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對話(8)-主教的宗徒繼承與合法性

與中國對話(8)

「主教的宗徒繼承與合法性」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未經教宗任命而被祝聖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這篇文章繼續上篇的主題,論述主教在教會法典上的合法性,以及受到當局承認的問題。
天主教會的至公性不該被單純地理解成一種地理或制度上的意義,而應看到它藉著圓滿共融所具有的信仰、教義和忠誠於聖傳的完整含義。至公性的深刻含義觸及眾人的心靈:換言之,它是朝向有機合一道路行走、使差異在基督內得以調和的一段進程。因此,地方教會在主教的主持,以及司鐸團和執事的協助下,圍繞著全體天主子民的感恩祭而建立起來。

在這層意義上,在有地方教會的地方就有天主教會,而且這地方教會的主教必須與羅馬主教共融,因為羅馬主教在愛德中領導所有分布於世界的地方教會。這就是地方教會「公教」合一的保障。相反地,倘若那個主教不是在與羅馬主教的共融中「產生」的,而且在他日常行為中也未表達這共融,那麼就會出現極嚴重問題。

因此,無論是未經宗座任命而授予主教職的主教,還是接受這職務者,教會法典對他們都制定了嚴重處分。事實上,這樣的祝聖對教會共融是一種令人痛心的傷害,嚴重侵犯了教會法典的規範。

可見,未經教宗任命而領受聖職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也不應該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其本身就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著眼於仔細審查在特殊情況下是否存在必要的條件,好使相關主教在圓滿共融的公教團體中重新獲得接納。

此途徑是經由相關主教多次明確且真誠地向教宗請求寬恕為起點。接下來的程序是:教宗的評估及他可能給予的寬恕;對於那些已經按照教會法典之規定而懺悔的主教們,應免除教會法典給予的處分和審查(尤其是開除教籍的自科絕罰);透過聖事予以赦免;恢復圓滿的共融;相關主教應在內心態度和公開行為上具有共融的表現;最後,總會伴隨一項牧靈職責。

此外,信友團體對受到寬恕及取得合法地位的主教的接納也很重要,換言之,這位派到他們當中的牧人應得到接納:這就要求整個團體以祈禱、監督、服從及合作來促進共融。

關於非法祝聖主教的情況,教會當以特殊的方式處理且預示出和解的途徑,而每當教會共融受到傷害時,應當視為教會生活可預見的一部分。至於中國的情況,主教的合法化並非是今日的創新之舉:這在近十年來已經發生過,儘管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和接納。事實上,在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中顯然也有一些社會性的後果,但這些後果在對事實的某些評估中被加以渲染,有時甚至佔據了主要地位。

一方面是對主教合法化的政治解讀,另一方面是對教會法典處罰的牧靈含義缺乏理解,這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一些觀察者,甚至在教會内的一些成員中出現了不安與困惑。事實上,某些地下教會團體並不甘心接納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明確希望促使主教合法化的舉措。他們擔心若承認這些主教的合法地位,就會被解釋為支持官方團體和政府的政策。

然而,在地下團體內也從未缺少過贊成使主教合法化的聲音。那時,一位地下主教得知與政府當局談判的消息後,便公開稱讚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說:「他敞開了基督般的胸襟,接納了許多官方團體的主教,並為捍衛在中國的教會的合一與共融作出了努力」。

現今,雖然在中國的合法化問題似乎只涉及主教的少數個案,卻仍需要考慮那些基於不同理由而持不同見解的反對聲浪。然而,人人該當秉持如此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在中國唯有以一位合法並被承認的主教為中心,才能開始重組教區團體的教會架構。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5)

與中國對話(6)

與中國對話(7)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與中國對話(7)-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與中國對話(7)

「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中國有不合乎教會法典的主教,也有未得到政府承認的主教:這是該國兩個基督徒團體共存的現象。一旦本著對話精神開啟談判,其目的是要設法解決這些具體問題,克服這種局面,走向面目一新的積極前景。

眾所周知,根據國際慣例,國家之間的談判是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通常只公布最終結果。因此,沒有人知道聖座與中國當局對話的細節。然而,倘若最終達成共識,我們便可想像,這共識將使教會既能在兩個團體同時存在的教區重建牧靈領導上的合一,也能對長久缺乏主教的眾多教區採取措施,使每個教區都有一位受到教會和國家接納和承認的牧人。

我們不能期待這樣的行動是沒有傷痛的。不滿、痛苦、放棄、怨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還會導致新的張力。然而,在中國的教會必須經歷這種「穿過針孔的過渡」,我們眾人期望這能起到淨化的作用並成為善的傳報者:沒有贏家和輸家,眾人的貢獻都將是寶貴的。

正如帕羅林樞機所言:「此處並非忘卻、忽略或幾乎奇妙般地抹去許多信友和牧人的痛苦歷程,而是在天主的助祐下,注入因許多考驗而來的人力和靈性資本,從而建設一個更祥和及更友愛的未來。」

如果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能夠重啟一種更為友愛與共融的局面,同時尊重各方的情感,這將首先對信友的聖事和靈修生活產生積極反響,他們日益努力成為十足的天主教徒,同時也做真正的中國人。

此外,這樣也將能為教會的活動釋放新的能量,並在中國社會中實現更大的和諧。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眾人的努力和善意。相對於全國總人口,在中國的天主教如果只憑數字會顯得頗為單薄,但素來活躍。儘管許多限制和監控依然存在,其中大部分出於恐懼,擔心宗教能受到“外來”利用而引起社會不安定,但一種面目一新的福傳事業會帶來豐碩果實。

如果一位主教獲得當局承認的路徑是關係到國家、國家法律及其程序的問題,那麼依照教會法典對一位主教合法地位的認可便與教會有關。為能明瞭這一點,有必要認識教會是如何形成的。早在公元第二世紀,聖依勒內(S. Ireneo)就稱教會為靈性共融的團體,她透過主教們連續不斷的繼承,宣講和傳遞由宗徒們建立的聖傳。

主教們的宗徒繼承乃是聖傳的保障,是教會組成的基礎。同時,藉著教宗的自由任命或他對合法選舉的認可,教會也對主教的宗徒繼承及其真實性提供了保障。

一位主教,即使有效地被祝聖,倘若不與伯多祿繼承人和其他在全世界履行牧職的主教們共融,就不能行使職務。只有羅馬主教、基督的在世代表及普世教會的牧人才能判斷他們是否適合,藉此承認他們的合法性,重新接納他們進入天主教的圓滿共融並託付他們一項牧職。至於中國的情況,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沒有獲得教宗任命而在中國新近祝聖的主教是非法有效的(極個別的情況除外)。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始終是「唯一」的,雖然存在許多不合常規的痛苦情況,卻從來沒有以「脫離」羅馬而自居。此外,在中國的教會也從未提出一種拒絕首席職權的教義見解。

實際上,在此也需要補充另一個事實,那就是與教宗共融的熱切渴望一直存留在非法祝聖的中國主教們的心中。儘管這些主教的情況不合法規,意識到他們與教宗共融的願望也造成近些年來相互抵觸的兩種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這些非法主教有誠意,因此相信了他們的懺悔(儘管不接納若干主教不恰當的行為);另有人認為他們沒有誠意,並多次予以譴責。

正因為如此,就如帕羅林樞機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人都不該沒完沒了地屈服於「那為給兄弟定罪的對立心態」,而是「每個人都應懷有信賴地展望教會的未來,超越各種人性限度」。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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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5)

與中國對話(6)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與中國對話(5)-梵蒂岡與中國:對話與談判

與中國對話(5)

「梵蒂岡與中國:對話與談判」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本著開放和互相尊重的態度進行對話能讓我們接受他人的差異,承認他人的身份及其使命;一同前行使我們彼此充實,相輔相成。為了對話,我們要堅持我們的身份並承認對方的身份。真正的對話有如「降生」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天主與人對話並尋找人,為了與人建立救恩的關係。

教宗方濟各認為,談判則是一個實際的過程,其中每個人都試圖從對方那裡獲得什麼:正如人們說的,談判永遠是「分蛋糕」的行為,但我們應當做的就是讓每個人都成為「贏家」。因此,每一場談判,以及隨之而來的每一項協議,總是不完美的、暫時的、正在進行中的,就像一段漫長進程中的諸多環節,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建成。

教宗方濟各秉持一貫的開放和尊重的溝通風格,本著接納他人之差異、承認每個人身份和使命的態度,繼續致力於促進和支持與中國政府的官方對話。如此,切實的談判重新啟動,然而談判向來不容易,並且出現過突然的中斷。事實上,曾經出現這樣的狀況:談判兩方,一方面重申對話和達成一致的良好意願,另一方面卻在相互理解的時候又因一些阻礙而停步。

在此,我們應當承認在中國的教會的大部分人士贊成已經展開的對話,不僅是官方團體,還有非官方團體。雖然我們談論百分比或許不妥當,但我們仍可引述中國主教的意見,包括政府承認和不承認的主教,他們都表明支持恢復對話,以及有可能達成的協議。

一位政府承認的主教獲悉中國與聖座恢復對話的消息時態度非常積極,他指出大多數天主教徒都支持教宗,以及中國和聖座的對話,並且熱切地祈禱,期望達成一項協議。

另外,也有一位官方不承認的主教表明恢復對話是好事,當然在言語之外還必須看到事實。然而,見面談話好過不見面,因為只有在見面交談後才有可能解決問題。

對話的進展及對話藝術的艱難即在於此:對話使彼此靠近,瞭解對方的身份認同,並讓對方瞭解自己的身份認同。如此,在對話中各自的意向得以表達,而不是只說些慣常的話。在對話的過程中,雙方有時產生距離也完全正常,因為覺得自己過於向對方讓步,放棄了自己的合理需求,願意更好地闡明自己的期待和主張。

但是,為了達成雙方都接受的解決方案,最終也必須更改自己過高的期望。對教會而言,這意味著她可以區分哪些是攸關基督信仰的,哪些不是。只有各方都接受對方,尊重對不同意見進行討論和交流的過程,試著瞭解在解決問題時提出不同意見的正當理由,嚴肅而真實的對話方可起作用。

所有這一切或許會非常艱難。只有秉持相互信任和慷慨的精神,才能在一場談判的一次又一次而且常常令人疲憊的會議中保持對話的節奏。雙方必須保持這種負責的態度,在共識似乎非常遙遠甚至無法實現的時候仍能保持鎮靜,鞏固已彼此走近的小步伐,始終保持積極態度,這樣才能增進對對方誠意的信任。

一如教宗方濟各所言,「現實總是高於想法」。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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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2):有賴於微小卻重大的步伐

與中國對話系列(2)

「有賴於微小卻重大的步伐」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為什麼要跟中國當局對話呢?在中國,天主教徒保持忠貞,儘管敵視宗教的政權造成了種種嚴峻的苦難。怎樣才能達致這種對話呢?

對話是教會生活的一個要素,在教會的行事模式中居於首位,不論是在教會內部,或是她與世界的互動關係上。對話意味著與社會、與各宗教、與各文化接觸……。梵二大公會議早已鼓勵採用對話作為牧靈行動的風格,不僅在教會成員之間實行,也如此對待非基督徒、政府當局和善心人士。《教會憲章》這樣寫道:「人無論有無信仰,都該有助於建設人人共同生活其間的世界。為此,絕對需要坦誠而明智地交換意見。」(21號)

關於對話,教宗保祿六世也在《祂的教會》通諭中清楚談論道:「聖教會應當與其本身生活於內的人類社會會談,在會談中,她本身就以語言,訊息和會談的形式出現。」(67號);天主教會「必須隨時準備與具有善意的各方人士磋商會談,不論他們是在教會圈內或圈外」。(97號)

在人與人之間、機構之間、人的團體之間,對話有益於互相理解,也能促成友誼。在各種情況下,對話都格外滋養信任。互相信任是在眾多機會上簡單而極其慎重地具體實踐許多小步伐、舉動和會晤的成果。如同聖父所言:「總會有些門沒有關閉。」(2017年5月13日)

聖座與中國達到現前的對話氣氛,也有賴於近幾任教宗邁出的微小卻重大的步伐;他們每個人都開闢了道路,給新建築添加了磚頭,啟發了充滿希望的思想和行動。讓我們想想保祿六世平穩的行動,以及本篤十六世和聖若望保祿二世有關主動與中國當局對話的明確指示。最後,讓我們想想,教宗方濟各以他的性格、舉止、訓導正在加快各民族、包括中華民族之間彼此接近和相遇的進程。

當然,教會選擇對話所尋求的並非方法本身,也非不計一切代價地追求妥協或放棄權益的態度,一如典型的甘願「出賣」自己原則的那種人;他們這麼做是為了不費吹灰之力地取得政治或外交成就,因而忘記天主教會團體的苦難旅程。對教會而言,對話必須不斷尋求真理與正義,力求人類完整的善,尊重各項基本權利。然而,教會,包括在中國的教會之使命,不是改變國家的體制或行政,抵抗那體現於政治生活的世俗權力。事實上,教會在實踐自身的使命時,如果只作政治性的戰鬥,就是背叛自己真正的本質,成為泛泛的政治角色,放棄自身的超性聖召,把自己的行動貶低到純粹的世俗層面。

反之,真切而誠懇的對話讓社會內部得以運作,以保護天主教徒的合理期待,促進人人共享的公益。在這種背景下,當天主教會發出批評聲音時,不是為了挑起爭端,作出無效的譴責,而是為了秉持建設性的精神促使社會更加正義。如此一來,批評也是牧靈愛德的具體實踐,因為它集結最弱小者受苦的哀號,他們往往沒有力氣或頭銜來讓人聆聽自己的聲音。

根據聖座的判斷,即使是在中國,開誠布公又互敬互重的對話方法,縱然辛苦且蘊藏著風險,但必將創造更加彼此信賴的氣氛,有助於互相認識,能逐漸克服過往和近期的嚴重誤解。

再者,今天從不同的訊號可以得知,中國愈加注重「軟實力」,也就是聖座在國際層級發揮的軟實力。在中國,歷史順其自然地發展,這要求在教會內肩負特殊使命的人們細心分辨。正因此,聖座運用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與中國當局對話,如今為那些渴望解讀時代的訊號並認出臨於歷史中的天主的人們,這對話呈現出真正牧靈職責的輪廓。天主上智的安排引領著歷史,祂也正在為中國天主教徒的將來具體地施展作為。

圖片: catholicnews.com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1)-絕非揮舞魔杖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與中國對話系列(1)

「絕非揮舞魔杖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關於「中國問題」,有一連串的訊號顯示,聖座和中國正在達至一個重要階段,儘管──如同聖座新聞室今年3月29日的公告所言─聖座與中國似乎沒有任何即將簽署的協議。

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很久以前就展開了接觸,試圖以有建設性、而非爭鋒相對的態度找出某些教會問題的解決方法,首先便是棘手而重要的主教任命議題:這關乎牧靈的方針,意在開啟一個能惠及眾人的合作模式,而且並不假設只要魔杖一揮,幾乎就能解決所有現存的問題。

關於這點,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在接受意大利報紙《新聞報》的訪談時,講的顯然很恰當。他回答記者的提問,說:「眾所周知,隨著『新中國』的到來,教會在那泱泱大國的生活有過嚴重受阻和劇烈苦難的時刻。

然而,自上世紀八零年代起,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們展開了接觸,經歷了時代的更迭、事件的變化。聖座向來秉持牧靈的途徑,試圖跨越對立,樂意與政府當局進行互相尊重又有建設性的對話。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07年致中國天主教徒的信函中已闡明這種對話的精神:『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4號)在教宗方濟各的牧職期間,當前的談判就是遵循這個路線:有建設性地敞開對話和忠於教會的純正傳統。」

隨著共產黨在中國建立新政權,開啟了格外艱難的歷史階段,許多牧者和信友遭受了劇烈的苦難。這個政權是毛澤東革命的成果,他的理想目標是解放人民,使之擺脫西方控制、貧窮、無知、舊領導階層的壓迫,卻也排除天主的概念和宗教。

隨後,從八零年代起,中國也開始有所改變。當然,意識型態依然存在,近來出現某些強硬的徵兆,特別是在負責安全和社會-文化生活條例的機關方面。然而,或許這也是在經濟的急遽成長中需要稍微維護秩序的徵兆。一方面來說,經濟成長增進福祉,創造新的機會和新的生活空間,讓世界上所有的人萌生共同的盼望;另一方面來說,如此的成長導致某種混亂,勞工界出現社會失根現象、富裕階層的腐敗比例增加、傳統價值觀日益薄弱,在年輕世代之間尤其嚴重。但是,面對這些同樣衝擊到宗教生活領域的劇烈改變,意識型態上的嚴苛或許無法成為一個適切的回應。

今天,聖座樂意在互相尊重的交談氣氛中,為促進中國和社會的利益作出貢獻。對全世界的天主教徒而言,他們也不得不感受到這個事實與他們密切相關,因為這不是一個遙遠國度的事件,而是至一教會的生活和使命;我們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無論我們生活在何處。為此,切莫激發爭辯,卻要以祈禱陪伴在中國的教會當前的微妙時刻,以期帶給福傳事業新的動力。耶穌的訊息對於如此一個泱泱大國的人性及靈性願景不能毫無關聯。

圖片: catholicnews.com

與中國對話(2)

教廷稱與中國沒有「迫切」的協議

2018年3月29日(聖週四),聖座新聞室主任伯克在回答記者關於中國天主教會任命主教協議的問題時,他否認媒體所報導有關梵蒂岡即將簽署有關中國天主教會現狀況的協議。

伯克在星期四在記者會上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表示,教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沒有「迫切」的協議。他補充說,教宗方濟各仍然與他的顧問們就中國教會的情況保持「長期接觸」,並跟進雙方在對話過程中所取得的進展。

來源梵蒂岡電台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教會透視:聖座國務卿就中梵關係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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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連線:教宗方濟各冊封35位新聖人

本集的《梵蒂岡連線》會跟您一起慶祝教宗方濟各冊封35位新聖人,還有慶祝花地瑪聖母顯現100週年紀念圓滿落幕。

教宗任命莫蘭迪蒙席為教廷教義部秘書長

2017年7月18日,教宗方濟各任命教廷教義部副秘書長雅各伯‧莫蘭迪(Giacomo Morandi)蒙席為教義部秘書長,同時晉升他為總主教。前教義部秘書長路易斯‧拉達里亞(Luis Francisco Ladaria Ferrer)總主教於今年7月1日被教宗任命為該部門部長。

莫蘭迪蒙席1965年8月24日生於意大利摩德納,1990年晉鐸,加入摩德納-諾南拓拉總教區。他於1992年在羅馬宗座聖經學院獲得聖經學碩士學位,並於2008年在宗座額我略大學取得傳教神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莫蘭迪蒙擔任多項職務後,被任命為要理、福傳和文化方面的主教代表,以及主教座堂總鐸和摩德納-諾南拓拉總教區副主教。莫蘭迪蒙席曾在摩德納宗教學院教授聖經,也在羅馬阿萊蒂中心教授教父詮釋學。他於2015年被任命為教義部副秘書長。

來源: 梵蒂岡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