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創意
教宗引用歌劇«杜蘭朵»談希望的奧秘讓我感動。我想更好地了解教宗方濟各的藝術和文學觀點。我向他提起他曾在2006年說過：偉大的藝術家懂得用美來表達生活上的悲慘事實及痛苦。我於是問教宗誰是他喜愛的藝術家和作家，他們之間是否有某些共同點……。
教宗:「我很喜歡各式各樣的作家。我非常喜歡杜斯託也夫斯基（Dostoevskij）和荷爾德林（Hölderlin）。我願意提起荷爾德林為他祖母的生日作的抒情詩，這首詩非常美，使我在精神上獲益良多。詩的末尾寫道，願人持守孩提時作的許諾。我為之感動，也是因為我十分愛我的祖母羅薩。荷爾德林在詩中將他的祖母比作生了耶穌的聖母瑪利亞，把耶穌當作他在現世的朋友，耶穌沒有將任何人視為外人。我讀了3遍曼佐尼（Manzoni）的«婚約夫婦»（I Promessi Sposi），現在這本書就放在桌子上，我打算再讀一遍。曼佐尼對我幫助很大。在我兒時，祖母就教我背誦這本小說開頭的話：’科莫湖上的分支沿著連綿不斷的兩座山巒，向南方流去……。 ‘我也很喜歡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
「在畫家方面，我佩服卡拉瓦喬：他的油畫向我說話。我也喜歡夏加爾的«白色十字苦像» ……」
「在音樂家方面，我當然喜愛莫扎特（Mozart）。他的C小調彌撒曲中的« Et Incarnatus est »（降生成人）無與倫比：它將你提升到天主跟前！我喜歡聽克拉拉·哈斯基爾（Clara Haskil）演繹的莫扎特的曲子。莫扎特的曲子充滿了我：我無法思索他的曲子；我必須聽。我喜歡聽貝多芬（Beethoven）的作曲，尤其是他極富獨創的表達。最能表達這種獨創性的是富特文格勒（Furtwängler）的演繹。此外，我也喜歡巴赫（Bach）的«耶穌受難»（le Passioni）。他根據瑪竇福音苦難史中伯多祿的哭泣而譜寫的« Erbarme Dich »（請垂憐我）是我非常喜愛的曲目，卓越絕頂！我也喜歡瓦格納（Wagner），只是程度不同。我喜歡聽他的音樂，但不經常。他的作品« La Tetralogia dell’Anello »（指環）於1950年在斯卡拉歌劇院上演，由富特文格勒指揮；那場演奏為我是最好的一次。我也同樣喜愛克納佩茨布（Knappertsbusch）在1962年指揮的那場« Parsifal »（帕西法爾）。 」
「我們也該談談電影。費里尼（Fellini）的«道路»（La strada）也許是我最喜愛的一部影片。我認同這部影片，其中有隱喻聖方濟各的成分。另外，我相信我在10至12歲那幾年看了安娜·馬尼亞尼（Anna Magnani）和阿爾多·法布里齊（Aldo Fabrizi）演的所有影片。我很喜愛的另一部影片是«羅馬，不設防的城市»（Roma città aperta）。我的電影攝影文化尤其要感謝我的父母，他們經常帶我們去電影院。」
「一般而言，我喜愛悲劇藝術家，尤其是經典藝術家。塞萬提斯（Cervantes）藉青年騎士卡拉斯科（Carrasco）的口道出了一個美好定義，這位騎士稱讚«吉訶德先生» （Don Chisciotte）的故事說『’幼童人手一冊，青年喜愛閱讀，成人領會其意，老年人讚不絕口。』在我看來，這是為經典作品下的好定義。」
我意識到我被教宗的這些見解迷住了，而且在進入他的藝術選擇的門庭時，也願意進入他的生命。我想像這需要走一段漫長旅程，它也會包括從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到«芭比特的盛宴»（Il pranzo di Babette）這段時期的電影。我想起教宗在其它場合提到的其他作家和其它作品，即使不那麼重要或出名或帶有地方性的，如：何塞·埃爾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的史詩«馬丁·菲耶羅»（Martín Fierro）、尼諾·科斯塔（Nino Costa）的詩篇、路易吉·奧爾塞尼戈（Luigi Orsenigo）的«大逃亡»（Il grande esodo）。我也想到約瑟夫·馬萊格和何塞·瑪利亞·佩曼（José María Pemán）。當然還有但丁（Dante）和博爾赫斯（Borges），以及萊奧波爾多·馬雷夏爾（Leopoldo Marechal），他是« Adán Buenosayres »（亞當·布宜諾斯艾利斯）、« El Banquete de Severo Arcángelo »（嚴厲總領天使的宴席）和« Megafón o la guerra »（戰爭）的作者。我特別想到博爾赫斯，因為28歲的貝爾格里奧在聖達菲（Santa Fé）《聖母始胎無染原罪高中》（Colegio de la Inmaculada Concepción）教書時與他有過直接交往。貝爾格里奧為這所高中最後兩年的學生授課，鼓勵他的學生們進行創意寫作。我也有過類似經驗，我在他的那個年齡曾在羅馬的馬西莫中學教書，創立了「炸彈卡」小組。我向教宗敘述了這件事，然後請教宗談談他的經驗。
教宗回答說:「我的經驗有點冒險。我必須想辦法讓我的學生們研讀埃爾西德（El Cid）的作品，可是孩子們不喜歡他的作品。他們要求閱讀加西亞·洛爾卡（García Lorca）的作品。於是我決定讓他們在家裡研讀埃爾西德的著作，我則在課堂上講解孩子們較喜歡的作家。顯然，年輕人喜歡閱讀比較’熱辣’的文學作品，當代的如«不忠貞的妻子»（La casada infiel），或古典的如費爾南多·德·羅哈斯（Fernando de Rojas）的«塞萊斯蒂娜»（La Celestina）。可是在閱讀這些一時吸引他們的作品時，他們也養成對一般文學、詩作的嗜好，進而閱讀其它作品。這為我是一次重要經驗。我完成了教學計劃，但用的不是結構化方式，即沒有按照規定的作家讀物順序，而是順其自然。這種方式很適合我：我不喜歡制定生硬的教學計劃，只求多少知道要達到目的的方向即可。那時我也開始讓學生們練習寫作。最終我決定把學生們寫的兩篇作文拿給博爾赫斯看。我認識他的秘書，她是我過去的鋼琴老師。博爾赫斯非常喜歡這兩篇作文，他便提議為一本文集寫引言。」
我問教宗:「那麼，聖父，創意在人的一生中重要嗎？」
他笑著回答我:「為一名耶穌會士極為重要！耶穌會士必須是有創意的人。」
邊緣地區和實驗室
可見，創意為耶穌會士極其重要。教宗方濟各接見«公教文明»期刊的耶穌會士及合作者時，為耶穌會士的文化工作清楚指出了其它3個重要特性。我的思緒回到2013年6月14日那天。我記得教宗會晤全體人員之前，同我的談話中已預先提到這3個特性：對話、分辨、邊緣地區。他特別強調了最後一點，援引保祿六世教宗曾向耶穌會士們談的那番著名的話:「教會無論在哪裡，即使在最困難和險要的園地，在思想意識的十字路口，在社會戰壕，人的迫切需要與福音永恆訊息彼此間的交流就一直存在，那裡也就一直有你們耶穌會士。」
我請教宗方濟各說明幾個問題:「您要我們小心不陷入『馴化邊緣地區的誘惑：我們必須走向邊緣，而非將邊緣帶回家，給它塗上點油漆，馴化它。』您指的是什麼？確切地說，您想告訴我們什麼？這篇訪談是耶穌會負責的各份期刊彼此商定的：您願意向他們提出什麼要求？哪些該當是他們的首要之務？」
教宗: 「我向«公教文明»期刊指出的3個關鍵詞也適用於耶穌會的所有期刊，或許根據每份期刊的特性和目標，在著重點上有所不同。當我強調邊緣地區時，我特別指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必須進入他所工作和思索的環境。我們常陷入生活在實驗室裡的危險。我們的信仰不是實驗室的信仰，而是行走中的信仰，是歷史中的信仰。天主自我啟示是件歷史事實而非抽象真理的概要。我怕實驗室，因為在實驗室裡產生問題，然後把問題帶回家，在離開它們環境的地方，馴化它們，給它們塗上油漆。我們無須將邊緣地區帶回家，卻要在那裡生活，做勇敢的人。」
我問教宗能否根據他的個人經驗舉出一些實例。
教宗答道:「每當談到社會問題，聚在一起研究貧民區的吸毒問題是一回事，到問題存在的地方，在那裡住下來就近了解和研究問題卻是另一回事。雅魯培神父給’社會研究及行動中心’（Centros de Investigación y Acción Social）寫的一封真知卓見的信談及貧窮，他明確指出，若不直接置身有貧窮的地方去體驗，就無法談貧窮。’置身’是個危險詞，因為有些修會會士把它當成一種風氣，由於缺乏分辨而釀成大錯。可是，親身體驗著實重要。」
「邊緣地區多的是。讓我們想想在醫院工作的修女們：她們生活在邊緣地區。我現在活著，得感謝她們中的一個。我肺部有問題住院時，醫生給了我一定劑量的青黴素和鏈黴素。病房的修女將劑量增至3倍，因為她有敏性，整天同病人在一起，知道該做什麼。醫生確實很棒，活在他的實驗室裡，修女則活在邊緣地區而且天天同這個地區打交道。馴化邊緣地區就是僅限於從遠處說話，將自己關進實驗室。實驗室有它的用處，但對我們來說，反思必須始終從經驗出發。」
來源: 梵蒂岡電台
圖片: catholic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