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從波羅的海三國回程時舉行機上記者會談及中梵協議

2018年9月25日,教宗方濟各結束波羅的海三國的牧靈訪問,於當天晚上9時許返回羅馬。依照慣例,教宗在返程途中回答了隨機記者們的提問,教宗也談到聖座與中國當局達成的協議,內容如下:

關於幾天前聖座與中國當局達成的協議,教宗表示,這是一項多年的進程,為解決主教任命問題梵蒂岡與中國進行了對話。梵蒂岡團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教宗特別提到帕羅林樞機、切利(Claudio Maria Celli)總主教和格拉齊奧西(Rota Graziosi)神父所作出的貢獻。

教宗對記者們說:「你們都知道,簽署一項和平或談判協議時,雙方都會失去一些東西,這是規則。這進程就是如此進行的:向前進兩步,向後退一步,又向前兩步,再退後一步。接著又是幾個月沒有交談。」

記者提到這份協議公布後,也有人提出批評,指控梵蒂岡把教會「廉價出售」給北京政府。教宗答道:「處於困境中的主教們的情況是根據每個個案逐一研究過的,檔案最終送到我的辦公桌上,在主教的個案上簽名的是我自己。至於協議,草案先送到我這裡,我說出我的想法,其他人再討論,如此進行下去。」

教宗也談到阻力和曾經受苦的天主教徒,他說:「的確,他們會感到痛苦。一項協議總會帶來痛苦。但他們有很大的信德,寫信來表明,聖座、伯多禄說的話就是耶穌所說的:這『殉道』的信德促使這些人今天向前邁進。他們是高尚的人。」

教宗再三強調,是他自己簽署了這份協議,是他要負起責任。他說:「方才提到的其他人為此進行了10幾年的努力。因此,協議並非一部『即興作品』,而是一段旅程,一段真正的旅程。」

教宗也提到一件軼事。他說:「在那個前聖座大使發表了衆所周知的聲明後,全球的主教們給我寫信表達關懷,並為我祈禱;中國信友們也寫信來,信上署名的是我們所稱的公教傳統教會的主教和愛國教會的主教:兩個團體一起,兩個團體的信友都在其中。對我而言,這是天主的一個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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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教宗呼籲普世教會以祈禱陪伴中國天主教徒

2018年9月26日,教宗方濟各在公開接見活動中談及他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的文告,期望在中國的教會得以開始一個新的歷程,這將有助於醫治過去的創傷,恢復全體中國天主教信友的合一,更新福傳的使命。教宗說:

親愛的弟兄姐妹,上週六9月22日,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中國主教任命的問題在北京簽署臨時協議。這項協議是長期和慎重對話的結果,旨在促進聖座和中國當局之間更加積極的合作,以謀求中國天主教團體的益處和整個社會的和諧。

本著這一精神,我決定向中國天主教徒和普世教會發表友愛鼓勵的文告,並於今天公布。藉此文告,我祝願在中國可以開始一個前所未有的歷程,這將有助於醫治過去的創傷,恢復並保持全體中國天主教信友的圓滿共融,以更新的責任感承擔傳播福音的使命。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我們擁有一項重要任務!我們蒙召以熱切的祈禱和弟兄友愛之情來陪伴在中國的弟兄姐妹。他們知道自己並非獨身一人。整個教會與他們一同祈禱,為他們祈禱。

讓我們懇求望德和進教之佑聖母瑪利亞降福並保護在中國的每位天主教徒,並為全體中國人民向天主祈求繁榮與和平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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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中國教會問題專家談聖座與中國協議

宗座米蘭外方傳教會的施安東神父(Antonio Sergianni)表示:「在中國的天主教徒都知道,聖座與他們的國家簽署了一份令許多人熱切期待的協議。」施安東神父曾在中國生活了24年,在本篤十六世教宗《致中國天主教徒信函》時期曾是萬民福音部中國事務部門的成員。

2018年9月24日,施安東神父接受《梵蒂岡新聞網》採訪,談了他對這份協議的看法。他認為,這份協議將有助於梵蒂岡與中國當局增加彼此信任、相互了解的氣氛,而且雙方會互通訊息。中國當局同意成立一個新教區,也接納教宗對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行使精神和聖統上領導的職責,這乃是信任的明證。以下是採訪内容。

問:9月22日簽署的是一項重要協議,它是在經歷了聖座與中國彼此接近的各個階段後醖釀而成。是否可以說,教宗方濟各與他的前任,尤其是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篤十六世在這個方向上一脈相承?

答:絕對如此。若我們重新閲讀2007年本篤教宗致在中國的教會的信函,就會了解這份協議所揭示的全部意義。本篤教宗的《信函》論述在中國的教會的處境,談到教會的合一、張力,以及關於主教牧職的教義。教宗公開談到對話,甚至引證梵二大公會議,指出也必須尊重和愛那些持不同思想和行為的人,因為這有助於同他們對話。本篤教宗在《信函》中兩次引用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的話,表達希望與在中國的教會公開對話的心願。聖若望保祿二世曾說:「我期望敞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對話的空間,克服過去的互不了解。」本篤十六世也在《信函》中談到主教的任命,再次提出對話的期望,寫道:「我希望在主教的任命上達成協議。」

問:這幾天您可能已經聽到中國方面對協議作出的一些評論。據説中國電視新聞也報導了這消息,那麽在中國的信友和一般民衆有哪些反應呢?

答:信友們喜悅地接納了這份協議。我得知,一位蒙教宗寬恕的主教邀請他地區的司鐸們慶祝了這個事件,他們很高興。無疑,人們對此期待已久。兩個星期前我還在中國,我見到一些人,包括司鐸、主教,也有政府代表。他們都對我說,他們熱切期待能簽署協議。即使存在一些困惑,卻也懷有教會的重大希望和熱切期待。當然,他們也說還會有苦難,但若保持和增進一種信任的氣氛,將會克服未來的困難。

問:政府任命的主教合法化、打破兩個對立團體的局面,在您看來,這對許多保持與羅馬聖座共融、經常付出個人代價的人所蒙受的痛苦是否合乎公道?

答:許多人為了教會和忠於基督遭受了苦難。本篤教宗的《信函》承認這一點並對他們表示讚賞,這在今天依然如此:為了基督而受到的痛苦任何人都不能抹去,它繼續是一份珍貴的寶藏。向前看並不是說將過去一筆勾銷。在一種信德的動態中,生命源於十字架:基督的復活是十字架的果實。基督復活時並沒有否認祂的死亡,而是將之轉變。本篤教宗就這痛苦表示:「我表達我弟兄般的關懷。我為你們對基督的忠貞而喜悅,你們的忠貞有時也付出了極痛苦的代價。」教宗也說,珍寶經常是「勝利的泉源」,即使當時看起來可能是一種失敗。為基督受苦的人將蒙受祂的酬報。我甚至認為,這份協議也是那些苦難的果實。

問:您認為,這份協議將能幫助或促進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成長嗎?

答:我確信如此。這份協議並不是一個神通廣大的指揮棒,點一下就能即刻解決所有問題,而是隨著時間的延續將會促使教會成長。首先,它將透過寬恕和增進真實的共融來具體地促進修和進程。這需要一種在修和上的艱辛努力。但也要看到,藉著這份協議,許多修和進程中的障礙都會被移除,因此能增進修和。如果談對未來持樂觀還是悲觀態度,我只記得有一次本篤教宗和我談起這個問題,那時我們在談論在中國的教會的處境,他說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是兩種思維範疇,是人性上的,且過於狹隘。基督徒深信人類歷史由天主引領,因此懷著希望看待現實。如果教會歷經艱辛走到這一步,那就值得希望衆人在未來都會獲益。因此,這協議必能幫助在中國的教會成長。

問:在主教任命的問題上,現在將怎樣實踐呢?教宗的自由度將有多大?在過去祝聖的與羅馬聖座共融的主教們也將受到政府的承認嗎?

答:我們不知道協議的細節。這些問題肯定已經研究過了。就我們所知道的,這將是一種共同參與的實踐。協議有待完善,作為臨時性解決方案,聖座接納由基層、教會團體,包括國家機構介入的指定主教候選人的程序。政府則接納最後的決定,如果一個候選人不受歡迎,而且教宗認為不夠資格,政府當接受這最終的決定,然後重新開始。這似乎是協議的内容,但我們並不知道細節。無論如何,事實正是,在任命問題上同意讓教宗作出最後決定,主教的任命因此由伯多祿繼承人決定。至於羅馬聖座任命而政府不承認的主教們,肯定會有一個承認的程序。這要逐一看待每項個案,無疑這是有待解決的問題之一。這份協議是一個基礎,一個解決仍擺在桌面上的許多問題的條件。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培育。現在比以往更重要的是信仰的成長和品質;幫助信友的良知在信德内成熟,因為這一切都屬於信仰範疇。它不是政治講話,而是牧靈、教會及信仰話題。需要培育處於隔離的司鐸們,扶持感到孤獨的主教們。因此,有能力加強接觸、幫助他們得到培育,這對梵蒂岡也將是一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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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前聖座新聞室主任回顧聖座與中國關係的漫長路程

這幾天,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的消息成了熱門話題。前聖座發言人及新聞室主任、耶穌會士隆巴爾迪神父(Federico Lombardi)撰文回顧了中梵接觸的漫長路程,其中包括導致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形成兩個團體的原因,幫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解讀這份協議的意涵。

突破殖民限制,培養中國本地聖職人員

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後,清政府迫於不平等條約而勢力衰弱,西方國家由此在中國鞏固了各自的政治、軍事及經濟勢力,法國也提出保護在中國天主教會的傳教工作,外國和中國本地的天主教徒都在這保護之下。

此時,聖座已經意識到必須培養中國本地的聖職人員,而且自19世紀中葉起就開始考慮與中國的邦交議題。在教宗良十三世牧職期間,中國於1886年主動提出希望與聖座建立「友好邦交」,但教宗礙於法國的反對和擔心法國天主教徒的負面反應,沒有向中國派出使節。

不平等條約和法國的保教權在中國人民當中引起不滿,終於在1900-1901年爆發了義和拳運動,其間3萬天主教徒被殺。

本篤十五世上任後對傳教議題具有重大的遠見,而且清楚意識到必須突破教會在殖民時代受到的限制。中國在這個願景中占有決定性的地位,那就是不能再讓基督信仰被視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此時,中國再次提出與聖座建交問題,聖座也積極作出回應,但法國這一次又對中國施壓,導致此事不得不推延。

庇護十一世繼承前任已經開拓的路線,於1922年果斷地委派剛恆毅總主教出任首位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擺脫歐洲各種保教權,於1924年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主教會議會議,為首批6位華人主教的祝聖進行準備。這6位華人主教於1926年10月28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由庇護十一世教宗親自祝聖。

以下是6位首批華人主教:
-河北省宣化代牧區趙懷義主教(北京教區神父)
-山西省汾陽代牧區陳國砥主教(方濟會士)
-浙江省台州代牧區胡若山主教(遣使會士)
-江蘇省海門代牧區朱開敏主教(耶穌會士)
-湖北省蒲圻代牧區成和德主教(方濟會士)
-河北省蠡縣(安國)代牧區孫德楨主教(遣使會士)

在庇護十二世牧職期間,法國保教權終於在1942年被廢除,中國與聖座遂於同一年建立邦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教宗於1946年年初擢升首位中國籍樞機,他就是聖言會會士田耕莘。同年,教宗頒布諭令建立中國聖統制。

面對中國新政權下的三自運動

1946年,黎培理總主教獲任命為宗座駐南京國民政府的代理大使。1949年,中國建立新政權,這位宗座代表沒有隨同前政府遷移到台灣,而是留在中國大陸並號召其他外國傳教士也留下。

在宗教方面,中國於1950年發起三自運動,1951年1月又成立宗教事務局。黎培理總主教在新聞輿論的強烈攻勢下,被迫於1951年9月5日離開中國。其他外國天主教傳教士也在1951至1954年期間幾乎全部被驅逐出境。

庇護十二世1952年發表《我們切願聲明》(Cupimus imprimis)文告,對三自運動作出回應。他又於1954年頒布《致中國人民》(Ad Sinarum gentem)通諭,譴責所有形式的「愛國運動」。

1955年,上海主教龔品梅和許多其他聖職人員被捕,其他天主教徒則同意參加三自運動。在「百花齊放」運動的背景下,被捕的天主教徒獲得釋放,1957年成立了天主教愛國會,為首批未經教宗授權的主教的祝聖準備了土壤。所謂「官方教會」就是這樣開始的。1958年,20幾位主教就是以這種方式受到祝聖。

1960年,龔品梅和一位美籍傳教士華理柱(James Edward Walsh)主教被公開判刑。1962年,在愛國會召開第二屆大會後,中國教會被迫與羅馬聖座完全分離。時任教宗若望廿三世打算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教出席大公會議,但鑒於時局而打消了這個念頭。

文革及改革開放中的教會

保禄六世牧職期間適逢文化大革命的悲慘年代,許多西方國家及聯合國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承認台灣政權,而聖座則繼續與台灣保持邦交。1970年,保祿六世訪問亞洲和大洋洲,以及還是英屬殖民地的香港,成了首位踏足中國土地的教宗。

1978年,若望保禄二世開始牧職,此時也是鄧小平掌權和推動改革的初期。1979年,中國在宗教領域出現了最初的開放跡象,幾座城市的一些聖堂遂於1980年重新啟用。天主教愛國會在同一年建立中國主教團,但它從未受到羅馬聖座的承認。

1981年2月18日,若望保祿二世從馬尼拉向全體中國天主教徒致以問候。但同年6月因鄧以明主教獲委任為廣州的總主教,中國政府指責梵蒂岡干涉中國内政。於是,保定主教在未徵詢聖座意見的情況下祝聖了3位主教。

當時的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羅西(Agnelo Rossi)樞機1981年12月12日下令准許「合法及忠於聖座」的中國主教祝聖其他的主教,若有需要不必事先徵求同意。這項特權卻也導致濫權,加劇了「地下」與「官方」或「愛國」團體之間的對立。

中國改革開放後,其它國家的主教團和天主教機構與在中國的教會的接觸日益頻繁,但在與愛國會及其成員的關係上也出現曖昧和張力的情況。1988年,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董高(Jozef Tomko)樞機向西方國家的主教團就「地下」與「官方」信徒的關係作出八點指示。

另一方面,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起,以及隨後歐洲共產主義的危機,中國政府增加了對若望保禄二世的不信任。這位教宗又把自1988年起獲准到美國就醫的龔品梅主教擢升為樞機。

中梵關係在波折中行進

無論如何,文革結束後,許多「愛國會」主教在新形勢下透過秘密途徑請求羅馬聖座的承認,而且也獲得批准。一種「分裂」教會的可能性觀念最終日落西山。在日後2007年於梵蒂岡召開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上確認,「幾乎所有的主教和司鐸與羅馬聖座共融」。

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聖座的關係又陷入新困境,這尤其是因為在中國又祝聖了非法的主教,以及在羅馬於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當天為在義和團運動中120位殉道者舉行了封聖禮。若望保禄二世為克服這些困難作出很大努力,向中國、中國人民及其當局伸出友誼和尊重的手,甚至承認“過去的錯誤和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交部2005年在若望保禄二世去世的機會上,對這位教宗加以稱讚。隨後,雙方恢復了直接接觸。

2007年5月27日,本篤十六世發表《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内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信函,其中充滿牧職指示。教宗堅持教會的合一性,廢除所有的特權,包括主教的「秘密祝聖」,期望與中國政府當局對話。

2008年5月7日,北京愛樂交響樂團和上海歌劇院合唱團聯袂在保禄六世大廳為本篤十六世演奏一場非凡的音樂會,打開「文化外交」的局面。隨後,儘管在中國徵得羅馬聖座同意的主教祝聖持續了幾年,但在2010和2011年再次發生非法祝聖事件,聖座對此於2011年7月16日作出果斷的回應。

教宗方濟各自上任之初,就已多次表示熱切及親切地關注中國人民,這有助於建立一種新而緩和的氛圍、促使聖座與中國當局有效地恢復對話。在2014年8月14至18日訪問韓國的機會上,教宗在他的座機飛越中國領空時拍發電報給中國國家主席。教宗又於2016年2月2日接受《亞洲時報》專訪時,充分地表達了對中國人民及其文化的敬重。

最近幾年來,聖座與中國政府增進了彼此接觸,溝通的渠道似乎更加穩固而有效。一些中國新聞機搆和中國外交部也多次刊登對教宗方濟各態度緩和的聲明,其中包括教宗的國際訪問和對教宗講話的評論。其餘的便是這幾天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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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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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座與中國協議:為在中國的福傳提供新動力

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2018年9月22日在北京簽署了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聖座此舉並非出於政治考量,而是著眼於教會與牧靈目標,就是希望在中國的公教團體能有與聖座共融,同時也受到當局承認的好牧人。

與這特定目的相關的其它一般牧靈性質的目標包括:

-為福傳工作提供新動力;
-幫助天主教徒走修和道路,使他們的信仰生活逐步正常化;
-在福音的光照下為自己國家的福祉作出貢獻,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聖座意識到,教會在歷史上的牧靈行動也常涉及政治方面的問題。的確,教會應對社會公益的建設作出獨特貢獻。梵二大公會議(牧職憲章76號)對此指出:「在各自的領域內,政府與教會各自獨立自主。但二者各以其不同名義,為完成人類所有私人及社會的同一聖召而服務。二者依照時間和空間的局勢越能健全地合作,便越能有效地為公共福利服務。」

在彼此接觸中,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本著信任和對話精神不斷交談、不斷定期會晤,以期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信任逐漸在增長,雖然也會出現一些成見和偏見。這一切努力促成了一項關乎重大問題,也就是主教任命協議的簽署。

值得一提的是,雙方一致同意繼續遵循「友好調解」方法的重要性,藉此解決在關於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的詮釋和實施上可能出現的分歧。

協議的内文沒有公諸於世,這是因為它雖具備有效及法律上的特性,但屬於臨時性質,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試驗性的。未來的修訂和未來的完善是可能及值得期盼的。

對聖座而言,此時重要的是,願衆人都能理解、都能相信這份協議使衆人獲益,是為了在中國的天主教徒的靈性益處和中國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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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8)-主教的宗徒繼承與合法性

與中國對話(8)

「主教的宗徒繼承與合法性」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未經教宗任命而被祝聖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這篇文章繼續上篇的主題,論述主教在教會法典上的合法性,以及受到當局承認的問題。
天主教會的至公性不該被單純地理解成一種地理或制度上的意義,而應看到它藉著圓滿共融所具有的信仰、教義和忠誠於聖傳的完整含義。至公性的深刻含義觸及眾人的心靈:換言之,它是朝向有機合一道路行走、使差異在基督內得以調和的一段進程。因此,地方教會在主教的主持,以及司鐸團和執事的協助下,圍繞著全體天主子民的感恩祭而建立起來。

在這層意義上,在有地方教會的地方就有天主教會,而且這地方教會的主教必須與羅馬主教共融,因為羅馬主教在愛德中領導所有分布於世界的地方教會。這就是地方教會「公教」合一的保障。相反地,倘若那個主教不是在與羅馬主教的共融中「產生」的,而且在他日常行為中也未表達這共融,那麼就會出現極嚴重問題。

因此,無論是未經宗座任命而授予主教職的主教,還是接受這職務者,教會法典對他們都制定了嚴重處分。事實上,這樣的祝聖對教會共融是一種令人痛心的傷害,嚴重侵犯了教會法典的規範。

可見,未經教宗任命而領受聖職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也不應該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其本身就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著眼於仔細審查在特殊情況下是否存在必要的條件,好使相關主教在圓滿共融的公教團體中重新獲得接納。

此途徑是經由相關主教多次明確且真誠地向教宗請求寬恕為起點。接下來的程序是:教宗的評估及他可能給予的寬恕;對於那些已經按照教會法典之規定而懺悔的主教們,應免除教會法典給予的處分和審查(尤其是開除教籍的自科絕罰);透過聖事予以赦免;恢復圓滿的共融;相關主教應在內心態度和公開行為上具有共融的表現;最後,總會伴隨一項牧靈職責。

此外,信友團體對受到寬恕及取得合法地位的主教的接納也很重要,換言之,這位派到他們當中的牧人應得到接納:這就要求整個團體以祈禱、監督、服從及合作來促進共融。

關於非法祝聖主教的情況,教會當以特殊的方式處理且預示出和解的途徑,而每當教會共融受到傷害時,應當視為教會生活可預見的一部分。至於中國的情況,主教的合法化並非是今日的創新之舉:這在近十年來已經發生過,儘管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和接納。事實上,在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中顯然也有一些社會性的後果,但這些後果在對事實的某些評估中被加以渲染,有時甚至佔據了主要地位。

一方面是對主教合法化的政治解讀,另一方面是對教會法典處罰的牧靈含義缺乏理解,這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一些觀察者,甚至在教會内的一些成員中出現了不安與困惑。事實上,某些地下教會團體並不甘心接納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明確希望促使主教合法化的舉措。他們擔心若承認這些主教的合法地位,就會被解釋為支持官方團體和政府的政策。

然而,在地下團體內也從未缺少過贊成使主教合法化的聲音。那時,一位地下主教得知與政府當局談判的消息後,便公開稱讚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說:「他敞開了基督般的胸襟,接納了許多官方團體的主教,並為捍衛在中國的教會的合一與共融作出了努力」。

現今,雖然在中國的合法化問題似乎只涉及主教的少數個案,卻仍需要考慮那些基於不同理由而持不同見解的反對聲浪。然而,人人該當秉持如此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在中國唯有以一位合法並被承認的主教為中心,才能開始重組教區團體的教會架構。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5)

與中國對話(6)

與中國對話(7)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與中國對話(7)-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與中國對話(7)

「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中國有不合乎教會法典的主教,也有未得到政府承認的主教:這是該國兩個基督徒團體共存的現象。一旦本著對話精神開啟談判,其目的是要設法解決這些具體問題,克服這種局面,走向面目一新的積極前景。

眾所周知,根據國際慣例,國家之間的談判是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通常只公布最終結果。因此,沒有人知道聖座與中國當局對話的細節。然而,倘若最終達成共識,我們便可想像,這共識將使教會既能在兩個團體同時存在的教區重建牧靈領導上的合一,也能對長久缺乏主教的眾多教區採取措施,使每個教區都有一位受到教會和國家接納和承認的牧人。

我們不能期待這樣的行動是沒有傷痛的。不滿、痛苦、放棄、怨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還會導致新的張力。然而,在中國的教會必須經歷這種「穿過針孔的過渡」,我們眾人期望這能起到淨化的作用並成為善的傳報者:沒有贏家和輸家,眾人的貢獻都將是寶貴的。

正如帕羅林樞機所言:「此處並非忘卻、忽略或幾乎奇妙般地抹去許多信友和牧人的痛苦歷程,而是在天主的助祐下,注入因許多考驗而來的人力和靈性資本,從而建設一個更祥和及更友愛的未來。」

如果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能夠重啟一種更為友愛與共融的局面,同時尊重各方的情感,這將首先對信友的聖事和靈修生活產生積極反響,他們日益努力成為十足的天主教徒,同時也做真正的中國人。

此外,這樣也將能為教會的活動釋放新的能量,並在中國社會中實現更大的和諧。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眾人的努力和善意。相對於全國總人口,在中國的天主教如果只憑數字會顯得頗為單薄,但素來活躍。儘管許多限制和監控依然存在,其中大部分出於恐懼,擔心宗教能受到“外來”利用而引起社會不安定,但一種面目一新的福傳事業會帶來豐碩果實。

如果一位主教獲得當局承認的路徑是關係到國家、國家法律及其程序的問題,那麼依照教會法典對一位主教合法地位的認可便與教會有關。為能明瞭這一點,有必要認識教會是如何形成的。早在公元第二世紀,聖依勒內(S. Ireneo)就稱教會為靈性共融的團體,她透過主教們連續不斷的繼承,宣講和傳遞由宗徒們建立的聖傳。

主教們的宗徒繼承乃是聖傳的保障,是教會組成的基礎。同時,藉著教宗的自由任命或他對合法選舉的認可,教會也對主教的宗徒繼承及其真實性提供了保障。

一位主教,即使有效地被祝聖,倘若不與伯多祿繼承人和其他在全世界履行牧職的主教們共融,就不能行使職務。只有羅馬主教、基督的在世代表及普世教會的牧人才能判斷他們是否適合,藉此承認他們的合法性,重新接納他們進入天主教的圓滿共融並託付他們一項牧職。至於中國的情況,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沒有獲得教宗任命而在中國新近祝聖的主教是非法有效的(極個別的情況除外)。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始終是「唯一」的,雖然存在許多不合常規的痛苦情況,卻從來沒有以「脫離」羅馬而自居。此外,在中國的教會也從未提出一種拒絕首席職權的教義見解。

實際上,在此也需要補充另一個事實,那就是與教宗共融的熱切渴望一直存留在非法祝聖的中國主教們的心中。儘管這些主教的情況不合法規,意識到他們與教宗共融的願望也造成近些年來相互抵觸的兩種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這些非法主教有誠意,因此相信了他們的懺悔(儘管不接納若干主教不恰當的行為);另有人認為他們沒有誠意,並多次予以譴責。

正因為如此,就如帕羅林樞機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人都不該沒完沒了地屈服於「那為給兄弟定罪的對立心態」,而是「每個人都應懷有信賴地展望教會的未來,超越各種人性限度」。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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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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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5)-梵蒂岡與中國:對話與談判

與中國對話(5)

「梵蒂岡與中國:對話與談判」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本著開放和互相尊重的態度進行對話能讓我們接受他人的差異,承認他人的身份及其使命;一同前行使我們彼此充實,相輔相成。為了對話,我們要堅持我們的身份並承認對方的身份。真正的對話有如「降生」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天主與人對話並尋找人,為了與人建立救恩的關係。

教宗方濟各認為,談判則是一個實際的過程,其中每個人都試圖從對方那裡獲得什麼:正如人們說的,談判永遠是「分蛋糕」的行為,但我們應當做的就是讓每個人都成為「贏家」。因此,每一場談判,以及隨之而來的每一項協議,總是不完美的、暫時的、正在進行中的,就像一段漫長進程中的諸多環節,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建成。

教宗方濟各秉持一貫的開放和尊重的溝通風格,本著接納他人之差異、承認每個人身份和使命的態度,繼續致力於促進和支持與中國政府的官方對話。如此,切實的談判重新啟動,然而談判向來不容易,並且出現過突然的中斷。事實上,曾經出現這樣的狀況:談判兩方,一方面重申對話和達成一致的良好意願,另一方面卻在相互理解的時候又因一些阻礙而停步。

在此,我們應當承認在中國的教會的大部分人士贊成已經展開的對話,不僅是官方團體,還有非官方團體。雖然我們談論百分比或許不妥當,但我們仍可引述中國主教的意見,包括政府承認和不承認的主教,他們都表明支持恢復對話,以及有可能達成的協議。

一位政府承認的主教獲悉中國與聖座恢復對話的消息時態度非常積極,他指出大多數天主教徒都支持教宗,以及中國和聖座的對話,並且熱切地祈禱,期望達成一項協議。

另外,也有一位官方不承認的主教表明恢復對話是好事,當然在言語之外還必須看到事實。然而,見面談話好過不見面,因為只有在見面交談後才有可能解決問題。

對話的進展及對話藝術的艱難即在於此:對話使彼此靠近,瞭解對方的身份認同,並讓對方瞭解自己的身份認同。如此,在對話中各自的意向得以表達,而不是只說些慣常的話。在對話的過程中,雙方有時產生距離也完全正常,因為覺得自己過於向對方讓步,放棄了自己的合理需求,願意更好地闡明自己的期待和主張。

但是,為了達成雙方都接受的解決方案,最終也必須更改自己過高的期望。對教會而言,這意味著她可以區分哪些是攸關基督信仰的,哪些不是。只有各方都接受對方,尊重對不同意見進行討論和交流的過程,試著瞭解在解決問題時提出不同意見的正當理由,嚴肅而真實的對話方可起作用。

所有這一切或許會非常艱難。只有秉持相互信任和慷慨的精神,才能在一場談判的一次又一次而且常常令人疲憊的會議中保持對話的節奏。雙方必須保持這種負責的態度,在共識似乎非常遙遠甚至無法實現的時候仍能保持鎮靜,鞏固已彼此走近的小步伐,始終保持積極態度,這樣才能增進對對方誠意的信任。

一如教宗方濟各所言,「現實總是高於想法」。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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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2):有賴於微小卻重大的步伐

與中國對話系列(2)

「有賴於微小卻重大的步伐」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為什麼要跟中國當局對話呢?在中國,天主教徒保持忠貞,儘管敵視宗教的政權造成了種種嚴峻的苦難。怎樣才能達致這種對話呢?

對話是教會生活的一個要素,在教會的行事模式中居於首位,不論是在教會內部,或是她與世界的互動關係上。對話意味著與社會、與各宗教、與各文化接觸……。梵二大公會議早已鼓勵採用對話作為牧靈行動的風格,不僅在教會成員之間實行,也如此對待非基督徒、政府當局和善心人士。《教會憲章》這樣寫道:「人無論有無信仰,都該有助於建設人人共同生活其間的世界。為此,絕對需要坦誠而明智地交換意見。」(21號)

關於對話,教宗保祿六世也在《祂的教會》通諭中清楚談論道:「聖教會應當與其本身生活於內的人類社會會談,在會談中,她本身就以語言,訊息和會談的形式出現。」(67號);天主教會「必須隨時準備與具有善意的各方人士磋商會談,不論他們是在教會圈內或圈外」。(97號)

在人與人之間、機構之間、人的團體之間,對話有益於互相理解,也能促成友誼。在各種情況下,對話都格外滋養信任。互相信任是在眾多機會上簡單而極其慎重地具體實踐許多小步伐、舉動和會晤的成果。如同聖父所言:「總會有些門沒有關閉。」(2017年5月13日)

聖座與中國達到現前的對話氣氛,也有賴於近幾任教宗邁出的微小卻重大的步伐;他們每個人都開闢了道路,給新建築添加了磚頭,啟發了充滿希望的思想和行動。讓我們想想保祿六世平穩的行動,以及本篤十六世和聖若望保祿二世有關主動與中國當局對話的明確指示。最後,讓我們想想,教宗方濟各以他的性格、舉止、訓導正在加快各民族、包括中華民族之間彼此接近和相遇的進程。

當然,教會選擇對話所尋求的並非方法本身,也非不計一切代價地追求妥協或放棄權益的態度,一如典型的甘願「出賣」自己原則的那種人;他們這麼做是為了不費吹灰之力地取得政治或外交成就,因而忘記天主教會團體的苦難旅程。對教會而言,對話必須不斷尋求真理與正義,力求人類完整的善,尊重各項基本權利。然而,教會,包括在中國的教會之使命,不是改變國家的體制或行政,抵抗那體現於政治生活的世俗權力。事實上,教會在實踐自身的使命時,如果只作政治性的戰鬥,就是背叛自己真正的本質,成為泛泛的政治角色,放棄自身的超性聖召,把自己的行動貶低到純粹的世俗層面。

反之,真切而誠懇的對話讓社會內部得以運作,以保護天主教徒的合理期待,促進人人共享的公益。在這種背景下,當天主教會發出批評聲音時,不是為了挑起爭端,作出無效的譴責,而是為了秉持建設性的精神促使社會更加正義。如此一來,批評也是牧靈愛德的具體實踐,因為它集結最弱小者受苦的哀號,他們往往沒有力氣或頭銜來讓人聆聽自己的聲音。

根據聖座的判斷,即使是在中國,開誠布公又互敬互重的對話方法,縱然辛苦且蘊藏著風險,但必將創造更加彼此信賴的氣氛,有助於互相認識,能逐漸克服過往和近期的嚴重誤解。

再者,今天從不同的訊號可以得知,中國愈加注重「軟實力」,也就是聖座在國際層級發揮的軟實力。在中國,歷史順其自然地發展,這要求在教會內肩負特殊使命的人們細心分辨。正因此,聖座運用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與中國當局對話,如今為那些渴望解讀時代的訊號並認出臨於歷史中的天主的人們,這對話呈現出真正牧靈職責的輪廓。天主上智的安排引領著歷史,祂也正在為中國天主教徒的將來具體地施展作為。

圖片: catholicnews.com

與中國對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