，那就是不能再讓基督信仰被視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此時，中國再次提出與聖座建交問題，聖座也積極作出回應，但法國這一次又對中國施壓，導致此事不得不推延。
庇護十一世繼承前任已經開拓的路線，於1922年果斷地委派剛恆毅總主教出任首位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擺脫歐洲各種保教權，於1924年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主教會議會議，為首批6位華人主教的祝聖進行準備。這6位華人主教於1926年10月28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由庇護十一世教宗親自祝聖。
以下是6位首批華人主教:
-河北省宣化代牧區趙懷義主教（北京教區神父）
-山西省汾陽代牧區陳國砥主教（方濟會士）
-浙江省台州代牧區胡若山主教（遣使會士）
-江蘇省海門代牧區朱開敏主教（耶穌會士）
-湖北省蒲圻代牧區成和德主教（方濟會士）
-河北省蠡縣（安國）代牧區孫德楨主教（遣使會士）
在庇護十二世牧職期間，法國保教權終於在1942年被廢除，中國與聖座遂於同一年建立邦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教宗於1946年年初擢升首位中國籍樞機，他就是聖言會會士田耕莘。同年，教宗頒布諭令建立中國聖統制。
1946年，黎培理總主教獲任命為宗座駐南京國民政府的代理大使。1949年，中國建立新政權，這位宗座代表沒有隨同前政府遷移到台灣，而是留在中國大陸並號召其他外國傳教士也留下。
在宗教方面，中國於1950年發起三自運動，1951年1月又成立宗教事務局。黎培理總主教在新聞輿論的強烈攻勢下，被迫於1951年9月5日離開中國。其他外國天主教傳教士也在1951至1954年期間幾乎全部被驅逐出境。
庇護十二世1952年發表《我們切願聲明》（Cupimus imprimis）文告，對三自運動作出回應。他又於1954年頒布《致中國人民》（Ad Sinarum gentem）通諭，譴責所有形式的「愛國運動」。
1955年，上海主教龔品梅和許多其他聖職人員被捕，其他天主教徒則同意參加三自運動。在「百花齊放」運動的背景下，被捕的天主教徒獲得釋放，1957年成立了天主教愛國會，為首批未經教宗授權的主教的祝聖準備了土壤。所謂「官方教會」就是這樣開始的。1958年，20幾位主教就是以這種方式受到祝聖。
1960年，龔品梅和一位美籍傳教士華理柱（James Edward Walsh）主教被公開判刑。1962年，在愛國會召開第二屆大會後，中國教會被迫與羅馬聖座完全分離。時任教宗若望廿三世打算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教出席大公會議，但鑒於時局而打消了這個念頭。
保禄六世牧職期間適逢文化大革命的悲慘年代，許多西方國家及聯合國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承認台灣政權，而聖座則繼續與台灣保持邦交。1970年，保祿六世訪問亞洲和大洋洲，以及還是英屬殖民地的香港，成了首位踏足中國土地的教宗。
1978年，若望保禄二世開始牧職，此時也是鄧小平掌權和推動改革的初期。1979年，中國在宗教領域出現了最初的開放跡象，幾座城市的一些聖堂遂於1980年重新啟用。天主教愛國會在同一年建立中國主教團，但它從未受到羅馬聖座的承認。
1981年2月18日，若望保祿二世從馬尼拉向全體中國天主教徒致以問候。但同年6月因鄧以明主教獲委任為廣州的總主教，中國政府指責梵蒂岡干涉中國内政。於是，保定主教在未徵詢聖座意見的情況下祝聖了3位主教。
當時的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羅西（Agnelo Rossi）樞機1981年12月12日下令准許「合法及忠於聖座」的中國主教祝聖其他的主教，若有需要不必事先徵求同意。這項特權卻也導致濫權，加劇了「地下」與「官方」或「愛國」團體之間的對立。
中國改革開放後，其它國家的主教團和天主教機構與在中國的教會的接觸日益頻繁，但在與愛國會及其成員的關係上也出現曖昧和張力的情況。1988年，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董高（Jozef Tomko）樞機向西方國家的主教團就「地下」與「官方」信徒的關係作出八點指示。
另一方面，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起，以及隨後歐洲共產主義的危機，中國政府增加了對若望保禄二世的不信任。這位教宗又把自1988年起獲准到美國就醫的龔品梅主教擢升為樞機。
無論如何，文革結束後，許多「愛國會」主教在新形勢下透過秘密途徑請求羅馬聖座的承認，而且也獲得批准。一種「分裂」教會的可能性觀念最終日落西山。在日後2007年於梵蒂岡召開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上確認，「幾乎所有的主教和司鐸與羅馬聖座共融」。
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聖座的關係又陷入新困境，這尤其是因為在中國又祝聖了非法的主教，以及在羅馬於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當天為在義和團運動中120位殉道者舉行了封聖禮。若望保禄二世為克服這些困難作出很大努力，向中國、中國人民及其當局伸出友誼和尊重的手，甚至承認“過去的錯誤和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交部2005年在若望保禄二世去世的機會上，對這位教宗加以稱讚。隨後，雙方恢復了直接接觸。
2007年5月27日，本篤十六世發表《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内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信函，其中充滿牧職指示。教宗堅持教會的合一性，廢除所有的特權，包括主教的「秘密祝聖」，期望與中國政府當局對話。
2008年5月7日，北京愛樂交響樂團和上海歌劇院合唱團聯袂在保禄六世大廳為本篤十六世演奏一場非凡的音樂會，打開「文化外交」的局面。隨後，儘管在中國徵得羅馬聖座同意的主教祝聖持續了幾年，但在2010和2011年再次發生非法祝聖事件，聖座對此於2011年7月16日作出果斷的回應。
教宗方濟各自上任之初，就已多次表示熱切及親切地關注中國人民，這有助於建立一種新而緩和的氛圍、促使聖座與中國當局有效地恢復對話。在2014年8月14至18日訪問韓國的機會上，教宗在他的座機飛越中國領空時拍發電報給中國國家主席。教宗又於2016年2月2日接受《亞洲時報》專訪時，充分地表達了對中國人民及其文化的敬重。
最近幾年來，聖座與中國政府增進了彼此接觸，溝通的渠道似乎更加穩固而有效。一些中國新聞機搆和中國外交部也多次刊登對教宗方濟各態度緩和的聲明，其中包括教宗的國際訪問和對教宗講話的評論。其餘的便是這幾天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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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2018年9月22日在北京簽署了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聖座此舉並非出於政治考量，而是著眼於教會與牧靈目標，就是希望在中國的公教團體能有與聖座共融，同時也受到當局承認的好牧人。
與這特定目的相關的其它一般牧靈性質的目標包括:
-為福傳工作提供新動力；
-幫助天主教徒走修和道路，使他們的信仰生活逐步正常化；
-在福音的光照下為自己國家的福祉作出貢獻，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聖座意識到，教會在歷史上的牧靈行動也常涉及政治方面的問題。的確，教會應對社會公益的建設作出獨特貢獻。梵二大公會議(牧職憲章76號)對此指出:「在各自的領域內，政府與教會各自獨立自主。但二者各以其不同名義，為完成人類所有私人及社會的同一聖召而服務。二者依照時間和空間的局勢越能健全地合作，便越能有效地為公共福利服務。」
在彼此接觸中，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本著信任和對話精神不斷交談、不斷定期會晤，以期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信任逐漸在增長，雖然也會出現一些成見和偏見。這一切努力促成了一項關乎重大問題，也就是主教任命協議的簽署。
值得一提的是，雙方一致同意繼續遵循「友好調解」方法的重要性，藉此解決在關於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的詮釋和實施上可能出現的分歧。
協議的内文沒有公諸於世，這是因為它雖具備有效及法律上的特性，但屬於臨時性質，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試驗性的。未來的修訂和未來的完善是可能及值得期盼的。
對聖座而言，此時重要的是，願衆人都能理解、都能相信這份協議使衆人獲益，是為了在中國的天主教徒的靈性益處和中國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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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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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層意義上，在有地方教會的地方就有天主教會，而且這地方教會的主教必須與羅馬主教共融，因為羅馬主教在愛德中領導所有分布於世界的地方教會。這就是地方教會「公教」合一的保障。相反地，倘若那個主教不是在與羅馬主教的共融中「產生」的，而且在他日常行為中也未表達這共融，那麼就會出現極嚴重問題。
因此，無論是未經宗座任命而授予主教職的主教，還是接受這職務者，教會法典對他們都制定了嚴重處分。事實上，這樣的祝聖對教會共融是一種令人痛心的傷害，嚴重侵犯了教會法典的規範。
可見，未經教宗任命而領受聖職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也不應該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其本身就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著眼於仔細審查在特殊情況下是否存在必要的條件，好使相關主教在圓滿共融的公教團體中重新獲得接納。
此途徑是經由相關主教多次明確且真誠地向教宗請求寬恕為起點。接下來的程序是:教宗的評估及他可能給予的寬恕；對於那些已經按照教會法典之規定而懺悔的主教們，應免除教會法典給予的處分和審查（尤其是開除教籍的自科絕罰）；透過聖事予以赦免；恢復圓滿的共融；相關主教應在內心態度和公開行為上具有共融的表現；最後，總會伴隨一項牧靈職責。
此外，信友團體對受到寬恕及取得合法地位的主教的接納也很重要，換言之，這位派到他們當中的牧人應得到接納:這就要求整個團體以祈禱、監督、服從及合作來促進共融。
關於非法祝聖主教的情況，教會當以特殊的方式處理且預示出和解的途徑，而每當教會共融受到傷害時，應當視為教會生活可預見的一部分。至於中國的情況，主教的合法化並非是今日的創新之舉：這在近十年來已經發生過，儘管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和接納。事實上，在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中顯然也有一些社會性的後果，但這些後果在對事實的某些評估中被加以渲染，有時甚至佔據了主要地位。
一方面是對主教合法化的政治解讀，另一方面是對教會法典處罰的牧靈含義缺乏理解，這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一些觀察者，甚至在教會内的一些成員中出現了不安與困惑。事實上，某些地下教會團體並不甘心接納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明確希望促使主教合法化的舉措。他們擔心若承認這些主教的合法地位，就會被解釋為支持官方團體和政府的政策。
然而，在地下團體內也從未缺少過贊成使主教合法化的聲音。那時，一位地下主教得知與政府當局談判的消息後，便公開稱讚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說:「他敞開了基督般的胸襟，接納了許多官方團體的主教，並為捍衛在中國的教會的合一與共融作出了努力」。
現今，雖然在中國的合法化問題似乎只涉及主教的少數個案，卻仍需要考慮那些基於不同理由而持不同見解的反對聲浪。然而，人人該當秉持如此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在中國唯有以一位合法並被承認的主教為中心，才能開始重組教區團體的教會架構。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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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根據國際慣例，國家之間的談判是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通常只公布最終結果。因此，沒有人知道聖座與中國當局對話的細節。然而，倘若最終達成共識，我們便可想像，這共識將使教會既能在兩個團體同時存在的教區重建牧靈領導上的合一，也能對長久缺乏主教的眾多教區採取措施，使每個教區都有一位受到教會和國家接納和承認的牧人。
我們不能期待這樣的行動是沒有傷痛的。不滿、痛苦、放棄、怨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還會導致新的張力。然而，在中國的教會必須經歷這種「穿過針孔的過渡」，我們眾人期望這能起到淨化的作用並成為善的傳報者:沒有贏家和輸家，眾人的貢獻都將是寶貴的。
正如帕羅林樞機所言:「此處並非忘卻、忽略或幾乎奇妙般地抹去許多信友和牧人的痛苦歷程，而是在天主的助祐下，注入因許多考驗而來的人力和靈性資本，從而建設一個更祥和及更友愛的未來。」
如果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能夠重啟一種更為友愛與共融的局面，同時尊重各方的情感，這將首先對信友的聖事和靈修生活產生積極反響，他們日益努力成為十足的天主教徒，同時也做真正的中國人。
此外，這樣也將能為教會的活動釋放新的能量，並在中國社會中實現更大的和諧。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眾人的努力和善意。相對於全國總人口，在中國的天主教如果只憑數字會顯得頗為單薄，但素來活躍。儘管許多限制和監控依然存在，其中大部分出於恐懼，擔心宗教能受到“外來”利用而引起社會不安定，但一種面目一新的福傳事業會帶來豐碩果實。
如果一位主教獲得當局承認的路徑是關係到國家、國家法律及其程序的問題，那麼依照教會法典對一位主教合法地位的認可便與教會有關。為能明瞭這一點，有必要認識教會是如何形成的。早在公元第二世紀，聖依勒內（S. Ireneo）就稱教會為靈性共融的團體，她透過主教們連續不斷的繼承，宣講和傳遞由宗徒們建立的聖傳。
主教們的宗徒繼承乃是聖傳的保障，是教會組成的基礎。同時，藉著教宗的自由任命或他對合法選舉的認可，教會也對主教的宗徒繼承及其真實性提供了保障。
一位主教，即使有效地被祝聖，倘若不與伯多祿繼承人和其他在全世界履行牧職的主教們共融，就不能行使職務。只有羅馬主教、基督的在世代表及普世教會的牧人才能判斷他們是否適合，藉此承認他們的合法性，重新接納他們進入天主教的圓滿共融並託付他們一項牧職。至於中國的情況，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沒有獲得教宗任命而在中國新近祝聖的主教是非法有效的（極個別的情況除外）。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始終是「唯一」的，雖然存在許多不合常規的痛苦情況，卻從來沒有以「脫離」羅馬而自居。此外，在中國的教會也從未提出一種拒絕首席職權的教義見解。
實際上，在此也需要補充另一個事實，那就是與教宗共融的熱切渴望一直存留在非法祝聖的中國主教們的心中。儘管這些主教的情況不合法規，意識到他們與教宗共融的願望也造成近些年來相互抵觸的兩種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這些非法主教有誠意，因此相信了他們的懺悔（儘管不接納若干主教不恰當的行為）；另有人認為他們沒有誠意，並多次予以譴責。
正因為如此，就如帕羅林樞機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人都不該沒完沒了地屈服於「那為給兄弟定罪的對立心態」，而是「每個人都應懷有信賴地展望教會的未來，超越各種人性限度」。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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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開放和互相尊重的態度進行對話能讓我們接受他人的差異，承認他人的身份及其使命；一同前行使我們彼此充實，相輔相成。為了對話，我們要堅持我們的身份並承認對方的身份。真正的對話有如「降生」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天主與人對話並尋找人，為了與人建立救恩的關係。
教宗方濟各認為，談判則是一個實際的過程，其中每個人都試圖從對方那裡獲得什麼：正如人們說的，談判永遠是「分蛋糕」的行為，但我們應當做的就是讓每個人都成為「贏家」。因此，每一場談判，以及隨之而來的每一項協議，總是不完美的、暫時的、正在進行中的，就像一段漫長進程中的諸多環節，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建成。
教宗方濟各秉持一貫的開放和尊重的溝通風格，本著接納他人之差異、承認每個人身份和使命的態度，繼續致力於促進和支持與中國政府的官方對話。如此，切實的談判重新啟動，然而談判向來不容易，並且出現過突然的中斷。事實上，曾經出現這樣的狀況:談判兩方，一方面重申對話和達成一致的良好意願，另一方面卻在相互理解的時候又因一些阻礙而停步。
在此，我們應當承認在中國的教會的大部分人士贊成已經展開的對話，不僅是官方團體，還有非官方團體。雖然我們談論百分比或許不妥當，但我們仍可引述中國主教的意見，包括政府承認和不承認的主教，他們都表明支持恢復對話，以及有可能達成的協議。
一位政府承認的主教獲悉中國與聖座恢復對話的消息時態度非常積極，他指出大多數天主教徒都支持教宗，以及中國和聖座的對話，並且熱切地祈禱，期望達成一項協議。
另外，也有一位官方不承認的主教表明恢復對話是好事，當然在言語之外還必須看到事實。然而，見面談話好過不見面，因為只有在見面交談後才有可能解決問題。
對話的進展及對話藝術的艱難即在於此:對話使彼此靠近，瞭解對方的身份認同，並讓對方瞭解自己的身份認同。如此，在對話中各自的意向得以表達，而不是只說些慣常的話。在對話的過程中，雙方有時產生距離也完全正常，因為覺得自己過於向對方讓步，放棄了自己的合理需求，願意更好地闡明自己的期待和主張。
但是，為了達成雙方都接受的解決方案，最終也必須更改自己過高的期望。對教會而言，這意味著她可以區分哪些是攸關基督信仰的，哪些不是。只有各方都接受對方，尊重對不同意見進行討論和交流的過程，試著瞭解在解決問題時提出不同意見的正當理由，嚴肅而真實的對話方可起作用。
所有這一切或許會非常艱難。只有秉持相互信任和慷慨的精神，才能在一場談判的一次又一次而且常常令人疲憊的會議中保持對話的節奏。雙方必須保持這種負責的態度，在共識似乎非常遙遠甚至無法實現的時候仍能保持鎮靜，鞏固已彼此走近的小步伐，始終保持積極態度，這樣才能增進對對方誠意的信任。
一如教宗方濟各所言，「現實總是高於想法」。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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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的歷史中，準確地說，是在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牧職期間，聖座與中國當局建立起有關主管單位之間的接觸。雙方所展開的私密會談，起初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但聖座堅決持續對話，對中國政府展現尊敬的態度，試圖跨越以往或當下的所有誤解，澄清天主教會的宗教本質和聖座在國際層級行事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對天主教會似乎也產生了類似於區分理論立場和對話需求的想法：中共雖然對宗教在社會內的意義與功能仍抱持哲學偏見，卻也從為嚴峻迫害行徑作辯護，緩慢地轉變到對信徒的個人信仰有所開放，儘管改變的步調在全國並不一致。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2001年曾論及與中國當局對話的必要性：「聖座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以全天主教會的名義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敞開對話的大門，這是人所共知之事。為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誤解之後，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合作。」（致利瑪竇抵達北京四百週年國際研討會文告，2001年10月24日）而本篤教宗2007年闡明，在對話中，「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使命不是為改變國家的結構或行政組織，而是向人宣揚基督」（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信函，第4號）。
因此，教會為自身要求傳揚福音的權利和自由：她的使命不涉及那與政治密切相關的問題。建設一個公正的社會與國家秩序首先是個政治任務，但與此同時，它也是至關重要的人性及道德任務，教會有義務透過淨化理智、培育倫理、發出先知之聲，甚至在必要時刻有建設性地提出批評，藉以作出她獨特的貢獻。
本篤十六世如同他的前任所做的那樣，在寫給在中國的教會的信函中多次肯定聖座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敞開對話之門。他期盼「不久就能見到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具體溝通合作的途徑」，因為「友情策勵交往、分享心靈喜憂、團結與互助」（第4號）。一方面，切莫忘記信仰與牧民智慧的指南針；另一方面，切莫忘記謙卑地認識相關議題的複雜性，我們必須克服與合法政權的持續衝突，針對現存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法（同上）。
在這一貫的行動和教宗訓導下，教宗方濟各渴望繼續致力於對話。而這要求堅持與中國政府的官方談判，秉持必要的謹慎周密與明辨，以及出於信賴天主的高瞻遠矚和孜孜不倦的剛毅。此外，這也解釋了聖父為什麼在不同場合表達了想要訪問幅員遼闊的中國和拜會中國國家主席的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