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座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

CNS photo/Reuters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大陸的主教們請求聖座就必須提交民事登記申請時所應採取的態度做出具體的指示。就這一點,眾所周知,許多牧人都深感困惑,因為這一登記方式—按照宗教活動的新規定是必需的,否則就不能從事牧靈活動—幾乎總是要簽署一份文件,聲明接受中國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儘管中國當局承諾也會尊重天主教教義。

中國現實的複雜性,加之在整個國家似乎不存在規範宗教事務的統一實施常規,也就特別難以對這一問題發表意見。一方面,聖座無意強迫任何人的良心。另一方面,考慮到秘密狀態的經驗並非教會生活的常規,且歷史告訴我們,只有當迫切渴望維護自身信仰的完整性時,牧人和信友們才會這樣做(參見《教宗本篤十六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8,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為此,聖座繼續要求神職人員的民事登記應保證尊重所涉及人員的良心及他們深刻的公教信念。事實上,只有這樣,才能既有助於教會的合一,也有助於天主教徒為中國社會的益處做貢獻。

至於評估在登記時必須簽署可能要作的聲明:

首先,有必要記住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正式聲明保護宗教自由(第36條)。其二,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的臨時協議承認伯多祿繼承人的特殊作用,從邏輯上講,也就讓聖座認為並解讀,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獨立」不是絕對意義上的獨立—也就是說同教宗和普世教會分離,而僅相對於政治領域而言,就像世界各地教宗和一個地方教會之間的關係或者各地方教會之間關係中所發生的一樣。

此外,申明在公教身份中不能有與伯多祿繼承人的分離,並不意味著使一個地方教會成為其生活並開展活動的社會和文化中的一個異物。

其三,體現了雙方穩固對話特點的中國與聖座目前關係的背景,與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愛國組織剛產生時是不同的。

其四,再加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多年來,許多未經教宗任命而被祝聖的主教們請求並獲得了與伯多祿繼承人的修和。

由此,所有的中國主教今天都與宗座共融,他們渴望與全世界的天主教主教們更加一體化。

在這些事實面前,期待每個人都有一個新的態度是合理的,包括在處理有關教會生活的實際問題時也是如此。就聖座而言,將繼續就主教和司鐸的民事登記問題同中國當局對話,以找到一個不僅尊重中國法律且尊重天主教教義的登記程式。

同時,鑒於上述情況,如果一位主教或司鐸決定進行民事登記,但登記的聲明文本似乎不尊重天主教信仰時,他在簽字時以書面的形式說明,他這樣做,沒有缺少對天主教教義原則所應有的忠誠。如果無法以書面形式作出這一說明,申請人也可以只在口頭上表達,如果可能的話在一位證人的見證下表達。總之,建議申請人隨後向自己的教區教長書面證明其登記的意向。事實上,始終應將這樣做的唯一目的理解為旨在促進教區團體的益處,及其在合一精神內的成長、適應中國社會新需求的福傳、負責任地管理教會財產。

同時,聖座理解並尊重那些在良心上決定不能在現有條件下登記的人的選擇。聖座與他們同在;求上主幫助他們保持與手足兄弟們在信仰內的共融,包括在他們每個人將要面臨的考驗前也要這樣做。

就主教而言:

「要尊重司鐸、公開地展示自己對司鐸的尊重,表現出對他們的信任,如果他們堪當的話,要讚揚他們;尊重他們的權力並使他們的權力得到尊重、保護他們免遭毫無根據的批評;及時地解決爭端以免延續的焦慮不安令手足間的愛德蒙羞、損害牧靈使命」(主教牧職指南《宗徒的繼承人》77,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此外,重要的是教友們不但要理解上面所描述情況的複雜性,而且也要以寬闊的胸懷接受他們的牧人們所做出的痛苦決定,無論是什麼樣的決定。地方天主教團體要以信德精神、祈禱和愛陪伴牧人們,同時不要評判他人的選擇、保持合一的紐帶、用慈悲善待所有人。

總之,在等待雙方按照協定通過坦誠及建設性對話達成更加尊重天主教教義以及所涉及人士良心的神職人員民事登記方式時,聖座要求不要對「非官方」天主教團體施加恐嚇性壓力,就像已經不幸發生的那樣。

最後,聖座相信,所有人都能將這一牧靈指示視為一個工具,幫助那些要做出艱難抉擇的人本著信仰與合一的精神來完成這一選擇。在中國天主教會所經歷的這段既充滿了許多希望但也持續不斷地出現很多困難的歷程中,所有人—聖座、主教、司鐸、修會會士、修女和平信徒—蒙召耐心地、謙遜地辨別天主的聖意。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耶穌聖心瞻禮

自梵蒂岡

來源: 梵蒂岡新聞網

天津教區主教李思德安息主懷,享年92歲

2019年6月8日,中國天津教區李思德主教(聖名:斯德望)安息主懷,享年92歲。據天亞社報導,屬於地下教會團體的李主教於5月中旬因腦血栓入住薊縣醫院,直至6月8日離世。教區在6月10日為李主教舉行殯葬禮儀,但地下教會團體司鐸只能有限度地參與。

 

李思德主教
(聖名:斯德望)
1926-2019

-1926年10月3日,出生於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

-1939年,13歲入小修院;

-1949年,進入北京文生大修院;

-1955年7月10日獲祝聖為天津教區司鐸;

-1958年動盪時期被捕入獄,直至1962年獲釋後回西開總堂服務;

-1963年再次被捕入獄,於1980年獲釋;

-1982年6月15日獲祝聖為天津教區正權主教;

-1989年,因參與張二冊中國主教團會議第三次入獄;

-1991年,再次獲釋後回西開教堂服務;

-1992年,被送往薊州區上倉鎮梁后莊至今,居住在約10平方米的屋內,並一直被當局監控。

請大家為李思德主教的靈魂祈禱

凡諸信者靈魂賴天主仁慈,免其煉獄之苦。望主賜爾等永安,及永光照之,息止安所,亞孟。

 

中國閩東教區輔理主教郭希錦與正權主教一同舉行祝聖聖油彌撒

2019年4月18日(聖週四)上午,中國福建省閩東教區郭希錦輔理主教與正權主教詹思祿一起舉行了祝聖聖油彌撒。這是教會合一的重要標記,也表明北京當局願意尊重去年9月與聖座簽署的臨時性協議。

在閩東教區,直到幾個月前,郭希錦原是教廷認可但政府不承認的正權主教,他領導著所謂的「地下」團體。為了促進教會的合一,羅馬承認了所謂的「官方」主教詹思祿,並委托郭希錦教區輔理主教的職務。

最近幾週,有報導指這位前任正權主教、現任輔理主教,似乎無法共祭聖週四上午舉行的祝聖聖油彌撒,這台彌撒中主教將全體司鐸祝聖一年中舉行聖事所使用的聖油。此外,有消息稱,郭希錦尚未得到宗教事務局認可,因此他被禁止佩戴主教標記參與共祭。

然而,正如公開照片所顯示的,一切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兩位主教,獲得教宗認可的正權主教詹思祿,和他的輔理主教郭希錦,一同舉行了祝聖聖油彌撒。對於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之間的對話而言,這則消息代表了一個積極和令人鼓舞的信號。

今年2月28日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接受梵蒂岡新聞網採訪時曾表示:「現在,重要的是執行聖座與中國關於任命主教的臨時性協議,並開始讓協議發揮實際作用。」

來源: 梵蒂岡新聞網

相關資訊:中國政府尚未承認福建省閩東教區郭希錦輔理主教的身份

帕羅林樞機為新書《在中國的教會:一個有待書寫的未來》寫序

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ietro Parolin)為新書《在中國的教會:一個有待書寫的未來》作序。樞機談到天主教在中國的臨在、取得的進展和尚待解決的問題,論述了有關福傳的挑戰。

「今天,我們絕不忽視地方天主教團體的精神寶藏,願意分擔中國天主教徒多年來所受的重大痛苦和不被理解,因此感到必須喚起記憶,一起為在中國教會的未來書寫新篇章。」這是帕羅林樞機為將於2019年3月19日出版的新書《在中國的教會:一個有待書寫的未來》撰寫的序言中所表達的思想。

新書由《公教文明》期刊總編斯帕達羅(Antonio Spadaro)神父負責編輯,在時間順序上是以在中國的教會為主題的第二篇作品。《公教文明》期刊和喬治城大學聯手開啓「中國文明對話論壇」活動,新書屬於這個範疇,其中匯集了近兩年來在這個耶穌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這部作品在聖座與中國的關係,尤其在簽署了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後的一個「特殊的歷史性時刻」發表,因此具有重大意義。

《夫至大》宗座牧函:傳教使命表達了一個真正的普世教會

帕羅林樞機強調,這部作品適逢本篤十五世教宗公布《夫至大》宗座牧函百年之際出版,意義重大。這封牧函論述傳教使命,提出應「重返向萬民傳教的靈性和牧靈根源」。除了一系列叮囑外,牧函也含有「一個強烈和確切的訊息:傳教使命不是西方基督信仰的擴張,而是一個願意真正成為普世性教會的表達」。

樞機解釋道,「這訊息首先針對中國的情況」,正是在來自於這個龐大國家的一些傳教士的催促下寫成。大戰結束後,聖座覺悟到急需讓教會的傳教使命遠離歐洲國家主義之間的爭端,其負面影響在中國也很明顯。藉著《夫至大》宗座牧函,「中國成了傳教『實驗室』,並由此開始對在全世界的福傳工作予以重新思考和更新」。

因此,「依照教會普世性的強烈意識,在中國趨於成熟的傳教新方案也向全世界推展,藉此間接地承認福音所到之處的所有民族和所有國家的同等尊嚴」。帕羅林樞機稱《夫至大》宗座牧函是一個轉折點,它也指明一種「訓練有素和相稱於自己聖召”的本地聖職的重要性,教會因此才能基礎牢固,才能不屈服於可能會遭受的迫害。這位教宗「以驚人的方式預見了隨後於20世紀在中國發生的一切,儘管許多考驗和困難,在那裡建立的教會如今仍然充滿生氣,因為本地聖職所打下的根基經受住了考驗」。

取得的進展和尚待解決的問題

這段歷史行程促使我們再次省思「天主教在中國臨在的現實意義」。從那時到今天,這一百年來的許多事物在教會内也發生了變化,梵二大公會議就是一例。「然而,目前儘管是中國信友照料他們的教會,中國的福傳對整個至公性而言,如今仍是一項決定性的挑戰。正如一百年前那樣,中國的情況今天也顯示出,為面對福傳的挑戰首先需要創建教會的合一」。

在這層意義上,最近取得了重要進展。正是為了使福音的宣講在中國得以貫徹,教宗方濟各2018年9月8日接納了7位未經宗座任命而被祝聖的「官方」主教與教會完全共融。樞機強調,經過數十年的歷史後,今天所有在中國的主教都與教宗共融。他也提到,隨後兩位中國大陸的主教首次出席了去年10月召開的世界主教會議。

在中國的教會需要「合一、信賴和新的牧靈衝力」。教宗方濟各在2018年9月《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文告》中提醒道,他們需要「熱衷於傳遞真實生命的傳教士」(7號),這絕非偶然。還有一些問題尚未解決,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只是一個起點。帕羅林樞機特別提到尚未完全走完的合一行程,而中國天主教徒及其所屬團體之間的完全修和應是一個首要目標。因此,在中國也急需開啓「淨化記憶的重要旅程」。

教會與人民

聖座正是在教會普世性的推動下,不對任何一個國家懷有不信任和敵對的態度,而是走上對話之路,以能克服彼此間的距離。帕羅林樞機表示,「在中國的福音宣講不能離開對中國人民及合法當局的尊敬、重視和信任的態度,聖座希望也能與中國在和平、環境和文化相遇的主題上合作,促進和平及謀求人類的福祉」。

此外,教會「沒有忘記她在中國的許多子女的犧牲,但正是在看著他們的榜樣的同時,也省思哪些是更恰當的方式,好能接觸那些尚未認識福音喜訊並期待基督徒作出更高見證的人。福傳的迫切性也提供一個能克服許多特殊問題的遠景,將它們引向一種整體的方案,使神學、法律和牧靈,以及外交建立在具有創造力和建設性的基礎上」。

帕羅林樞機寫道,衆所周知,教宗對中國教會和人民的關懷在今天仍然受到阻力和對立。因此,正如《公教文明》期刊這些年所推動的那些深入研究能有助於克服容易形成的對立,為仍在阻止「一種富有成果的相遇的喜樂」解開繩結。

教宗的祈願

帕羅林樞機最後強調,「在中國特定的背景下,聖座行動的目的仍舊同往常一樣:『人靈之得救和教會自由』。對在中國的教會而言,就是能夠以更大的自由宣講基督的福音,在一種更有信賴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環境中進行宣講」。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天主教會並非一個「外來」的團體,而是完整和活躍的一部分,能對「一個更為和諧和更尊重每個人的社會」作出貢獻。

來源: 梵蒂岡新聞網

萬民福音部部長訪台灣、香港和澳門後專訪

教廷萬民福音部部長斐洛尼樞機剛結束了緊湊的4天訪問行程,包括宗教活動,以及與中華民國台灣當局公開會晤。中華民國於1912年獨立,自1949年起,該國主張的領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疊。斐洛尼樞機受到教宗派遣,參加第4屆全國聖體大會,隨後訪問了澳門和香港,3月6日回到羅馬。

台灣的天主教徒人數稀少,在全國2350萬居民中略超過1%,當地基督徒約佔總人口的4%。斐洛尼樞機到訪期間,除了主持聖體大會的閉幕彌撒、參訪不同教會單位以外,他還會見了最高民政當局,即蔡英文總統、陳建仁副總統和外交部長吳釗燮。

返回羅馬後,梵蒂岡新聞網在採訪中向斐洛尼樞機請教說:您這次訪問台灣後有哪些反省呢?哪些事情令您印象深刻?

答:我的印象很積極正面,因為我遇見了一個需要鼓舞、激勵和協助的教會, 她同時蘊藏著豐沛的珍寶。我尤其是指原住民的福傳,以求增加聖召。在這方面,主教們意識到要推進現已存在、但人數很少的修院。此外,也有許多機構一直在教育層面促進教會的臨在,這些機構有口皆碑,而且也與醫療服務有關。我探訪了新成立的輔仁大學醫院,該機構的確懂得如何應對病患的課題和問題,關懷他們,並察覺到社會的老齡化;那裡的出生率低,如今得處理許多老人的需求。因此,我也祝聖了一間由小學舊校舍改建而成的養老中心。那裡有很多希望的元素,但教會最欠缺的是更恰當的傳教動力。

問:令人驚訝的是,大部分的台灣人自稱是無神論者。這是不是一個有待努力應對的重要幅度?

答:我們必須考慮到,這個社會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十分先進,因此許多層面必不可少的參照點都把天主排除在外,因為人們關心的往往是保障優質的生活,以及各種會減少或加重危機的問題。這是一個追求福祉的社會,總是以福祉為先,其它要求次之。基督徒生活顯然要求很高,其它宗教的表達形式通常比較容易實踐,因此肩負靈性、人性和道德責任的教會,明顯地處於困境,因為這需要耗費很大的心力。此外,我們也要考慮到另一個層面,也就是我們不能用數字來衡量一切;舉例而言,對教會服務的讚賞,遠超過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人數的百倍之多。這意味著,教會也在社會上增加「鹽味」,透過教育和其它的臨在形式,給生活的諸多方面賦予意義。對於錯綜複雜的社會,很難找出一個過分簡化的標準。

問:台灣仍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僅有17個國家予以承認,其中包括與它建交76年的聖座。或許,打破這孤立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答:我不會稱之為孤立。當我們提到孤立一詞,背後的涵義是什麼呢?台灣雖然跟許多國家沒有外交關係,卻維繫了商業、社會、文化和學術關係,這些關係極為重大,不能縮減為只談外交類型。為此,台灣必須在對話中尋找自己的道路,我認為,這將對它的未來助益良多。

問:您這次訪問了台灣後,也到訪了澳門和香港。聖座與中國最近針對主教任命簽署了協議,有些人對此感到驚恐,視之為台北和北京政府進一步摩擦的風險所在。然而,這協議會不會反倒成為拉近關係的推動力?

答:某些個案自然得視情況而定,因為不能只用負面詞彙、完全從負面角度來探討。除此之外,我發現,我所遇見的所有司鐸、主教和平信徒都投以積極而強烈的關注。正如我解釋過的,陳年的問題顯然不會一朝一夕就解決。許多處境往往令我們陷入不穩定狀態,這並不代表基礎不佳,但是對話的許多方面肯定有待加強,不僅教會內部也存在許多問題,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也是如此。我相信,關於這方面,我在香港和澳門也得到很多正面反饋和鼓勵。他們說:「請你們向前邁進,這是一條很好的道路。」我堅信,未來也將是這樣。再者,某些不和諧的聲音確實存在,但我認為,不和諧的聲音有權利存在。

來源: 梵蒂岡新聞網

2018年中國天主教會全年逾4萬8千人領洗

圖片: Catholic News Service

圖片:信德網

根據信德文化研究所在2019年1月24日的報告,在各地教區及堂區的合作支持及中國天主教「一會一團」研究室的協助下,經過近一個月的不完全統計,截至2018年底,全國天主教(不包括台灣、香港、澳門教區)全年領洗人數的初步統計結果是:48365人。

此次統計來自31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共104個教區的領洗人數。從這個暫時能統計到的公開數字來看,2018年領洗者數量與2017年基本持平。神長反映最多的是,基層教會福傳熱情依舊,但社會的發展所帶來的城鄉堂區教友構成的變化也對領洗人數及統計帶來很大的影響。

更有神長提出,進一步細化領洗檔案,明確教友人數淨增長信息,以更真實更準確地反映地方教會發展狀況。

希望這組數字為廣大神長教友既是鼓勵也是提醒,今後在應對社會環境的變化,依據各自實際狀況,適時對牧靈福傳方式方法作出調整的同時,也希望各教區及堂區承繼教會傳統,重視、完善聖事的造冊登記。同時希望大家能積極行動起來,攜手推動地方教會的健康、穩步發展。

來源:信德網

萬民福音部部長解釋中梵臨時協議的牧靈價值

教廷萬民福音部部長費爾南多•斐洛尼樞機(Fernando Filoni)接受《羅馬觀察報》採訪,解釋了中國與聖座有關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所蘊含的牧靈價值。

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費爾南多•斐洛尼樞機,曾於1992年到達香港,從那時起就伴隨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微妙而複雜的旅程。在那些年裡,聖座國務院代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官員之間經過最初的幾次往來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教廷的外交關係開始解凍。

問:樞機閣下,幾年來您是特別對所謂的「傳教區」福傳的教廷部門領導。聖座與中國政府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簽署了「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在其中您所瞥見的牧靈價值是什麽?

答:關於特別被問及的「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的牧靈價值,正是我所領導部門的權限範圍,它旨在陪伴在中國的教會;然而對比教宗方濟各在去年九月份«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文告»中所寫的,我不認為我會說得更多且更好。我想引用原文:「……臨時性協議……是聖座與中國政府當局漫長而複雜的雙邊對話果實,由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開啟,接著由本篤十六世教宗繼續。藉此歷程,聖座自始至終不為別的,而旨在實現教會自身的牧靈目標,即支持和推動福傳事業,並實現和保持在中國的天主教團體的圓滿與有形可見的合一」(第二節)

他又說道:「與中國當局簽訂的臨時性協議,儘管只是限定於某些教會生活方面,並有必要更加完善,但它也能為譜寫這新的中國教會篇章而做其貢獻。此協議首次引入中國當局和聖座之間的持久合作因素,以希望能為天主教團體保障良好的牧者」 (第五節)。最後,雖然我贊同諸多方面所表達的困惑,因為困難依然存在,也因為可能在以後的旅程中出現別的困難,但是我覺得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有和好、合一及復興的很大期望,以便更加果斷地重啟福傳。在一個從許多方面看都以超音速奔跑的世界裡,人不能原地不動,同時,人們體會到迫切需要重新發現靈性和人性的價值,以便為人的生活及社會的真正凝聚力給予可靠的希望。總而言之,這就是天主教向今日中國所能提供的。我還必須說,從中國教會人員那裡收到的很多信件中,以及與主教、神父、修女和平信徒的會見中,我總覺得他們的願望是在中國的教會能回到天主教會背景下的「正常化」。

問:樞機閣下,您引用了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教宗方濟各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文告》。這文告和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信友的信》有差異或關聯嗎?與此同時有何改變?

答:您看,在您適時提及的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信中,除了其它許多寶貴的訓導外,主要肯定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只要在不利的環境中需要保護生命及捍衛信仰時,比如說在還被要求强加與良心和天主教教義不可調和的意識形態的地方,秘密狀態都是正當的;

第二件事是,即使在困難與複雜的狀况下,鑒於自己教區團體的更大益處,在不缺少牧靈分辨能力的情况下,並在主教的領導下,人們可以做決定和選擇。

在本篤十六世的信中,已經直觀到歷史在前進和發展,人與人、民眾與民眾之間相互作用的歷史背景在改變,思想組織也確實在改變,作為我們生活構成基礎的概念闡述和社會形式的解釋也在改變。教宗方濟各的文告在教宗本篤十六世信的基礎上增添了有效和目前的訓導,也許是對記憶癒合的關注,以翻開新的一頁;這是一個具有決定性地展望未來的眼光,可以為在中國教會的牧靈計劃激發靈感。很明顯地,一方面若沒有牧者們的心靈合一及中國信友的圓滿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若沒有民政當局通過與宗座對話而建立的信任,僅此是不能實現的。正是為達此目的,「為支持和推動在中國的福音傳播及重建教會圓滿與有形可見的共融,首先面對主教的任命問題是最重要的」 (第三節)

關於去年九月份簽署的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為在中國的教會而言,它是一個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教會事件。按照協議,承認教宗的特殊角色,在中國教會的合法牧靈自主和不可或缺的與伯多祿繼承人共融關係前景中,現在也應該重新理解所謂的「獨立原則」。為此,我希望不再聽說或閱讀到「地方政府」官員將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作為工具,以强迫人們做那些連中國法律自身都不要求的事情,比如在愛國會註册。

事實上,教會反對意味著自私、封閉或控制的「愛國主義」,卻贊成意味著對文化和知識根源的尊重,促進公益,以及政權機構對自己公民信任的「愛國」。我們正在以尊重的態度具體地和中國當局一起努力工作。藉著天主的幫助和所有人的貢獻,我們希望能看到今後將發生的事情,在好的方面能得到成長。

問:樞機閣下,有人寫道,將教區委託給曾被絕罰的官方主教,在中國的所謂非官方團體處在沒有自己牧人的狀態,而被迫投降,以迎合他們在良心上所不能贊同的理念、規則和硬性規定。另外,有人說非官方信友的命運將是被官方團體吸收並消失。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在中國文化中人們喜歡使用形象化的比喻。我嘗試描述一個在我看來具有象徵性的比喻。通過福傳而在中國誕生的天主教會是獨一無二的;它猶如一個涌流活水的泉源,其蹤跡顯而易見。之後,由於歷史事件就好像一塊巨石從山上墜落而堵住水流;一部分水下沉流入地下,另一部分迂回曲折,繼續流於地面。在最近的二十五至三十年裡,人們開始談論一個可以讓兩股水流恢復合一的歷程;為此而努力過,也祈禱過,並且迄今為止已經有如此多的創舉與行動,交替變遷以促進合一。這在過去不易,如今亦然。

人們不能忽視多年的衝突與誤解。對主管宗教問題的民政當局及對教會當局,以及在所謂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教會兩派之間,尤其需要重建信任,這也許是最困難的方面。這裡,目前並不談及界定誰贏誰輸,誰對誰錯。在愛國會創立後的六十年裡,所有人不僅在肉體上與精神上,以不同的方式但卻以同樣悲慘的遭遇蒙受了痛苦。我們也不能忽視那些堅持或被迫堅持「獨立」原則,而導致與宗座關係破裂人的內心痛苦;當我還在香港的時候,不知多少次我聆聽了向我訴說他們痛苦的教會人員;正是為面對那些狀况,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審慎評估後,接納了那些求寬恕並求教會能正式承認他們為教會主教的呼聲。

聖座對神父採取的立場則不同,原則上主張天主子民有權利領受聖事,而對神父們不談「非法性」問題,儘管一直囑咐他們該由合法或被合法的主教手中領受聖職。我意識到,有人可能會認為,在這個階段,好像宗座只要求單方面的犧牲,即非官方團體成員的犧牲,可以這麽說,即他們該「官方化」,而對那些「官方」團體成員則毫無所求。其實不該用上述的言辭闡述這個問題;雖然表象上似乎是「非官方的」向「官方的」或向民政當局投降,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也不是在非官方團體面前取得了一次勝利。在更具有教會性的視野中,不宜談競爭或理由,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在信仰內的兄弟姐妹,所有人都在同一的教會大家庭裡;在三十年裡聖座努力為此而奮鬥,以推動兩個團體互相和好,並恢復及振作基督徒和公教徒自己的身分,通過一個共同的途徑更充分地實現所意味的—是基督的教會在今日的中國。

在聖座不斷的考量中,一直說明在中國不存在兩個教會,一個「愛國教」和 一個「忠貞教會」(俚語常用的);在中國,教會是唯一的,它所受的創傷源於自身內部及其外部。天主子民信仰意識挽救了在中國的教會免於裂教。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們可以說從痛苦中獲得治癒的能量是有的;目標很高,需要所有人的貢獻才能完全實現它。最近魏景義主教表達的一些話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直至現在還未被民政當局承認的主教),在一次採訪中他說:「我們必須用實際行動來治癒所有這些年來我們對基督奧體—教會所造成的創傷。在教會的旅途中沒有失敗者或被棄者。我們與瑪利亞攜手行走, …… 我們也會看到歷程中的許多痛苦並非一無是處。」

此歷程的代價就是要我們每人有所捨棄與犧牲,但也要求我們承擔新的具體任務,就如教宗方濟各不分彼此地對所有基督徒所要求的:現在必須在真理內並在對聖神的信心中做出和解與共融的行為,祂會陪伴教會並不會拋棄它。

問:我們可以回到最初的問題嗎?

答:可以!因為提供答案至關重要。也就是說,所謂的「地下」團體的命運會是什麽?這是聖座特別珍視的問題。我想明確一點:首先,只有兩個教區到目前為止已經看到他們領導的輪換(閩東和汕頭);應該這麽做,我希望在不强迫的情况下,不僅是形式的合一,而且是真正的合一。地下狀態消失了,但參與其中的人並不消失。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傳統和他們的靈修依然存留,這對整個教區團體都有益。以此「心靈」主教們自己會明智地照顧它並作為保證者;他們要作為整個天主子民的教區主教,而不偏愛從這個或那個團體來的。

據我所知,在閩東教區正致力於合一。我希望地方民政當局也懂得在不强迫的情况下逐步採取行動的必要性。如同我提到的魏景義主教,他明智地說,所有人(無論是民政當局、教會人員、中國內外的人)「我們必須在心理上做好準備……,並一步一步來,努力尋求增加合一,因為它要求我們的信德。」需要有一種歡迎、樸實、教會包容及寬恕的精神,以免失去教會生活中真實的超性面。正如教宗方濟各特別針對教會牧者們所說的,因為 「我們急需以天主的寬闊心胸擁抱生活的牧者,他們不陷於世界上的滿足,不樂於周而復始,卻不斷地朝向高處;承載至高者的牧人,務必不陷於保持「低空」的誘惑,擺脫不冷不熱和習慣性生活的狹隘限度;貧窮的牧人,不貪戀金錢與豪華;言行一致的復活希望的宣講者……」(《羅馬觀察報》, 2018年2月12日)。

我重複一遍,不應從輸家或贏家的角度來看待這個階段。這會是錯誤的和誤導的。所以,如果我儘量從前景中看待事物,雖然我不幻想事情會自動或輕易發生,也不忽略一直存在的困難,但是我能見到或者我似乎見到了一個更加團結、更有意識、更有準備和更加關注世界的教會,它被召以福音見證去服務;此外,在一個日益明智地更新自己的國家裡,教會應是與生活的時代更加協調的,我還想說更加自由的。

教宗方濟各在他 «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文告» 中還談到,中國天主教信友必須能夠提供先知性和建設性的貢獻,它是從天主對人類生活的計劃中取出的:「這可能也要求他們困難地說出批評的話語,不是無益的反對,而是為建設一個更加公正、更加人性化及更尊重個人尊嚴的社會。」(第六節)

問:樞機閣下,在中國有許多天主教信友為了保持對教宗的忠貞遭受了很多痛苦,他們現在感到迷茫,尤其體驗到被聖座幾乎背叛與拋棄的苦澀感覺。您認為應該對他們說點什麽?

答:對於那些見證了信仰的天主教信友,首先我想牢記耶穌安慰的話說:「好!善良忠信的僕人!…..  進入你主人的福樂吧!」(瑪25:23) ; 這種安慰是難以估價的,也是無價的!這是一個人可以從導師那裡聽到的最美好的安慰。無論如何,對他們在考驗中的堅定與忠貞,即使在逆境與困難中他們也保持對天主上智安排的信任,聖座和我本人想對他們表達深深的感激及欽佩之情。多年來他們中的許多人曾是真正的殉道者或信仰的宣認者!只有心靈膚淺或惡意的人才會想像到教宗方濟各和聖座會拋棄世界上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條件下的基督羊群。因此,我們必須對信友的感知更加努力地工作,這種感知常常被不太正確或有失公允的媒體消息所左右,或難以理解圍繞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對話的謹慎態度。這些兄弟姊妹們需要更多的尊重;任何人都不要濫用他們的情感。

不管怎樣,我理解這些疑慮;理解他們的困惑;有時我也有同感。但我不贊同誰在維持其合法保留意見的同時,不僅沒有試圖理解他人的觀點,而且最重要的是冒著在伯多祿之船裡不一致划槳的危險態度。教宗協同他的合作者過去做了,現在在做,並將會盡其所能使自己與在中國的教會靠近;在方式上我們不是無誤的,可是我們真愛在中國的教會與中國人民。聖座已工作很多年並研究所有情况;做了大量祈禱,以靈性的溫情來安慰,以天主的話來光照,以平靜的領導來鼓勵,甚至在外交層面尋求解決辦法!在此,我邀請任何有能力合作的人將這些感受和話語帶給那些需要並感到被遺棄的人。除此之外,聖詠中所吟唱的將永遠是真實的:「那含淚播種的人,必含笑獲享收成。」(詠126:5)

問:樞機閣下,對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有什麽計劃?您怎麽看待在該國教會的未來?

答:我會區分為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即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計劃,我認為它應該力求更成為教會,也就是朝著信仰、希望與愛德方向進行發展,為年輕人,為新聖召,為大公運動和宗教間的對話,為神職界的培育,為援助那些仍處於成長邊緣人的需要而工作。另外,首先是中國信友的任務,他們應以適當的方式和路徑發現並實現“如何”做到所談到的這些。雖然教會在中國仍是一個小小的羊群,這是一條對在田裡撒下好種子的播種者所懷有信任的路徑:「你們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為你們的父喜歡把天國賜給你們」(路12:32) 。總之,此計劃因此也是耶穌託付給宗徒們的:「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到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 (瑪5:16)。在這一切中,當然梵二文獻和至今被運用並被豐富的教宗們的訓導,會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瞭解它。

關於第二方面,在中國教會的未來,即使有人可能持悲觀的態度,我想說的是在中國教會的歷史已說明了自身。在此我很樂意提到徐光啟(官員,在利瑪竇的時代被朝廷任命為禮部尚書),皇帝問他為何成為基督徒,他解釋了福音豐富的價值觀和神性根源,正因如此信仰才能宣認寬恕仇敵;因此,我確實對宣講福音充滿信心。我認為只有缺乏真正的自由及享樂的誘惑才能扼殺許多世紀以前撒下的很大一部分信仰的種子。無論如何,目前擔負的責任是既要宣傳福音,又要克服我們這個不易時期的誘惑。

問:樞機閣下,在此背景下,您是否有一個特殊的祝願想說給生活在中國的信友,以及由於工作的各種原因和生活的選擇遍布到世界各地的中國信友們?

答:是的。是上主領導歷史。因此,我首先祝願他們,始終知道以信任看待對方,以應對可能發生的不同形式的危機,即使目前事件的某些方面被認為是不公正和困難的。我再說一遍,任何人都不應把已和好的兄弟視同仇敵,而是一個為之歡喜的兄弟。主用祂的寬恕戰勝了我們。

對中國人來說,人們知道他們喜歡用比喻。我還想用另一個比喻來補充我的想法:

如果人想讓三腳架穩定的話,就需要有三條腿支撑;事實上,它並不能靠雙腿站立,簡言之,那就是聖座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協議;它需要第三條腿,即在中國的信友,同樣需要有那些天主教華僑團體的參與和貢獻。天主教團體在經過六十多年的痛苦、分裂和誤解之後,只有賴所有人的貢獻才能建設明天的教會,民政當局方面也需尊重自由。因此,為建立公民、社會及宗教的和諧並為福音的傳播,教會需要自由及所有人富有成果的參與。天主需要在中國的天主教團體!在此我想用教宗方濟各在《福音的喜樂》裡恰當表達的一句話:「不要讓我們被奪去這個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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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中國:一段促進教會益處的旅程

中國:一段促進教會益處的旅程
教廷傳播部編輯主任托爾涅利評論文章

在一篇從教廷視角觀察「世界現況」的講話中,教宗方濟各針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臨時性協議發表了意味深遠的幾句話。這段話相當重要,因為它再次強調教廷多年來用心「與該國政府進行持之以恆且深思熟慮的對話」,其首項重要成果便是聖座國務院與各國關係部門副祕書長卡米萊利蒙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王超於2018年9月22日在北京簽署的協議。近幾任教宗及其合作者努力的目標都沒有政治或外交目的,而是為了促進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合一,以及中國主教與伯多祿繼承人的合一;換句話說,就是要確保天主教團體生活的必要元素。

教宗方濟各在對外交使團的講話中提到,他此前重新接納了其餘未經宗座任命而被祝聖的「官方」主教,使他們在教會內完全共融,「並派遣他們大力促進中國天主教徒的修和,更新福傳動力」。時隔多年,首次所有的中國主教都與羅馬主教共融。完全共融的一個記號是兩位中國大陸的主教出席了以青年為題的世界主教會議,他們的與會意義非凡。值得一提的是,教宗在聖伯多祿大殿前主持開幕彌撒時,感動地向這兩位主教致以問候。

另一個要強調的是,教宗在問候外交使團的講稿中,以這番話為中國的話題作結,他說:「但願持續的往來、臨時性協議的落實有助於解決懸而未決的問題,保障為確實享有宗教自由所需的空間。」由此可知,誠如協議的標題所蘊含的深意:這是一段旅程的第一步,歷史性的重要步伐,而這旅程還沒結束,卻需要更多時間來完成。正如去年9月所宣布的,在新主教的任命方面已經達成共識,但還需要具體努力,以解決各項懸而未決的棘手問題,其中包括尚未得到中國政府承認的「地下」主教的情況:這是聖座投入的工作,其唯一目標為教會的合一,以及眾多中國天主教徒宣發他們與教宗完全共融的信仰的可能性。

溫州邵祝敏主教和麗水盧丹華神父獲釋

據天亞社報導,中國浙江省溫州教區地下團體邵祝敏主教及麗水教區地下團體盧丹華神父,分別於11月23日及22日獲當局釋放。

邵祝敏主教於2018年11月9日遭當局帶走,拘留了十四天;而盧丹華神父於2017年12月29日被帶走,拘留了十一個月。盧神父是由邵主教於2016年祝聖的。當局沒有特別交代帶走邵主教的原因,而盧神父被帶走的原因,當局指他在青田天主堂舉行彌撒是非法的,所以把他帶走。

盧神父於2015年加入麗水教區,翌年5月10日晉升為執事,並於2016年12月14日,獲溫州教區地下教會團體的邵主教祝聖為麗水教區神父。盧神父現在是麗水教區唯一一位神父,亦是唯一一位地下團體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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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教區邵祝敏主教再次被當局帶走

2018年11月9日上午,華東浙江省溫州教區地下教會團體邵祝敏主教,於被樂清宗教局人員帶走,原因不明,當局只表示會在10至15天內把主教放回教區。當地信徒正為邵主教祈禱,希望按當局所說的時間放回主教,他們又懇請普世教會為主教、溫州教區和中國教會祈禱。

邵祝敏主教現年55歲,這次是他第8次被帶走。

1999年9月7日,樂清本堂邵祝敏神父首次被拘捕,當時年僅17歲。

2005年10月27日,溫州教區副主教邵祝敏神父在永強堂區為六百多名教友主持完聖體閉幕彌撒聖祭後,他和一些神職人員、修女和平信徒一起到飯店吃飯時,被公安人員帶走。

2006年9月25日,4名浙江省地下天主教會神職人員,包括天主教溫州教區副主教邵祝敏,教區秘書長姜溯念神父和兩名修女,從羅馬返回中國時在深圳被公安人員拘捕;

2016年9月7日-獲教廷和中國政府承認的天主教永嘉教區(溫州教區)正權主教朱维方主教病逝,按教會法典自動繼任為正權主教,屬於「地下」教會團體的邵祝敏助理主教早於8月23日被政府人員帶去到青海「旅遊」,以防止他出席並主持其前任的葬禮。

2016年9月26日-因同省台州教區徐吉偉主教於25日逝世,邵主教再次把他帶到青海。後來,邵主教返回教區後,被警告不得與公開團體的司鐸聯絡。

2017年4月12日(聖週三),當局再次把邵主教帶走,以阻止他舉行聖週四的聖油彌撒,五天後把他釋放;

2017年5月18日,當局又再次把他帶走。

2017年9月,他在北京同仁醫院現身,準備於9月11日接受耳部手術。他當時在微信朋友圈上載照片,並寫下信息,請教友為他的手術祈禱,但同時囑咐他們​​不要前來探訪他。

2018年1月22日,邵主教返回溫州。

2018年11月9日,邵祝敏主教再次被當局帶走。

2018年11月4日,邵主教和三位神父一起在溫州教區首任主教林錫黎墓前共祭,約有五百位教友參加,當地的民宗局和國保人員也在場。彌撒後邵主教和其中一位共祭的神父被問為什麼溫州市的教友也過來,而且有這麼多人。其後,當局在11月9日上午帶走邵主教。

引述天亞社的報導,55歲的邵主教屬於非官方團體,不獲得政府承認,但他獲教宗任命為溫州教區主教。中國政府一直要求邵主教加入「愛國會」才承認他的身份,而「愛國會」提倡的獨立教會原則與天主教教義不符,故邵主教一直沒有同意。浙江省是中國的基督徒重鎮之一,估計約有200萬基督教徒和21萬天主教徒。而省內的溫州市有「中國耶路撒冷」之稱,市內天主教信眾約15萬,但長期受到當局的嚴密監管和打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