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濟各公開接見活動繼續解釋《天主經》
教宗方濟各在週三公開接見中的要理講授繼續解釋《天主經》，主要專注於耶穌基督在受難和聖死時的的三次祈禱。一、耶穌在最後晚餐時為自己祈禱，二、耶穌在革責瑪尼的莊園裏俯伏在地呼求「阿爸! 父啊!」三、耶穌釘在十字架上說：「父啊，寬赦他們吧!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詳盡內容
-中國天主教開展中梵簽訂臨時協議後的首輪的主教選舉
自中梵簽訂臨時協議後，中國天主教分別在4月9日及11日於內蒙古集寧教區及陝西省漢中教區開展首輪的主教選舉。4月9日，集寧教區舉行主教候選人選舉，由前副主教姚順神父當選。4月11日，漢中教區舉行助理主教選舉，由胥紅偉神父當選。而兩人都是以唯一候選人身分當選。有消息指，兩位當選人早已獲教廷任命。詳盡內容
教廷萬民福音部部長費爾南多•斐洛尼樞機(Fernando Filoni)接受《羅馬觀察報》採訪，解釋了中國與聖座有關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所蘊含的牧靈價值。
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費爾南多•斐洛尼樞機，曾於1992年到達香港，從那時起就伴隨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微妙而複雜的旅程。在那些年裡，聖座國務院代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官員之間經過最初的幾次往來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教廷的外交關係開始解凍。
答:關於特別被問及的「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的牧靈價值，正是我所領導部門的權限範圍，它旨在陪伴在中國的教會；然而對比教宗方濟各在去年九月份«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文告»中所寫的，我不認為我會說得更多且更好。我想引用原文:「……臨時性協議……是聖座與中國政府當局漫長而複雜的雙邊對話果實，由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開啟，接著由本篤十六世教宗繼續。藉此歷程，聖座自始至終不為別的,而旨在實現教會自身的牧靈目標，即支持和推動福傳事業，並實現和保持在中國的天主教團體的圓滿與有形可見的合一」(第二節)。
他又說道:「與中國當局簽訂的臨時性協議，儘管只是限定於某些教會生活方面，並有必要更加完善，但它也能為譜寫這新的中國教會篇章而做其貢獻。此協議首次引入中國當局和聖座之間的持久合作因素，以希望能為天主教團體保障良好的牧者」 (第五節)。最後，雖然我贊同諸多方面所表達的困惑，因為困難依然存在，也因為可能在以後的旅程中出現別的困難，但是我覺得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有和好、合一及復興的很大期望，以便更加果斷地重啟福傳。在一個從許多方面看都以超音速奔跑的世界裡，人不能原地不動，同時，人們體會到迫切需要重新發現靈性和人性的價值，以便為人的生活及社會的真正凝聚力給予可靠的希望。總而言之，這就是天主教向今日中國所能提供的。我還必須說，從中國教會人員那裡收到的很多信件中，以及與主教、神父、修女和平信徒的會見中，我總覺得他們的願望是在中國的教會能回到天主教會背景下的「正常化」。
答:您看，在您適時提及的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信中，除了其它許多寶貴的訓導外，主要肯定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只要在不利的環境中需要保護生命及捍衛信仰時，比如說在還被要求强加與良心和天主教教義不可調和的意識形態的地方，秘密狀態都是正當的；
第二件事是，即使在困難與複雜的狀况下，鑒於自己教區團體的更大益處，在不缺少牧靈分辨能力的情况下，並在主教的領導下，人們可以做決定和選擇。
在本篤十六世的信中，已經直觀到歷史在前進和發展，人與人、民眾與民眾之間相互作用的歷史背景在改變，思想組織也確實在改變，作為我們生活構成基礎的概念闡述和社會形式的解釋也在改變。教宗方濟各的文告在教宗本篤十六世信的基礎上增添了有效和目前的訓導，也許是對記憶癒合的關注，以翻開新的一頁；這是一個具有決定性地展望未來的眼光，可以為在中國教會的牧靈計劃激發靈感。很明顯地，一方面若沒有牧者們的心靈合一及中國信友的圓滿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若沒有民政當局通過與宗座對話而建立的信任，僅此是不能實現的。正是為達此目的，「為支持和推動在中國的福音傳播及重建教會圓滿與有形可見的共融，首先面對主教的任命問題是最重要的」 (第三節) 。
關於去年九月份簽署的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為在中國的教會而言，它是一個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教會事件。按照協議，承認教宗的特殊角色，在中國教會的合法牧靈自主和不可或缺的與伯多祿繼承人共融關係前景中，現在也應該重新理解所謂的「獨立原則」。為此，我希望不再聽說或閱讀到「地方政府」官員將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作為工具，以强迫人們做那些連中國法律自身都不要求的事情，比如在愛國會註册。
事實上，教會反對意味著自私、封閉或控制的「愛國主義」，卻贊成意味著對文化和知識根源的尊重，促進公益，以及政權機構對自己公民信任的「愛國」。我們正在以尊重的態度具體地和中國當局一起努力工作。藉著天主的幫助和所有人的貢獻，我們希望能看到今後將發生的事情，在好的方面能得到成長。
答:在中國文化中人們喜歡使用形象化的比喻。我嘗試描述一個在我看來具有象徵性的比喻。通過福傳而在中國誕生的天主教會是獨一無二的；它猶如一個涌流活水的泉源，其蹤跡顯而易見。之後，由於歷史事件就好像一塊巨石從山上墜落而堵住水流；一部分水下沉流入地下，另一部分迂回曲折，繼續流於地面。在最近的二十五至三十年裡，人們開始談論一個可以讓兩股水流恢復合一的歷程；為此而努力過，也祈禱過，並且迄今為止已經有如此多的創舉與行動，交替變遷以促進合一。這在過去不易，如今亦然。
人們不能忽視多年的衝突與誤解。對主管宗教問題的民政當局及對教會當局，以及在所謂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教會兩派之間，尤其需要重建信任，這也許是最困難的方面。這裡，目前並不談及界定誰贏誰輸，誰對誰錯。在愛國會創立後的六十年裡，所有人不僅在肉體上與精神上，以不同的方式但卻以同樣悲慘的遭遇蒙受了痛苦。我們也不能忽視那些堅持或被迫堅持「獨立」原則，而導致與宗座關係破裂人的內心痛苦；當我還在香港的時候，不知多少次我聆聽了向我訴說他們痛苦的教會人員；正是為面對那些狀况，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審慎評估後，接納了那些求寬恕並求教會能正式承認他們為教會主教的呼聲。
聖座對神父採取的立場則不同，原則上主張天主子民有權利領受聖事，而對神父們不談「非法性」問題，儘管一直囑咐他們該由合法或被合法的主教手中領受聖職。我意識到，有人可能會認為，在這個階段，好像宗座只要求單方面的犧牲，即非官方團體成員的犧牲，可以這麽說，即他們該「官方化」，而對那些「官方」團體成員則毫無所求。其實不該用上述的言辭闡述這個問題；雖然表象上似乎是「非官方的」向「官方的」或向民政當局投降，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也不是在非官方團體面前取得了一次勝利。在更具有教會性的視野中，不宜談競爭或理由，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在信仰內的兄弟姐妹，所有人都在同一的教會大家庭裡；在三十年裡聖座努力為此而奮鬥，以推動兩個團體互相和好，並恢復及振作基督徒和公教徒自己的身分，通過一個共同的途徑更充分地實現所意味的—是基督的教會在今日的中國。
在聖座不斷的考量中，一直說明在中國不存在兩個教會，一個「愛國教」和 一個「忠貞教會」(俚語常用的)；在中國，教會是唯一的，它所受的創傷源於自身內部及其外部。天主子民信仰意識挽救了在中國的教會免於裂教。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們可以說從痛苦中獲得治癒的能量是有的；目標很高，需要所有人的貢獻才能完全實現它。最近魏景義主教表達的一些話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直至現在還未被民政當局承認的主教），在一次採訪中他說:「我們必須用實際行動來治癒所有這些年來我們對基督奧體—教會所造成的創傷。在教會的旅途中沒有失敗者或被棄者。我們與瑪利亞攜手行走, …… 我們也會看到歷程中的許多痛苦並非一無是處。」
此歷程的代價就是要我們每人有所捨棄與犧牲，但也要求我們承擔新的具體任務，就如教宗方濟各不分彼此地對所有基督徒所要求的:現在必須在真理內並在對聖神的信心中做出和解與共融的行為，祂會陪伴教會並不會拋棄它。
答:可以！因為提供答案至關重要。也就是說，所謂的「地下」團體的命運會是什麽？這是聖座特別珍視的問題。我想明確一點:首先，只有兩個教區到目前為止已經看到他們領導的輪換(閩東和汕頭)；應該這麽做，我希望在不强迫的情况下，不僅是形式的合一，而且是真正的合一。地下狀態消失了，但參與其中的人並不消失。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傳統和他們的靈修依然存留，這對整個教區團體都有益。以此「心靈」主教們自己會明智地照顧它並作為保證者；他們要作為整個天主子民的教區主教，而不偏愛從這個或那個團體來的。
據我所知，在閩東教區正致力於合一。我希望地方民政當局也懂得在不强迫的情况下逐步採取行動的必要性。如同我提到的魏景義主教，他明智地說，所有人(無論是民政當局、教會人員、中國內外的人)「我們必須在心理上做好準備……，並一步一步來，努力尋求增加合一，因為它要求我們的信德。」需要有一種歡迎、樸實、教會包容及寬恕的精神，以免失去教會生活中真實的超性面。正如教宗方濟各特別針對教會牧者們所說的，因為 「我們急需以天主的寬闊心胸擁抱生活的牧者，他們不陷於世界上的滿足，不樂於周而復始，卻不斷地朝向高處；承載至高者的牧人，務必不陷於保持「低空」的誘惑，擺脫不冷不熱和習慣性生活的狹隘限度；貧窮的牧人，不貪戀金錢與豪華；言行一致的復活希望的宣講者……」(《羅馬觀察報》, 2018年2月12日)。
我重複一遍，不應從輸家或贏家的角度來看待這個階段。這會是錯誤的和誤導的。所以，如果我儘量從前景中看待事物，雖然我不幻想事情會自動或輕易發生，也不忽略一直存在的困難，但是我能見到或者我似乎見到了一個更加團結、更有意識、更有準備和更加關注世界的教會，它被召以福音見證去服務；此外，在一個日益明智地更新自己的國家裡，教會應是與生活的時代更加協調的，我還想說更加自由的。
教宗方濟各在他 «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文告» 中還談到，中國天主教信友必須能夠提供先知性和建設性的貢獻，它是從天主對人類生活的計劃中取出的:「這可能也要求他們困難地說出批評的話語，不是無益的反對，而是為建設一個更加公正、更加人性化及更尊重個人尊嚴的社會。」（第六節）。
答:對於那些見證了信仰的天主教信友，首先我想牢記耶穌安慰的話說:「好！善良忠信的僕人！….. 進入你主人的福樂吧！」(瑪25:23) ； 這種安慰是難以估價的，也是無價的！這是一個人可以從導師那裡聽到的最美好的安慰。無論如何，對他們在考驗中的堅定與忠貞，即使在逆境與困難中他們也保持對天主上智安排的信任，聖座和我本人想對他們表達深深的感激及欽佩之情。多年來他們中的許多人曾是真正的殉道者或信仰的宣認者！只有心靈膚淺或惡意的人才會想像到教宗方濟各和聖座會拋棄世界上在任何地方和在任何條件下的基督羊群。因此，我們必須對信友的感知更加努力地工作，這種感知常常被不太正確或有失公允的媒體消息所左右，或難以理解圍繞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對話的謹慎態度。這些兄弟姊妹們需要更多的尊重；任何人都不要濫用他們的情感。
不管怎樣，我理解這些疑慮；理解他們的困惑；有時我也有同感。但我不贊同誰在維持其合法保留意見的同時，不僅沒有試圖理解他人的觀點，而且最重要的是冒著在伯多祿之船裡不一致划槳的危險態度。教宗協同他的合作者過去做了，現在在做，並將會盡其所能使自己與在中國的教會靠近；在方式上我們不是無誤的，可是我們真愛在中國的教會與中國人民。聖座已工作很多年並研究所有情况；做了大量祈禱，以靈性的溫情來安慰，以天主的話來光照，以平靜的領導來鼓勵，甚至在外交層面尋求解決辦法！在此，我邀請任何有能力合作的人將這些感受和話語帶給那些需要並感到被遺棄的人。除此之外，聖詠中所吟唱的將永遠是真實的:「那含淚播種的人，必含笑獲享收成。」(詠126:5)
答:我會區分為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即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計劃，我認為它應該力求更成為教會，也就是朝著信仰、希望與愛德方向進行發展，為年輕人，為新聖召，為大公運動和宗教間的對話，為神職界的培育，為援助那些仍處於成長邊緣人的需要而工作。另外，首先是中國信友的任務，他們應以適當的方式和路徑發現並實現“如何”做到所談到的這些。雖然教會在中國仍是一個小小的羊群，這是一條對在田裡撒下好種子的播種者所懷有信任的路徑:「你們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為你們的父喜歡把天國賜給你們」(路12:32) 。總之，此計劃因此也是耶穌託付給宗徒們的:「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到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 (瑪5:16)。在這一切中，當然梵二文獻和至今被運用並被豐富的教宗們的訓導，會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瞭解它。
關於第二方面，在中國教會的未來，即使有人可能持悲觀的態度，我想說的是在中國教會的歷史已說明了自身。在此我很樂意提到徐光啟(官員，在利瑪竇的時代被朝廷任命為禮部尚書)，皇帝問他為何成為基督徒，他解釋了福音豐富的價值觀和神性根源，正因如此信仰才能宣認寬恕仇敵；因此，我確實對宣講福音充滿信心。我認為只有缺乏真正的自由及享樂的誘惑才能扼殺許多世紀以前撒下的很大一部分信仰的種子。無論如何，目前擔負的責任是既要宣傳福音，又要克服我們這個不易時期的誘惑。
答:是的。是上主領導歷史。因此，我首先祝願他們，始終知道以信任看待對方，以應對可能發生的不同形式的危機，即使目前事件的某些方面被認為是不公正和困難的。我再說一遍，任何人都不應把已和好的兄弟視同仇敵，而是一個為之歡喜的兄弟。主用祂的寬恕戰勝了我們。
對中國人來說，人們知道他們喜歡用比喻。我還想用另一個比喻來補充我的想法:
如果人想讓三腳架穩定的話，就需要有三條腿支撑；事實上，它並不能靠雙腿站立，簡言之，那就是聖座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協議；它需要第三條腿，即在中國的信友，同樣需要有那些天主教華僑團體的參與和貢獻。天主教團體在經過六十多年的痛苦、分裂和誤解之後，只有賴所有人的貢獻才能建設明天的教會，民政當局方面也需尊重自由。因此，為建立公民、社會及宗教的和諧並為福音的傳播，教會需要自由及所有人富有成果的參與。天主需要在中國的天主教團體！在此我想用教宗方濟各在《福音的喜樂》裡恰當表達的一句話:「不要讓我們被奪去這個機遇」。
更多相關資訊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教宗方濟各召開主題為「青年、信德和聖召分辨」的第十五屆世界主教會議普通會議常會已由2018年10月3日展開直至10月28日。本集會與你一起更進會議的消息。
2018年9月25日，教宗方濟各結束波羅的海三國的牧靈訪問，於當天晚上9時許返回羅馬。依照慣例，教宗在返程途中回答了隨機記者們的提問，教宗也談到聖座與中國當局達成的協議，內容如下:
關於幾天前聖座與中國當局達成的協議，教宗表示，這是一項多年的進程，為解決主教任命問題梵蒂岡與中國進行了對話。梵蒂岡團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教宗特別提到帕羅林樞機、切利（Claudio Maria Celli）總主教和格拉齊奧西（Rota Graziosi）神父所作出的貢獻。
教宗對記者們說:「你們都知道，簽署一項和平或談判協議時，雙方都會失去一些東西，這是規則。這進程就是如此進行的：向前進兩步，向後退一步，又向前兩步，再退後一步。接著又是幾個月沒有交談。」
記者提到這份協議公布後，也有人提出批評，指控梵蒂岡把教會「廉價出售」給北京政府。教宗答道:「處於困境中的主教們的情況是根據每個個案逐一研究過的，檔案最終送到我的辦公桌上，在主教的個案上簽名的是我自己。至於協議，草案先送到我這裡，我說出我的想法，其他人再討論，如此進行下去。」
教宗也談到阻力和曾經受苦的天主教徒，他說:「的確，他們會感到痛苦。一項協議總會帶來痛苦。但他們有很大的信德，寫信來表明，聖座、伯多禄說的話就是耶穌所說的:這『殉道』的信德促使這些人今天向前邁進。他們是高尚的人。」
教宗再三強調，是他自己簽署了這份協議，是他要負起責任。他說:「方才提到的其他人為此進行了10幾年的努力。因此，協議並非一部『即興作品』，而是一段旅程，一段真正的旅程。」
教宗也提到一件軼事。他說:「在那個前聖座大使發表了衆所周知的聲明後，全球的主教們給我寫信表達關懷，並為我祈禱；中國信友們也寫信來，信上署名的是我們所稱的公教傳統教會的主教和愛國教會的主教:兩個團體一起，兩個團體的信友都在其中。對我而言，這是天主的一個標記。」
更多相關資訊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2018年9月26日，教宗方濟各在公開接見活動中談及他致中國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會的文告，期望在中國的教會得以開始一個新的歷程，這將有助於醫治過去的創傷，恢復全體中國天主教信友的合一，更新福傳的使命。教宗說：
親愛的弟兄姐妹，上週六9月22日，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中國主教任命的問題在北京簽署臨時協議。這項協議是長期和慎重對話的結果，旨在促進聖座和中國當局之間更加積極的合作，以謀求中國天主教團體的益處和整個社會的和諧。
本著這一精神，我決定向中國天主教徒和普世教會發表友愛鼓勵的文告，並於今天公布。藉此文告，我祝願在中國可以開始一個前所未有的歷程，這將有助於醫治過去的創傷，恢復並保持全體中國天主教信友的圓滿共融，以更新的責任感承擔傳播福音的使命。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我們擁有一項重要任務！我們蒙召以熱切的祈禱和弟兄友愛之情來陪伴在中國的弟兄姐妹。他們知道自己並非獨身一人。整個教會與他們一同祈禱，為他們祈禱。
讓我們懇求望德和進教之佑聖母瑪利亞降福並保護在中國的每位天主教徒，並為全體中國人民向天主祈求繁榮與和平的恩典。
更多相關資訊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宗座米蘭外方傳教會的施安東神父（Antonio Sergianni）表示:「在中國的天主教徒都知道，聖座與他們的國家簽署了一份令許多人熱切期待的協議。」施安東神父曾在中國生活了24年，在本篤十六世教宗《致中國天主教徒信函》時期曾是萬民福音部中國事務部門的成員。
2018年9月24日，施安東神父接受《梵蒂岡新聞網》採訪，談了他對這份協議的看法。他認為，這份協議將有助於梵蒂岡與中國當局增加彼此信任、相互了解的氣氛，而且雙方會互通訊息。中國當局同意成立一個新教區，也接納教宗對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行使精神和聖統上領導的職責，這乃是信任的明證。以下是採訪内容。
問:9月22日簽署的是一項重要協議，它是在經歷了聖座與中國彼此接近的各個階段後醖釀而成。是否可以說，教宗方濟各與他的前任，尤其是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篤十六世在這個方向上一脈相承？
答:絕對如此。若我們重新閲讀2007年本篤教宗致在中國的教會的信函，就會了解這份協議所揭示的全部意義。本篤教宗的《信函》論述在中國的教會的處境，談到教會的合一、張力，以及關於主教牧職的教義。教宗公開談到對話，甚至引證梵二大公會議，指出也必須尊重和愛那些持不同思想和行為的人，因為這有助於同他們對話。本篤教宗在《信函》中兩次引用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的話，表達希望與在中國的教會公開對話的心願。聖若望保祿二世曾說:「我期望敞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對話的空間，克服過去的互不了解。」本篤十六世也在《信函》中談到主教的任命，再次提出對話的期望，寫道:「我希望在主教的任命上達成協議。」
問:這幾天您可能已經聽到中國方面對協議作出的一些評論。據説中國電視新聞也報導了這消息，那麽在中國的信友和一般民衆有哪些反應呢？
答:信友們喜悅地接納了這份協議。我得知，一位蒙教宗寬恕的主教邀請他地區的司鐸們慶祝了這個事件，他們很高興。無疑，人們對此期待已久。兩個星期前我還在中國，我見到一些人，包括司鐸、主教，也有政府代表。他們都對我說，他們熱切期待能簽署協議。即使存在一些困惑，卻也懷有教會的重大希望和熱切期待。當然，他們也說還會有苦難，但若保持和增進一種信任的氣氛，將會克服未來的困難。
問:政府任命的主教合法化、打破兩個對立團體的局面，在您看來，這對許多保持與羅馬聖座共融、經常付出個人代價的人所蒙受的痛苦是否合乎公道？
答:許多人為了教會和忠於基督遭受了苦難。本篤教宗的《信函》承認這一點並對他們表示讚賞，這在今天依然如此:為了基督而受到的痛苦任何人都不能抹去，它繼續是一份珍貴的寶藏。向前看並不是說將過去一筆勾銷。在一種信德的動態中，生命源於十字架:基督的復活是十字架的果實。基督復活時並沒有否認祂的死亡，而是將之轉變。本篤教宗就這痛苦表示:「我表達我弟兄般的關懷。我為你們對基督的忠貞而喜悅，你們的忠貞有時也付出了極痛苦的代價。」教宗也說，珍寶經常是「勝利的泉源」，即使當時看起來可能是一種失敗。為基督受苦的人將蒙受祂的酬報。我甚至認為，這份協議也是那些苦難的果實。
問:您認為，這份協議將能幫助或促進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成長嗎？
答:我確信如此。這份協議並不是一個神通廣大的指揮棒，點一下就能即刻解決所有問題，而是隨著時間的延續將會促使教會成長。首先，它將透過寬恕和增進真實的共融來具體地促進修和進程。這需要一種在修和上的艱辛努力。但也要看到，藉著這份協議，許多修和進程中的障礙都會被移除，因此能增進修和。如果談對未來持樂觀還是悲觀態度，我只記得有一次本篤教宗和我談起這個問題，那時我們在談論在中國的教會的處境，他說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是兩種思維範疇，是人性上的，且過於狹隘。基督徒深信人類歷史由天主引領，因此懷著希望看待現實。如果教會歷經艱辛走到這一步，那就值得希望衆人在未來都會獲益。因此，這協議必能幫助在中國的教會成長。
問:在主教任命的問題上，現在將怎樣實踐呢？教宗的自由度將有多大？在過去祝聖的與羅馬聖座共融的主教們也將受到政府的承認嗎？
答:我們不知道協議的細節。這些問題肯定已經研究過了。就我們所知道的，這將是一種共同參與的實踐。協議有待完善，作為臨時性解決方案，聖座接納由基層、教會團體，包括國家機構介入的指定主教候選人的程序。政府則接納最後的決定，如果一個候選人不受歡迎，而且教宗認為不夠資格，政府當接受這最終的決定，然後重新開始。這似乎是協議的内容，但我們並不知道細節。無論如何，事實正是，在任命問題上同意讓教宗作出最後決定，主教的任命因此由伯多祿繼承人決定。至於羅馬聖座任命而政府不承認的主教們，肯定會有一個承認的程序。這要逐一看待每項個案，無疑這是有待解決的問題之一。這份協議是一個基礎，一個解決仍擺在桌面上的許多問題的條件。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培育。現在比以往更重要的是信仰的成長和品質；幫助信友的良知在信德内成熟，因為這一切都屬於信仰範疇。它不是政治講話，而是牧靈、教會及信仰話題。需要培育處於隔離的司鐸們，扶持感到孤獨的主教們。因此，有能力加強接觸、幫助他們得到培育，這對梵蒂岡也將是一項挑戰。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這幾天，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的消息成了熱門話題。前聖座發言人及新聞室主任、耶穌會士隆巴爾迪神父(Federico Lombardi)撰文回顧了中梵接觸的漫長路程，其中包括導致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形成兩個團體的原因，幫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解讀這份協議的意涵。
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後，清政府迫於不平等條約而勢力衰弱，西方國家由此在中國鞏固了各自的政治、軍事及經濟勢力，法國也提出保護在中國天主教會的傳教工作，外國和中國本地的天主教徒都在這保護之下。
此時，聖座已經意識到必須培養中國本地的聖職人員，而且自19世紀中葉起就開始考慮與中國的邦交議題。在教宗良十三世牧職期間，中國於1886年主動提出希望與聖座建立「友好邦交」，但教宗礙於法國的反對和擔心法國天主教徒的負面反應，沒有向中國派出使節。
不平等條約和法國的保教權在中國人民當中引起不滿，終於在1900-1901年爆發了義和拳運動，其間3萬天主教徒被殺。
本篤十五世上任後對傳教議題具有重大的遠見，而且清楚意識到必須突破教會在殖民時代受到的限制。中國在這個願景中占有決定性的地位，那就是不能再讓基督信仰被視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此時，中國再次提出與聖座建交問題，聖座也積極作出回應，但法國這一次又對中國施壓，導致此事不得不推延。
庇護十一世繼承前任已經開拓的路線，於1922年果斷地委派剛恆毅總主教出任首位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擺脫歐洲各種保教權，於1924年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主教會議會議，為首批6位華人主教的祝聖進行準備。這6位華人主教於1926年10月28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由庇護十一世教宗親自祝聖。
以下是6位首批華人主教:
-河北省宣化代牧區趙懷義主教（北京教區神父）
-山西省汾陽代牧區陳國砥主教（方濟會士）
-浙江省台州代牧區胡若山主教（遣使會士）
-江蘇省海門代牧區朱開敏主教（耶穌會士）
-湖北省蒲圻代牧區成和德主教（方濟會士）
-河北省蠡縣（安國）代牧區孫德楨主教（遣使會士）
在庇護十二世牧職期間，法國保教權終於在1942年被廢除，中國與聖座遂於同一年建立邦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教宗於1946年年初擢升首位中國籍樞機，他就是聖言會會士田耕莘。同年，教宗頒布諭令建立中國聖統制。
1946年，黎培理總主教獲任命為宗座駐南京國民政府的代理大使。1949年，中國建立新政權，這位宗座代表沒有隨同前政府遷移到台灣，而是留在中國大陸並號召其他外國傳教士也留下。
在宗教方面，中國於1950年發起三自運動，1951年1月又成立宗教事務局。黎培理總主教在新聞輿論的強烈攻勢下，被迫於1951年9月5日離開中國。其他外國天主教傳教士也在1951至1954年期間幾乎全部被驅逐出境。
庇護十二世1952年發表《我們切願聲明》（Cupimus imprimis）文告，對三自運動作出回應。他又於1954年頒布《致中國人民》（Ad Sinarum gentem）通諭，譴責所有形式的「愛國運動」。
1955年，上海主教龔品梅和許多其他聖職人員被捕，其他天主教徒則同意參加三自運動。在「百花齊放」運動的背景下，被捕的天主教徒獲得釋放，1957年成立了天主教愛國會，為首批未經教宗授權的主教的祝聖準備了土壤。所謂「官方教會」就是這樣開始的。1958年，20幾位主教就是以這種方式受到祝聖。
1960年，龔品梅和一位美籍傳教士華理柱（James Edward Walsh）主教被公開判刑。1962年，在愛國會召開第二屆大會後，中國教會被迫與羅馬聖座完全分離。時任教宗若望廿三世打算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教出席大公會議，但鑒於時局而打消了這個念頭。
保禄六世牧職期間適逢文化大革命的悲慘年代，許多西方國家及聯合國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承認台灣政權，而聖座則繼續與台灣保持邦交。1970年，保祿六世訪問亞洲和大洋洲，以及還是英屬殖民地的香港，成了首位踏足中國土地的教宗。
1978年，若望保禄二世開始牧職，此時也是鄧小平掌權和推動改革的初期。1979年，中國在宗教領域出現了最初的開放跡象，幾座城市的一些聖堂遂於1980年重新啟用。天主教愛國會在同一年建立中國主教團，但它從未受到羅馬聖座的承認。
1981年2月18日，若望保祿二世從馬尼拉向全體中國天主教徒致以問候。但同年6月因鄧以明主教獲委任為廣州的總主教，中國政府指責梵蒂岡干涉中國内政。於是，保定主教在未徵詢聖座意見的情況下祝聖了3位主教。
當時的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羅西（Agnelo Rossi）樞機1981年12月12日下令准許「合法及忠於聖座」的中國主教祝聖其他的主教，若有需要不必事先徵求同意。這項特權卻也導致濫權，加劇了「地下」與「官方」或「愛國」團體之間的對立。
中國改革開放後，其它國家的主教團和天主教機構與在中國的教會的接觸日益頻繁，但在與愛國會及其成員的關係上也出現曖昧和張力的情況。1988年，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董高（Jozef Tomko）樞機向西方國家的主教團就「地下」與「官方」信徒的關係作出八點指示。
另一方面，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起，以及隨後歐洲共產主義的危機，中國政府增加了對若望保禄二世的不信任。這位教宗又把自1988年起獲准到美國就醫的龔品梅主教擢升為樞機。
無論如何，文革結束後，許多「愛國會」主教在新形勢下透過秘密途徑請求羅馬聖座的承認，而且也獲得批准。一種「分裂」教會的可能性觀念最終日落西山。在日後2007年於梵蒂岡召開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上確認，「幾乎所有的主教和司鐸與羅馬聖座共融」。
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聖座的關係又陷入新困境，這尤其是因為在中國又祝聖了非法的主教，以及在羅馬於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當天為在義和團運動中120位殉道者舉行了封聖禮。若望保禄二世為克服這些困難作出很大努力，向中國、中國人民及其當局伸出友誼和尊重的手，甚至承認“過去的錯誤和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交部2005年在若望保禄二世去世的機會上，對這位教宗加以稱讚。隨後，雙方恢復了直接接觸。
2007年5月27日，本篤十六世發表《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内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信函，其中充滿牧職指示。教宗堅持教會的合一性，廢除所有的特權，包括主教的「秘密祝聖」，期望與中國政府當局對話。
2008年5月7日，北京愛樂交響樂團和上海歌劇院合唱團聯袂在保禄六世大廳為本篤十六世演奏一場非凡的音樂會，打開「文化外交」的局面。隨後，儘管在中國徵得羅馬聖座同意的主教祝聖持續了幾年，但在2010和2011年再次發生非法祝聖事件，聖座對此於2011年7月16日作出果斷的回應。
教宗方濟各自上任之初，就已多次表示熱切及親切地關注中國人民，這有助於建立一種新而緩和的氛圍、促使聖座與中國當局有效地恢復對話。在2014年8月14至18日訪問韓國的機會上，教宗在他的座機飛越中國領空時拍發電報給中國國家主席。教宗又於2016年2月2日接受《亞洲時報》專訪時，充分地表達了對中國人民及其文化的敬重。
最近幾年來，聖座與中國政府增進了彼此接觸，溝通的渠道似乎更加穩固而有效。一些中國新聞機搆和中國外交部也多次刊登對教宗方濟各態度緩和的聲明，其中包括教宗的國際訪問和對教宗講話的評論。其餘的便是這幾天發生的事。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2018年9月22日在北京簽署了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聖座此舉並非出於政治考量，而是著眼於教會與牧靈目標，就是希望在中國的公教團體能有與聖座共融，同時也受到當局承認的好牧人。
與這特定目的相關的其它一般牧靈性質的目標包括:
-為福傳工作提供新動力；
-幫助天主教徒走修和道路，使他們的信仰生活逐步正常化；
-在福音的光照下為自己國家的福祉作出貢獻，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聖座意識到，教會在歷史上的牧靈行動也常涉及政治方面的問題。的確，教會應對社會公益的建設作出獨特貢獻。梵二大公會議(牧職憲章76號)對此指出:「在各自的領域內，政府與教會各自獨立自主。但二者各以其不同名義，為完成人類所有私人及社會的同一聖召而服務。二者依照時間和空間的局勢越能健全地合作，便越能有效地為公共福利服務。」
在彼此接觸中，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本著信任和對話精神不斷交談、不斷定期會晤，以期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信任逐漸在增長，雖然也會出現一些成見和偏見。這一切努力促成了一項關乎重大問題，也就是主教任命協議的簽署。
值得一提的是，雙方一致同意繼續遵循「友好調解」方法的重要性，藉此解決在關於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的詮釋和實施上可能出現的分歧。
協議的内文沒有公諸於世，這是因為它雖具備有效及法律上的特性，但屬於臨時性質，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試驗性的。未來的修訂和未來的完善是可能及值得期盼的。
對聖座而言，此時重要的是，願衆人都能理解、都能相信這份協議使衆人獲益，是為了在中國的天主教徒的靈性益處和中國人民的福祉。
更多相關資訊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這層意義上，在有地方教會的地方就有天主教會，而且這地方教會的主教必須與羅馬主教共融，因為羅馬主教在愛德中領導所有分布於世界的地方教會。這就是地方教會「公教」合一的保障。相反地，倘若那個主教不是在與羅馬主教的共融中「產生」的，而且在他日常行為中也未表達這共融，那麼就會出現極嚴重問題。
因此，無論是未經宗座任命而授予主教職的主教，還是接受這職務者，教會法典對他們都制定了嚴重處分。事實上，這樣的祝聖對教會共融是一種令人痛心的傷害，嚴重侵犯了教會法典的規範。
可見，未經教宗任命而領受聖職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也不應該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其本身就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著眼於仔細審查在特殊情況下是否存在必要的條件，好使相關主教在圓滿共融的公教團體中重新獲得接納。
此途徑是經由相關主教多次明確且真誠地向教宗請求寬恕為起點。接下來的程序是:教宗的評估及他可能給予的寬恕；對於那些已經按照教會法典之規定而懺悔的主教們，應免除教會法典給予的處分和審查（尤其是開除教籍的自科絕罰）；透過聖事予以赦免；恢復圓滿的共融；相關主教應在內心態度和公開行為上具有共融的表現；最後，總會伴隨一項牧靈職責。
此外，信友團體對受到寬恕及取得合法地位的主教的接納也很重要，換言之，這位派到他們當中的牧人應得到接納:這就要求整個團體以祈禱、監督、服從及合作來促進共融。
關於非法祝聖主教的情況，教會當以特殊的方式處理且預示出和解的途徑，而每當教會共融受到傷害時，應當視為教會生活可預見的一部分。至於中國的情況，主教的合法化並非是今日的創新之舉：這在近十年來已經發生過，儘管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和接納。事實上，在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中顯然也有一些社會性的後果，但這些後果在對事實的某些評估中被加以渲染，有時甚至佔據了主要地位。
一方面是對主教合法化的政治解讀，另一方面是對教會法典處罰的牧靈含義缺乏理解，這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一些觀察者，甚至在教會内的一些成員中出現了不安與困惑。事實上，某些地下教會團體並不甘心接納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明確希望促使主教合法化的舉措。他們擔心若承認這些主教的合法地位，就會被解釋為支持官方團體和政府的政策。
然而，在地下團體內也從未缺少過贊成使主教合法化的聲音。那時，一位地下主教得知與政府當局談判的消息後，便公開稱讚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說:「他敞開了基督般的胸襟，接納了許多官方團體的主教，並為捍衛在中國的教會的合一與共融作出了努力」。
現今，雖然在中國的合法化問題似乎只涉及主教的少數個案，卻仍需要考慮那些基於不同理由而持不同見解的反對聲浪。然而，人人該當秉持如此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在中國唯有以一位合法並被承認的主教為中心，才能開始重組教區團體的教會架構。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眾所周知，根據國際慣例，國家之間的談判是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通常只公布最終結果。因此，沒有人知道聖座與中國當局對話的細節。然而，倘若最終達成共識，我們便可想像，這共識將使教會既能在兩個團體同時存在的教區重建牧靈領導上的合一，也能對長久缺乏主教的眾多教區採取措施，使每個教區都有一位受到教會和國家接納和承認的牧人。
我們不能期待這樣的行動是沒有傷痛的。不滿、痛苦、放棄、怨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還會導致新的張力。然而，在中國的教會必須經歷這種「穿過針孔的過渡」，我們眾人期望這能起到淨化的作用並成為善的傳報者:沒有贏家和輸家，眾人的貢獻都將是寶貴的。
正如帕羅林樞機所言:「此處並非忘卻、忽略或幾乎奇妙般地抹去許多信友和牧人的痛苦歷程，而是在天主的助祐下，注入因許多考驗而來的人力和靈性資本，從而建設一個更祥和及更友愛的未來。」
如果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能夠重啟一種更為友愛與共融的局面，同時尊重各方的情感，這將首先對信友的聖事和靈修生活產生積極反響，他們日益努力成為十足的天主教徒，同時也做真正的中國人。
此外，這樣也將能為教會的活動釋放新的能量，並在中國社會中實現更大的和諧。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眾人的努力和善意。相對於全國總人口，在中國的天主教如果只憑數字會顯得頗為單薄，但素來活躍。儘管許多限制和監控依然存在，其中大部分出於恐懼，擔心宗教能受到“外來”利用而引起社會不安定，但一種面目一新的福傳事業會帶來豐碩果實。
如果一位主教獲得當局承認的路徑是關係到國家、國家法律及其程序的問題，那麼依照教會法典對一位主教合法地位的認可便與教會有關。為能明瞭這一點，有必要認識教會是如何形成的。早在公元第二世紀，聖依勒內（S. Ireneo）就稱教會為靈性共融的團體，她透過主教們連續不斷的繼承，宣講和傳遞由宗徒們建立的聖傳。
主教們的宗徒繼承乃是聖傳的保障，是教會組成的基礎。同時，藉著教宗的自由任命或他對合法選舉的認可，教會也對主教的宗徒繼承及其真實性提供了保障。
一位主教，即使有效地被祝聖，倘若不與伯多祿繼承人和其他在全世界履行牧職的主教們共融，就不能行使職務。只有羅馬主教、基督的在世代表及普世教會的牧人才能判斷他們是否適合，藉此承認他們的合法性，重新接納他們進入天主教的圓滿共融並託付他們一項牧職。至於中國的情況，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沒有獲得教宗任命而在中國新近祝聖的主教是非法有效的（極個別的情況除外）。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始終是「唯一」的，雖然存在許多不合常規的痛苦情況，卻從來沒有以「脫離」羅馬而自居。此外，在中國的教會也從未提出一種拒絕首席職權的教義見解。
實際上，在此也需要補充另一個事實，那就是與教宗共融的熱切渴望一直存留在非法祝聖的中國主教們的心中。儘管這些主教的情況不合法規，意識到他們與教宗共融的願望也造成近些年來相互抵觸的兩種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這些非法主教有誠意，因此相信了他們的懺悔（儘管不接納若干主教不恰當的行為）；另有人認為他們沒有誠意，並多次予以譴責。
正因為如此，就如帕羅林樞機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人都不該沒完沒了地屈服於「那為給兄弟定罪的對立心態」，而是「每個人都應懷有信賴地展望教會的未來，超越各種人性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