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對話(5)-梵蒂岡與中國:對話與談判

與中國對話(5)

「梵蒂岡與中國:對話與談判」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本著開放和互相尊重的態度進行對話能讓我們接受他人的差異,承認他人的身份及其使命;一同前行使我們彼此充實,相輔相成。為了對話,我們要堅持我們的身份並承認對方的身份。真正的對話有如「降生」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天主與人對話並尋找人,為了與人建立救恩的關係。

教宗方濟各認為,談判則是一個實際的過程,其中每個人都試圖從對方那裡獲得什麼:正如人們說的,談判永遠是「分蛋糕」的行為,但我們應當做的就是讓每個人都成為「贏家」。因此,每一場談判,以及隨之而來的每一項協議,總是不完美的、暫時的、正在進行中的,就像一段漫長進程中的諸多環節,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建成。

教宗方濟各秉持一貫的開放和尊重的溝通風格,本著接納他人之差異、承認每個人身份和使命的態度,繼續致力於促進和支持與中國政府的官方對話。如此,切實的談判重新啟動,然而談判向來不容易,並且出現過突然的中斷。事實上,曾經出現這樣的狀況:談判兩方,一方面重申對話和達成一致的良好意願,另一方面卻在相互理解的時候又因一些阻礙而停步。

在此,我們應當承認在中國的教會的大部分人士贊成已經展開的對話,不僅是官方團體,還有非官方團體。雖然我們談論百分比或許不妥當,但我們仍可引述中國主教的意見,包括政府承認和不承認的主教,他們都表明支持恢復對話,以及有可能達成的協議。

一位政府承認的主教獲悉中國與聖座恢復對話的消息時態度非常積極,他指出大多數天主教徒都支持教宗,以及中國和聖座的對話,並且熱切地祈禱,期望達成一項協議。

另外,也有一位官方不承認的主教表明恢復對話是好事,當然在言語之外還必須看到事實。然而,見面談話好過不見面,因為只有在見面交談後才有可能解決問題。

對話的進展及對話藝術的艱難即在於此:對話使彼此靠近,瞭解對方的身份認同,並讓對方瞭解自己的身份認同。如此,在對話中各自的意向得以表達,而不是只說些慣常的話。在對話的過程中,雙方有時產生距離也完全正常,因為覺得自己過於向對方讓步,放棄了自己的合理需求,願意更好地闡明自己的期待和主張。

但是,為了達成雙方都接受的解決方案,最終也必須更改自己過高的期望。對教會而言,這意味著她可以區分哪些是攸關基督信仰的,哪些不是。只有各方都接受對方,尊重對不同意見進行討論和交流的過程,試著瞭解在解決問題時提出不同意見的正當理由,嚴肅而真實的對話方可起作用。

所有這一切或許會非常艱難。只有秉持相互信任和慷慨的精神,才能在一場談判的一次又一次而且常常令人疲憊的會議中保持對話的節奏。雙方必須保持這種負責的態度,在共識似乎非常遙遠甚至無法實現的時候仍能保持鎮靜,鞏固已彼此走近的小步伐,始終保持積極態度,這樣才能增進對對方誠意的信任。

一如教宗方濟各所言,「現實總是高於想法」。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4)-對話的主角:聖座與中國當局

與中國對話(4)

「對話的主角:聖座與中國當局」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近期的歷史中,準確地說,是在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牧職期間,聖座與中國當局建立起有關主管單位之間的接觸。雙方所展開的私密會談,起初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但聖座堅決持續對話,對中國政府展現尊敬的態度,試圖跨越以往或當下的所有誤解,澄清天主教會的宗教本質和聖座在國際層級行事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對天主教會似乎也產生了類似於區分理論立場和對話需求的想法:中共雖然對宗教在社會內的意義與功能仍抱持哲學偏見,卻也從為嚴峻迫害行徑作辯護,緩慢地轉變到對信徒的個人信仰有所開放,儘管改變的步調在全國並不一致。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2001年曾論及與中國當局對話的必要性:「聖座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以全天主教會的名義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敞開對話的大門,這是人所共知之事。為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誤解之後,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合作。」(致利瑪竇抵達北京四百週年國際研討會文告,2001年10月24日)而本篤教宗2007年闡明,在對話中,「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使命不是為改變國家的結構或行政組織,而是向人宣揚基督」(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信函,第4號)。

因此,教會為自身要求傳揚福音的權利和自由:她的使命不涉及那與政治密切相關的問題。建設一個公正的社會與國家秩序首先是個政治任務,但與此同時,它也是至關重要的人性及道德任務,教會有義務透過淨化理智、培育倫理、發出先知之聲,甚至在必要時刻有建設性地提出批評,藉以作出她獨特的貢獻。

本篤十六世如同他的前任所做的那樣,在寫給在中國的教會的信函中多次肯定聖座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敞開對話之門。他期盼「不久就能見到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具體溝通合作的途徑」,因為「友情策勵交往、分享心靈喜憂、團結與互助」(第4號)。一方面,切莫忘記信仰與牧民智慧的指南針;另一方面,切莫忘記謙卑地認識相關議題的複雜性,我們必須克服與合法政權的持續衝突,針對現存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法(同上)。

在這一貫的行動和教宗訓導下,教宗方濟各渴望繼續致力於對話。而這要求堅持與中國政府的官方談判,秉持必要的謹慎周密與明辨,以及出於信賴天主的高瞻遠矚和孜孜不倦的剛毅。此外,這也解釋了聖父為什麼在不同場合表達了想要訪問幅員遼闊的中國和拜會中國國家主席的心願。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教會透視:香港教區夏志誠輔理主教分享向教宗述職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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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3)-在中國的教會履行使命的必要選擇

與中國對話(3)

「在中國的教會履行使命的必要選擇」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教會的使命始終如一;不過,為能在中國現時環境中履行這使命,與當局進行建設性對話的必要性似乎越來越強烈。

無論是聖職人員,還是平信徒或修會會士,基督的眾門徒都肩負使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代都要在萬民當中做光做鹽,做酵母,好使眾人看見他們的善行,光榮在天之父。難道在中國的教會的使命能有所不同嗎?

的確,有些觀察者最近注意到中國尤其向西方世界持某種封閉而非平和交談的態度。其他人則想知道聖座如何能繼續相信對話和談判,而不採取一種斥責和更加公開批評的態度。

從聖座在國際領域,尤其在發生衝突和危機情況時作出的眾多干預可以斷定,這樣做是意識到,在距離遙遠又可能缺乏相互理解的地方,對話不僅是適宜,而且也是必要的選擇。除此之外,必須考慮到教會有特別關懷自己信徒的責任,在他們處於劇烈痛苦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事實上,在其它體系眼中這一切可能被理解為一種「默許」甚或「讓步」,但對教會而言,這顯然是回應福音要求的一項道德義務和一種精神力量。

為在中國履行這使命,教會無需請求政治上的特權:她只需要以真實無偽的方式做自己。事實上,在特殊和非常情況下,甚至連必要的自由都沒有的那些情況下,教會仍能推進其福傳使命。

畢竟,教會在任何時代,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曾沒有困難和十字架。甚至今天也能證實,理想的情況似乎在較先進的民主國家也無法繼續存在。

教會卻不能放棄這個理想,而且若缺乏信德、愛德及内部合一,則任何方式都無法彌補。因此,在教會内存在著一種在信德與愛德中守護合一的極特殊服務:這是伯多祿的牧職,身為羅馬主教教宗的牧職。

面對數億人口,在中國的教會的使命首先是要以一個合一的教會臨在於人群中,這樣才能令人信服。教會應盡可能地臨在於中國人民生活的任何地方:在任何時機、任何情況、任何環境,以及任何歷史關鍵時刻,都本著謙卑和基督徒望德的遠見與人民共甘苦,為促進人類的美好未來鋪路,而這未來卻總離不開天主的恩賜。

今天,我們面對時代的巨大挑戰,那就是全球化與追求共同福祉的挑戰,生活質量與環境的挑戰,和平與人權的挑戰。同時,我們也面對一種基於世界和生存消費俗化現象的挑戰,國家只為尋求本國利益而向它國關閉的挑戰,對宗教冷漠的挑戰,以及將弱勢群體邊緣化和丟棄文化的挑戰。教會蒙召正是要臨在於這些場域,藉此宣講那死而復活、賜予世界生命的基督。

如此說來,這一切看似簡單而美好。鑒於基督徒持有這麼多的善意,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政治當局還會害怕他們,或為他們設置許多障礙。事實上,這需要對教會生活於其中的具體境況進行檢討。在這些境況中,有時不僅會發生應受譴責的基督徒的過錯和罪行,甚至他們的善行在起初也不見得全部得到欣然接受。

中國政府當局很久以來似乎越來越明瞭,宗教不是一種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愈加正義就注定要消失的上層建築的現象,而是人類的構成部分。因此,純正的宗教經驗也成為一種促進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極重要因素。即使在第三個千年的先進和複雜的社會中,宗教的臨在也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更新的能力。

需要一提的是,依照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除了仁義、友愛、教育,以及服從權威的價值外,還有一種觀點,即國家有權對各種形式的宗教實施嚴密控制,也運用法律來達到這個目的。事實上,19和20世紀的中國歷史記錄了一些對抗時任政府的反叛事件,以及社會和政治上的各種跡象,其中有一些文化和宗教因素在相互為用。

除了對這些歷史現象的政治評斷外,必須指出這些現象也對一般的宗教事實造成混淆和偏見。這尤其有損於那些具有偉大傳統的宗教,而這些宗教本身則與宗派主義或宗教情愫的政治化毫不相干。

中國社會和文化應能越來越更加意識到,以原教旨主義及非理性主義的途徑來回應人類現實狀況,這完全不符合天主教信仰。

圖片: catholicnews.com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洪山川總主教:教宗不會放棄主教任命權

2018年5月16日,台灣地區主教團完成「主教宗徒述職」任務返抵台灣。根據天主教真理電台報導,主教們紛紛表示教宗有如一位慈祥謙遜的父親接見他們,他們也能坦率、自由地向教宗傾述心聲,這樣親近的溝通讓他們感動。對於梵蒂岡各部會對兩岸及台灣現況的熟識度,也讓主教們頗感意外。除了蘇耀文主教和林吉男主教仍在羅馬洽公外,其他主教皆已返回教區。

關於教宗有否答應牧靈訪問台灣,台北總教區洪山川總主教在機場接受真理電台訪問時表示:「我說明年3月1日(全國聖體大會)有一個機會,然後第二個就是『福傳大會』如果不能夠來的話,停留一下也可以,他一直笑,當然他不能夠當場答應,他要跟國務卿商量。」

關於中梵關係,洪總主教說:「我們有主教問:『到底有沒有協議,有什麼困難?』教宗表示兩邊的態度也很堅持。教廷不像媒體說會投降,因為該堅持的教義,該堅持的立場,主教任命權在教宗,這個是不會放棄。當然對方絕對不會說『按照你的這種計劃』,所以僵持在哪裏。我也告訴他,每次風吹草動,媒體在猜測,台灣人民就要受苦,因為大家活在一個恐懼的空間,『會不會再有一個邦國斷交呢?』可是,台灣人民不能理解的是,台灣是教會,教會跟梵蒂岡聯合在一起,教宗怎麼會作出一個跟我們背離,跟其他世界各國有同樣的行為,會離我們而去? 當然說:『不會。』因為牧人不會放棄他的羊群,所以他叫我們這件事要放心,教會是教會,國家是國家,他知道我們的處境,他知道中國大陸的狀況,我們還以為他不是很清楚,其實他很清楚。」 [Read more…]

與中國對話(2):有賴於微小卻重大的步伐

與中國對話系列(2)

「有賴於微小卻重大的步伐」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為什麼要跟中國當局對話呢?在中國,天主教徒保持忠貞,儘管敵視宗教的政權造成了種種嚴峻的苦難。怎樣才能達致這種對話呢?

對話是教會生活的一個要素,在教會的行事模式中居於首位,不論是在教會內部,或是她與世界的互動關係上。對話意味著與社會、與各宗教、與各文化接觸……。梵二大公會議早已鼓勵採用對話作為牧靈行動的風格,不僅在教會成員之間實行,也如此對待非基督徒、政府當局和善心人士。《教會憲章》這樣寫道:「人無論有無信仰,都該有助於建設人人共同生活其間的世界。為此,絕對需要坦誠而明智地交換意見。」(21號)

關於對話,教宗保祿六世也在《祂的教會》通諭中清楚談論道:「聖教會應當與其本身生活於內的人類社會會談,在會談中,她本身就以語言,訊息和會談的形式出現。」(67號);天主教會「必須隨時準備與具有善意的各方人士磋商會談,不論他們是在教會圈內或圈外」。(97號)

在人與人之間、機構之間、人的團體之間,對話有益於互相理解,也能促成友誼。在各種情況下,對話都格外滋養信任。互相信任是在眾多機會上簡單而極其慎重地具體實踐許多小步伐、舉動和會晤的成果。如同聖父所言:「總會有些門沒有關閉。」(2017年5月13日)

聖座與中國達到現前的對話氣氛,也有賴於近幾任教宗邁出的微小卻重大的步伐;他們每個人都開闢了道路,給新建築添加了磚頭,啟發了充滿希望的思想和行動。讓我們想想保祿六世平穩的行動,以及本篤十六世和聖若望保祿二世有關主動與中國當局對話的明確指示。最後,讓我們想想,教宗方濟各以他的性格、舉止、訓導正在加快各民族、包括中華民族之間彼此接近和相遇的進程。

當然,教會選擇對話所尋求的並非方法本身,也非不計一切代價地追求妥協或放棄權益的態度,一如典型的甘願「出賣」自己原則的那種人;他們這麼做是為了不費吹灰之力地取得政治或外交成就,因而忘記天主教會團體的苦難旅程。對教會而言,對話必須不斷尋求真理與正義,力求人類完整的善,尊重各項基本權利。然而,教會,包括在中國的教會之使命,不是改變國家的體制或行政,抵抗那體現於政治生活的世俗權力。事實上,教會在實踐自身的使命時,如果只作政治性的戰鬥,就是背叛自己真正的本質,成為泛泛的政治角色,放棄自身的超性聖召,把自己的行動貶低到純粹的世俗層面。

反之,真切而誠懇的對話讓社會內部得以運作,以保護天主教徒的合理期待,促進人人共享的公益。在這種背景下,當天主教會發出批評聲音時,不是為了挑起爭端,作出無效的譴責,而是為了秉持建設性的精神促使社會更加正義。如此一來,批評也是牧靈愛德的具體實踐,因為它集結最弱小者受苦的哀號,他們往往沒有力氣或頭銜來讓人聆聽自己的聲音。

根據聖座的判斷,即使是在中國,開誠布公又互敬互重的對話方法,縱然辛苦且蘊藏著風險,但必將創造更加彼此信賴的氣氛,有助於互相認識,能逐漸克服過往和近期的嚴重誤解。

再者,今天從不同的訊號可以得知,中國愈加注重「軟實力」,也就是聖座在國際層級發揮的軟實力。在中國,歷史順其自然地發展,這要求在教會內肩負特殊使命的人們細心分辨。正因此,聖座運用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與中國當局對話,如今為那些渴望解讀時代的訊號並認出臨於歷史中的天主的人們,這對話呈現出真正牧靈職責的輪廓。天主上智的安排引領著歷史,祂也正在為中國天主教徒的將來具體地施展作為。

圖片: catholicnews.com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1)-絕非揮舞魔杖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與中國對話系列(1)

「絕非揮舞魔杖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關於「中國問題」,有一連串的訊號顯示,聖座和中國正在達至一個重要階段,儘管──如同聖座新聞室今年3月29日的公告所言─聖座與中國似乎沒有任何即將簽署的協議。

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很久以前就展開了接觸,試圖以有建設性、而非爭鋒相對的態度找出某些教會問題的解決方法,首先便是棘手而重要的主教任命議題:這關乎牧靈的方針,意在開啟一個能惠及眾人的合作模式,而且並不假設只要魔杖一揮,幾乎就能解決所有現存的問題。

關於這點,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在接受意大利報紙《新聞報》的訪談時,講的顯然很恰當。他回答記者的提問,說:「眾所周知,隨著『新中國』的到來,教會在那泱泱大國的生活有過嚴重受阻和劇烈苦難的時刻。

然而,自上世紀八零年代起,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們展開了接觸,經歷了時代的更迭、事件的變化。聖座向來秉持牧靈的途徑,試圖跨越對立,樂意與政府當局進行互相尊重又有建設性的對話。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07年致中國天主教徒的信函中已闡明這種對話的精神:『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4號)在教宗方濟各的牧職期間,當前的談判就是遵循這個路線:有建設性地敞開對話和忠於教會的純正傳統。」

隨著共產黨在中國建立新政權,開啟了格外艱難的歷史階段,許多牧者和信友遭受了劇烈的苦難。這個政權是毛澤東革命的成果,他的理想目標是解放人民,使之擺脫西方控制、貧窮、無知、舊領導階層的壓迫,卻也排除天主的概念和宗教。

隨後,從八零年代起,中國也開始有所改變。當然,意識型態依然存在,近來出現某些強硬的徵兆,特別是在負責安全和社會-文化生活條例的機關方面。然而,或許這也是在經濟的急遽成長中需要稍微維護秩序的徵兆。一方面來說,經濟成長增進福祉,創造新的機會和新的生活空間,讓世界上所有的人萌生共同的盼望;另一方面來說,如此的成長導致某種混亂,勞工界出現社會失根現象、富裕階層的腐敗比例增加、傳統價值觀日益薄弱,在年輕世代之間尤其嚴重。但是,面對這些同樣衝擊到宗教生活領域的劇烈改變,意識型態上的嚴苛或許無法成為一個適切的回應。

今天,聖座樂意在互相尊重的交談氣氛中,為促進中國和社會的利益作出貢獻。對全世界的天主教徒而言,他們也不得不感受到這個事實與他們密切相關,因為這不是一個遙遠國度的事件,而是至一教會的生活和使命;我們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無論我們生活在何處。為此,切莫激發爭辯,卻要以祈禱陪伴在中國的教會當前的微妙時刻,以期帶給福傳事業新的動力。耶穌的訊息對於如此一個泱泱大國的人性及靈性願景不能毫無關聯。

圖片: catholicnews.com

與中國對話(2)

聖座國務卿談梵中談判的進展狀況

日前,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Pietro Parolin在一個研討會上,主題為「1978年的三位教宗」(即保祿六世、若望保祿一世、若望保祿二世)的演講,之後也回答了提問,內容包括朝鮮半島的和平希望、梵蒂岡和中國的談判進程、敘利亞危機、小男孩阿爾菲(Alfie Evans)事件等。以下是關於梵中談判進程的內容:

問:教廷和中國政府的談判到了什麼地步?

答:對話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需要許多耐心,有不少成功和失敗。有人說這就像「聖維托舞步」(St Vitus’ dance),向前兩步,後退一步。但是,重要的是我們在往前走。

問:有人問為什麼梵蒂岡要和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共產黨政府談判?

答:如果那政府不是共產黨而也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那就沒必要談判了,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想要的。

問:教會進行談判的目的何在?

答:我們的目的不是政治的。他們指控我們說只想為了外交關係而尋求某些成功,但對聖座而言,正如教宗經常說的那樣,著重的並非什麼外交方面的成功。我們著重的在於教會能獲得自由,好能正常地生活並同教宗保持共融。這生活的共融對我們的信仰至關重要。

問:協議想實現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呢?

答:關鍵在於教會是合一的,也就是說在政府掌控下的官方團體和今天仍然在各走各路的地下團體能夠合一。教宗本篤十六在他寫給中國天主教徒的牧函中已經說了,所有為中國所做的工作都是為了兩個團體的共融,以及與普世教會和教宗的共融。我們希望能夠達成一種協議,尤其在主教任命方面。我們也希望該協議能夠得到尊重。我們有意願這樣做,也希望中國政府有同樣的意願。

意大利原文訪問

來源: 天主教在线

圖片: Catholic News Service

湯漢樞機撰文:從教會學角度展望中梵交談

從教會學角度展望中梵交談

文:湯漢樞機

轉載自公教報(第3808期)

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

English Version(英語全文)

感謝天主,拙文《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自二零一六年八月在香港教區報刊發表後,獲得不少讀者積極回應,從而激發我向國內外關懷中國教會的有識之士請教,再多作神學探討。經過多月來的祈禱和反省後,我現從教會學角度就中梵交談有關的幾個重要問題提出一些看法,俾大家能多為中梵交談祈禱。

核心問題:主教任命

就各方面的消息所知,過去一年,中梵雙方代表頻有接觸,而且成立了工作小組,雙方試圖解決多年來累積的問題,其中首要解決的,就是主教任命問題;雙方經過多輪交談,已有初步成果,可望就主教任命的方式達成協議。根據天主教教義,教宗是決定主教人選的最後與最高當局。如果教宗在主教候選人的資格及合宜性上有最後的發言權,那麼地方教會的「選舉」就祇是「主教團」的「推薦」而已。

據聞,對於政府來說,祇要人選符合「愛國」標準,「愛教」與否不是政府最關切的問題。因此,我認為,這樣的主教任命協議,不會超出雙方目前正在有效實施的做法。

後續問題

中梵關於主教任命的協議,是中梵之間最關鍵與最核心的問題,也是雙方關係正常化進程中的里程碑,然而絕不是終點。雙方還需要在取得互信的基礎上繼續對話,耐心地一一解決尚存的棘手問題。雙方幾十年來積累的問題,不可能奢望一夕之間就全部解決。雙方尚存的問題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項:第一,如何解決「愛國會」的問題;第二,如何處理違反教會法的七名「自選自聖主教」;第三,如何促使中國政府承認三十多位地下主教。中梵雙方的關注不同,中國政府關心的是政治層面上的問題,而梵蒂岡則更多關心宗教與牧靈層面上的問題,因此擺在雙方辦公桌上的問題排序也不同。可以說,上述三個問題的解決需要雙方在不相反自己原則及解決問題的誠意中協商。

「愛國會」的未來

不少關心中梵關係的人認為,如何處理「愛國會」將是一座立在雙方面前難以跨越的高山;亦有教會人士對此表示擔憂,指在中梵對話中沒有提及愛國會的處理問題,認為羅馬背棄了自己的信仰原則,其理由是愛國會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1]及這原則的具體執行措施——「自選自聖」主教[2]。因此,教宗本篤十六世指出這原則「與教會道理是無法調和的」,而該組織是「國家機構」與「天主教教義不相符」。[3]

我們或許可以將愛國會「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與「自選自聖」主教的關係表述為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為理論,「自選自聖」為此理論的具體實踐。其實,「愛國會」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和「自選自聖」主教行為均屬於特殊政治環境與政治壓力下的產物,根本不屬於中國天主教會的本質與內在追求。中國天主教會中的兩個團體,無論地上教會還是地下教會,均積極尋求和表達與普世教會的完全共融合一,因此在未經教宗同意下被祝聖為主教,也都事後努力向教宗解釋原因並請求教宗的諒解與接納。當然,在滿足信仰的各種要求的情況下,教會也會以敞開的情懷,積極地寬免與接納,並且很可能賦予這些主教教區管理權。中梵雙方對話本身其實已經意味北京的天主教政策發生了改變,容許教宗在選聖中國主教職務上扮演決定性角色,沒有「自選自聖」的「愛國會」已經不是過往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愛國會,而是成為嚴格按照字面意義理解的「愛國會」:一個「由全國天主教神長教友自願結成的非營利性愛國愛教的群眾團體」。[4]

因此,我個人認為,愛國會的未來走向,可以專注於「鼓勵神長教友為社會公益事業獻愛心,積極開展社會服務,興辦社會公益事」。[5]

七位非法主教的處理

中梵雙方關係的另外一個障礙,是地上教會中七位自選自聖的主教(上文稱八位,其中一人於2017年初逝世)。按照教會法的規定,這七位當中,有三位經已由教廷宣布處於絕罰之中,另外四位亦處於「保留於宗座的絕罰狀態」。這七位主教既然是在政府官員的支持下不惜與聖座對抗而接受了自選自聖,甚至受到「絕罰」,對於教廷來說,接納這七位非法主教的困難,首先在於他們「自選自聖」的行為嚴重觸犯了《天主教法典》1382條的規定:「主教無教宗任命祝聖別人為主教,及被其祝聖為主教者,均處保留於宗座的自科絕罰。」而且,令教會處理這七位主教時更加棘手的是,七位非法主教中有人被指控有個人私德問題。

「自選自聖」與私德問題屬於教會法的不同罪行,而且罪行的確鑿性不等。「自選自聖」乃有目共睹的事件,罪行確定成立。而有私德問題的指控則需要更多顯明證據。在中梵雙方關係尚不穩定的情況下,教廷不可能派官員赴中國親自查證,而且在此種事件上可能有賴中國官方機構的審查與確證,無疑需要大量時間。倘若教廷與北京同意將七位非法主教可能觸犯教會法之行為分開處理,即首先處理非法祝聖的問題,之後再處理其他可能的違反教會法行為,這無疑是合適的。

赦免非法祝聖行為的前提條件乃非法祝聖參與者(祝聖者與被祝聖者)的「悔改」。由於非法祝聖行為本身是挑戰教宗作為地方主教人選的最高與最後決定者這一基本原則,因此赦免非法祝聖行為的前提,就要求觸犯法律者主動向教宗表達服從以及與普世教會共融的意願,並且請求教宗給予赦免。據報導,這七位非法主教已經全部向教宗寫信,表達對於教宗的無條件服從以及請求赦免非法祝聖行為所引發的處罰。由於有了這一基本悔改態度,教宗赦免非法祝聖之處罰的可能性非常高。不過有一點需要做出明確說明:赦免自選自聖行為帶來的處罰不等於追認其教區管理權。是否授予教區管理權,則需要解決其他有悖於這一職位的要求,比如該教區是否已經有教廷任命的主教,或上述某些主教是否有倫理道德上的問題。祇有在信仰、倫理、教會法等各方面都符合主教這一職位者,方可被授予教區管理權。七位非法主教在上述諸多方面的資格尚需要中梵雙方用更多時間與耐心進行鑑定。

促使地下主教被中方承認

中梵對話中尚需要處理的另一個重大問題,就是雙方如何處理中國三十多位地下主教被政府承認的議題,當然,也包括被監禁的主教的問題。中國天主教會主教團的合法性在於,要包括整個中國教會的全部合法主教,而不是祇有其中一部分。因此為了組成一個合法且有權威的主教團,必須將全部地下主教納入其中。這自然要求北京承認這些主教的主教身份及其對於教區的管理權。毫無疑問,羅馬一定會提出此要求,然而北京願意在多大範圍內承認地下主教的主教身份與教區管理權,尚不得知,預料這將是雙方今後對話的主要內容。

其實,地下主教議題並非是不可解決的死結,因為地下教會是特殊政治與歷史時期內的產物,由於羅馬與北京缺乏相互信任,因而間接使堅持教會原則的地下主教與政府之間缺乏互信。一旦中梵關於主教任命問題達成協議,則意味羅馬與北京的相互信任已經達到一定的階段,地下主教們將不再因為堅持信仰原則而被政府視為敵對者或不合作者,地下主教在政府眼中的整體印象將改觀。再者,中國地下教會的主教其實都是愛國的公民典範,祇是由於自己對於天主教教義的理解與要求而選擇了與地上主教不同的教會道路。近年來,政府對於地下教會的態度比八十年代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很多地下主教祇是不被承認其主教身份及教區管理權,大部分地下主教尚能從事基本的牧靈工作。相信隨羅馬與北京之間相互信任的加強,地下主教與政府之間的相互信任也會逐步建立起來。解決地下主教問題的關鍵在於地下主教本人與政府之間的互信,北京也許會要求地下主教明確表態遵守中國憲法、法律、政策等;祇要政府不再要求「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以及「自選自聖」,這些對於地下主教來說絲毫沒有問題,因為地下主教都會是愛國的好公民,而且也教導自己的教友如此做。相互信任的建立需要時間、耐心,更需要用行動來表達,我們需要給予聖座、地下主教與北京足夠的時間來處理中梵關係中這一難題。

「等待全部的自由」抑或 「緊握必要的自由」?

經過多年的努力對話與交談,中梵雙方已經就主教任命這一關鍵問題達成共識;此協議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前面分析指出,中梵關於主教任命之協議的達成,將是1951年之後雙方關係的里程碑,在此協議基礎之上將會逐步解決「愛國會的未來」、「地上非法主教的合法化」、「地下主教獲得北京政府承認」、「中國天主教會主教團的成立」等問題。自此之後,中國天主教會將不再有地上和地下兩個教會團體分庭抗禮;反之,這兩個教會團體將會逐步在法律、牧靈、情感等方面慢慢走向和解與共融。中國天主教會將齊心協力在中國大地上傳播基督的福音。

不過,對於中梵協議的達成,也有一種不樂觀的聲音。它指出,天主教問題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問題,而是和其他的民族和宗教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中國政府不會也不可能撇開其他民族和宗教的問題而單獨解決天主教問題,比如西藏問題、新疆問題、民族自治問題等等。如果中國政府沒有拿出全盤解決這些民族和宗教問題的方案,則很難單獨就天主教問題與梵蒂岡達成實質性的協議來保障天主教會的宗教自由,因此,中國目前社會環境及政治氣候似乎仍未能顯出保障和落實宗教自由的真正跡象,比如:信仰傳播的自由、興辦教育的自由、教產仍未徹底落實。即使中梵達成協議,這樣的協議也無多大意義,因此,宗座不必急於求成。

上述的說法有需要商榷的地方。首先,中國天主教信友的宗教自由的確與整個中國社會的自由與實踐有關,中國的普羅大眾所享有自由的提升的確有助於中國天主教會信仰自由空間的擴展,然而將天主教的問題與西藏、新疆等問題相提並論並不恰當。天主教會在中國遇到的問題與西藏和新疆問題有極大的不同。西藏與新疆並不是純粹的宗教自由問題,更多是某些分離主義者追求分離與獨立的問題,是對於國家領土和主權範圍的認知與民族關係的認知的問題。中國社會的民主化或許會在某種程度上讓某些分離主義者追求分離與獨立的願望減弱,然而並不會從根本上消失。西方國家如西班牙、蘇格蘭、北愛爾蘭等並沒有「自由」問題,然而同樣存在者民族分離主義,也同樣存在恐怖主義攻擊。天主教的問題並非領土與主權問題,中國的天主教信徒是愛國的好公民,沒有意願從事政治活動,不會威脅政治與社會穩定,中國的執政者對此也完全明白,因此不會將天主教的問題與西藏和新疆問題放在一個層面上處理。中國的天主教信徒也不應將自己與西藏和新疆等問題聯在一起。因此,斷言中國天主教會問題的解決取決於中國是否能夠解決西藏與新疆問題,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中國天主教會作為宗教團體,其旨趣並非是政治性的,沒有任何政治性抱負,無意代替政治社團來參與和推動中國社會的政治進程,其所追求的是在中華大地上生活與傳播自己的信仰,因此聖座與中國天主教會關心的乃是否有足夠的信仰自由空間以實踐自己的信仰。由於天主教會的特殊制度——聖統制,天主教會在中國面臨的問題與其他宗教相比,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相似之處是中國所有宗教(包括天主教會)在信仰傳播的方式、興辦教育、落實教會財產等方面都缺少足夠的自由空間。然而,與中國的其他宗教相比,天主教會還面臨一個具有天主教特色的問題,即主教任命問題,但這個問題在其他宗教並不存在。在過去,由於北京對於聖座缺少信任,不允許聖座任命中國天主教會的地方主教,而推行了「自選自聖」主教政策。這一點是中國的其他宗教所沒有的問題。北京處理天主教的這個獨有問題並不會牽涉其他宗教,不會改變北京對於其他宗教的具體政策。這個問題正是教廷與中國的天主教會急切渴望解決而其他宗教卻毫不在意的問題。因此,將天主教的問題與其他宗教的問題混淆在一起,視之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係亦沒有道理。

與其他方面的「自由」相比,「教宗任命地方主教的自由」乃天主教從其基本教義出發而堅持的信仰自由內容,如果缺少這一點,中國天主教會將不是本質意義上的天主教會。至於傳播信仰方式的自由與興辦教育的自由的缺乏,以及落實教會產業的限制等,並不會對中國天主教會的本質造成威脅與傷害,更不會令中國天主教會不成為天主教。

現在北京願意與聖座在主教任命方面達成協議,讓中國天主教會雖然暫時沒有「全部的自由」,然而卻享有「必要的自由」,讓中國天主教會維持自己的天主教傳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天主教會。難道聖座任命主教的自由,不是「真正的宗教自由」?難道中國天主教會由於中國政治大環境的原因暫時不能在信仰傳播方式上享有全面的自由、不能興辦學校、教會的財產不能全部落實,就要中國天主教會再長時期等待下去,要聖座放棄與北京現在的協議?縱使放棄現在「必要的自由」,也不會讓我們擁有更多的自由,而帶給教會的結果會是全部自由的丟失。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是:或者我們現在擁抱「必要的自由」,成為一個不完美然而卻是真正的教會,然後在希望中爭取「全部的自由」,走向完美的教會;或者我們放棄「必要的自由」,然後一無所有,在希望中等待不知哪一天到來的「全部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天主教會應該何去何從?教會的倫理原則其實已經告訴我們答案:兩權相害取其輕。因此,在教宗方濟各推崇的健康現實主義原則指導下,中國天主教會應該選擇的道路其實已經一目了然了。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聖保祿宗徒歸化日

註 釋

註一:《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章程》(2004年7月中國天主教第七屆代表會議通過),第一章第三條,載於《國家宗教事務局》網站,2004年公布。
http://www.sara.gov.cn/zcfg/qgxzjttxgjgzd/6427.htm
註二:《主教團關於選聖主教的規定》,載於《中國天主教》網站,2013年公布。http://www.chinacatholic.cn/html1/report/1405/570-1.htm
註三:教宗本篤十六世,《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2007年,第7號。
註四:《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章程》(2004年7月中國天主教第七屆代表會議通過),第一章第二條,載於《國家宗教事務局》網站,2004年公布。
註五:《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章程》(2004年7月中國天主教第七屆代表會議通過),第二章第四條,載於《國家宗教事務局》網站,2004年公布。

圖片: Catholic New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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