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對話(6)

「中國與主教:為什麼特別針對這議題進行談判？」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中國的教會生活所面臨的問題並不少，因此在聖座與中國當局的談判中選擇了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也就是任命主教的問題；具體而言，是主教候選人的選擇，以及教宗親自予以任命的方式。

這個議題顯然與其它許多議題相關，諸如所謂的「地下」主教獲得政府承認、未經教宗委任就接受祝聖的主教在教會法層面合法化、建立中國主教團、修訂教區的邊界等等。這些議題應該是進一步探討與對話的內容。

本篤十六世教宗2007年寫給在中國的教會信函中詳細闡述了主教職的議題為何這麼重要:「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深深將中國各地方教會結合共融、並使她們與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教會之間密切共融合一的基礎，除了同一個信仰和同一個聖洗外，特別是以聖體聖事和主教的品位為其基礎。而主教的合一，則是以『羅馬教宗─伯多祿的繼承人為其永恆、有形可見的主因和基礎』。借助宗徒繼承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的傳承，也是各時代認識基督在伯多祿和其他宗徒身上奠定的教會身份的根據。」（5號）

現在，無庸置疑的是，在中國的天主教徒有同一個信仰、同一個聖洗、有效的感恩祭，以及保持由宗徒繼承的主教職。儘管如此，在中國的天主教會依然經歷了困難、磨難和不安，遭受了破裂，忍受了創傷與分裂的痛苦。然而，這些不是發生在聖事層面，聖事的根基始終有效；這一切發生在生活層面，在弟兄關係和團體歷程的層面。而對於活出信德與愛德的經驗、以及在世界上共同的使命與見證的成效，這些層面重要至極。

眾所周知，在某個時候，在中國，至一的天主教會內部出現了一個危機，導致在大部分的教區裡成立了兩個團體:一個是所謂的「非官方」或「地下」團體，另一個是所謂的「官方」或「愛國」團體，各有自己視為依據的牧者（主教和司鐸）。這種危機並非出自教會內部的選擇，而是受制於某種政治性的結構。

天主教會在她兩千年的歷史中，曾多次屈服於分裂的誘惑，而分裂的原因不盡相同。導致在中國形成兩個團體的特殊情況，既沒有與教義和道德密切相關的特性，不是教會最初幾個世紀發生的那種，以及之後，尤其是16世紀在基督信仰底蘊深厚的歐洲所發生的那樣；它也沒有禮儀和法律上的特性，有別於第一至第二個千年之間的情況。」

在中國的特殊情況屬於政治類型，所以是外在因素。對於過往的種種責任，切莫陷入簡單的修正；我們要自問：在中國的教會今天是否蒙召以新的方式詮釋自己在世界上的臨在與使命。這將在不同的情感也相融合時得以實現。各地方和各時代的教會內都存在著不同的情感：單是強調道成肉身的情感，會傾向於世俗化；僅注重精神靈修的情感，則傾向於抽象化。為了教會和福傳的益處，這些情感必須相互來往、交談、理解、同行。

除了各種精神上的情感以外，當然還曾有過具體的選擇，其基礎在於以迥異的方式活出重要的價值；這些價值包括忠於教宗、作出符合福音教導的見證、無私地尋求教會和人靈的益處。為此，或許得在這多重層面上尋找適當的方法來克服對立，並朝著教會處境更加正常的目標邁進。

面對在中國的教會目前的分裂處境，所有人肯定都承受痛苦，或至少感到不自在：教會當局、信友團體、或許連政府都是如此。任由種種誤會和不理解繼續拖延，對任何人都沒有益處。作為天主教徒卻繼續處於異常狀態：不僅人數稀少，而且分裂成兩個團體，互不尊重，可能無法相親相愛，難以力求修和；這又是一個痛苦。然而，那叫別人明白上主臨在於他們中間的，正是團體由內而發的愛。

不言而喻的是，在此背景下，主教的任命，特別是他們在情感與實質上的合一，都是關鍵的議題，因為這些議題觸及在中國的教會生活的核心。為了達成這合一，必須跨越一連串的阻礙，其中首要便是「中國的特殊情況」；就是，政治當局也以許多方式限制主教的牧民生活和使命。

它所造成的結果是：一方面有些主教在政府的支持下，未經教宗委派，意即沒有教宗批准，就接受祝聖；另一方面，聖座任命了主教，但他們的主教身分沒有受到政府的承認。若不啟動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分別促成在教會內合法與獲得政府承認，便無法挽救這個艱難的處境。

因此，針對這些要點在教會當局與政治當局之間達成共識，儘管這共識並不完美，但它卻未曾如此必要又迫切，以免造成更嚴重的對立及傷害。有鑒於此，近三任教宗的行動一脈相承：促進整個天主教團體的合一，協助「非法」主教恢復圓滿的共融，同時也支持已經共融的「官方」和「地下」主教保持忠貞。總而言之，要努力邁向教會的圓滿共融。

至於在中國的教會的處境，教宗本篤十六世曾這樣回答有關提問：「推動在中國的教會積極發展的因素很多：一方面非法接受祝聖的主教一直熱切渴望與教宗共融；這促使他們所有人走上合一之路，而他們每一個人都在這條路上得到耐心的陪伴。在這件事上，他們具備天主教的基本常識，意即唯有與教宗共融才是真正的主教。另一方面，秘密接受祝聖的主教，也就是國家當局不承認的主教，能得益於一個事實：即使單純就政治機會考量，天主教主教因為屬於羅馬而遭到監禁和剝奪自由，也是一件毫無益處的事。這既是個不可放棄的必要條件，也是個決定性的協助，以促成天主教兩個團體之間的圓滿合一。」（《世界之光：教宗、教會及時代的記號》2010年，第42頁、第136至137頁）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5)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與中國對話(3)

「在中國的教會履行使命的必要選擇」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教會的使命始終如一；不過，為能在中國現時環境中履行這使命，與當局進行建設性對話的必要性似乎越來越強烈。

無論是聖職人員，還是平信徒或修會會士，基督的眾門徒都肩負使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代都要在萬民當中做光做鹽，做酵母，好使眾人看見他們的善行，光榮在天之父。難道在中國的教會的使命能有所不同嗎？

的確，有些觀察者最近注意到中國尤其向西方世界持某種封閉而非平和交談的態度。其他人則想知道聖座如何能繼續相信對話和談判，而不採取一種斥責和更加公開批評的態度。

從聖座在國際領域，尤其在發生衝突和危機情況時作出的眾多干預可以斷定，這樣做是意識到，在距離遙遠又可能缺乏相互理解的地方，對話不僅是適宜，而且也是必要的選擇。除此之外，必須考慮到教會有特別關懷自己信徒的責任，在他們處於劇烈痛苦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事實上，在其它體系眼中這一切可能被理解為一種「默許」甚或「讓步」，但對教會而言，這顯然是回應福音要求的一項道德義務和一種精神力量。

為在中國履行這使命，教會無需請求政治上的特權：她只需要以真實無偽的方式做自己。事實上，在特殊和非常情況下，甚至連必要的自由都沒有的那些情況下，教會仍能推進其福傳使命。

畢竟，教會在任何時代，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曾沒有困難和十字架。甚至今天也能證實，理想的情況似乎在較先進的民主國家也無法繼續存在。

教會卻不能放棄這個理想，而且若缺乏信德、愛德及内部合一，則任何方式都無法彌補。因此，在教會内存在著一種在信德與愛德中守護合一的極特殊服務：這是伯多祿的牧職，身為羅馬主教教宗的牧職。

面對數億人口，在中國的教會的使命首先是要以一個合一的教會臨在於人群中，這樣才能令人信服。教會應盡可能地臨在於中國人民生活的任何地方：在任何時機、任何情況、任何環境，以及任何歷史關鍵時刻，都本著謙卑和基督徒望德的遠見與人民共甘苦，為促進人類的美好未來鋪路，而這未來卻總離不開天主的恩賜。

今天，我們面對時代的巨大挑戰，那就是全球化與追求共同福祉的挑戰，生活質量與環境的挑戰，和平與人權的挑戰。同時，我們也面對一種基於世界和生存消費俗化現象的挑戰，國家只為尋求本國利益而向它國關閉的挑戰，對宗教冷漠的挑戰，以及將弱勢群體邊緣化和丟棄文化的挑戰。教會蒙召正是要臨在於這些場域，藉此宣講那死而復活、賜予世界生命的基督。

如此說來，這一切看似簡單而美好。鑒於基督徒持有這麼多的善意，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政治當局還會害怕他們，或為他們設置許多障礙。事實上，這需要對教會生活於其中的具體境況進行檢討。在這些境況中,有時不僅會發生應受譴責的基督徒的過錯和罪行，甚至他們的善行在起初也不見得全部得到欣然接受。

中國政府當局很久以來似乎越來越明瞭，宗教不是一種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愈加正義就注定要消失的上層建築的現象，而是人類的構成部分。因此，純正的宗教經驗也成為一種促進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極重要因素。即使在第三個千年的先進和複雜的社會中，宗教的臨在也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更新的能力。

需要一提的是，依照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除了仁義、友愛、教育，以及服從權威的價值外，還有一種觀點，即國家有權對各種形式的宗教實施嚴密控制，也運用法律來達到這個目的。事實上，19和20世紀的中國歷史記錄了一些對抗時任政府的反叛事件，以及社會和政治上的各種跡象，其中有一些文化和宗教因素在相互為用。

除了對這些歷史現象的政治評斷外，必須指出這些現象也對一般的宗教事實造成混淆和偏見。這尤其有損於那些具有偉大傳統的宗教，而這些宗教本身則與宗派主義或宗教情愫的政治化毫不相干。

中國社會和文化應能越來越更加意識到，以原教旨主義及非理性主義的途徑來回應人類現實狀況，這完全不符合天主教信仰。

圖片: catholic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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