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聖座新聞室主任回顧聖座與中國關係的漫長路程

這幾天,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的消息成了熱門話題。前聖座發言人及新聞室主任、耶穌會士隆巴爾迪神父(Federico Lombardi)撰文回顧了中梵接觸的漫長路程,其中包括導致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形成兩個團體的原因,幫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解讀這份協議的意涵。

突破殖民限制,培養中國本地聖職人員

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後,清政府迫於不平等條約而勢力衰弱,西方國家由此在中國鞏固了各自的政治、軍事及經濟勢力,法國也提出保護在中國天主教會的傳教工作,外國和中國本地的天主教徒都在這保護之下。

此時,聖座已經意識到必須培養中國本地的聖職人員,而且自19世紀中葉起就開始考慮與中國的邦交議題。在教宗良十三世牧職期間,中國於1886年主動提出希望與聖座建立「友好邦交」,但教宗礙於法國的反對和擔心法國天主教徒的負面反應,沒有向中國派出使節。

不平等條約和法國的保教權在中國人民當中引起不滿,終於在1900-1901年爆發了義和拳運動,其間3萬天主教徒被殺。

本篤十五世上任後對傳教議題具有重大的遠見,而且清楚意識到必須突破教會在殖民時代受到的限制。中國在這個願景中占有決定性的地位,那就是不能再讓基督信仰被視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此時,中國再次提出與聖座建交問題,聖座也積極作出回應,但法國這一次又對中國施壓,導致此事不得不推延。

庇護十一世繼承前任已經開拓的路線,於1922年果斷地委派剛恆毅總主教出任首位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擺脫歐洲各種保教權,於1924年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主教會議會議,為首批6位華人主教的祝聖進行準備。這6位華人主教於1926年10月28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由庇護十一世教宗親自祝聖。

以下是6位首批華人主教:
-河北省宣化代牧區趙懷義主教(北京教區神父)
-山西省汾陽代牧區陳國砥主教(方濟會士)
-浙江省台州代牧區胡若山主教(遣使會士)
-江蘇省海門代牧區朱開敏主教(耶穌會士)
-湖北省蒲圻代牧區成和德主教(方濟會士)
-河北省蠡縣(安國)代牧區孫德楨主教(遣使會士)

在庇護十二世牧職期間,法國保教權終於在1942年被廢除,中國與聖座遂於同一年建立邦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教宗於1946年年初擢升首位中國籍樞機,他就是聖言會會士田耕莘。同年,教宗頒布諭令建立中國聖統制。

面對中國新政權下的三自運動

1946年,黎培理總主教獲任命為宗座駐南京國民政府的代理大使。1949年,中國建立新政權,這位宗座代表沒有隨同前政府遷移到台灣,而是留在中國大陸並號召其他外國傳教士也留下。

在宗教方面,中國於1950年發起三自運動,1951年1月又成立宗教事務局。黎培理總主教在新聞輿論的強烈攻勢下,被迫於1951年9月5日離開中國。其他外國天主教傳教士也在1951至1954年期間幾乎全部被驅逐出境。

庇護十二世1952年發表《我們切願聲明》(Cupimus imprimis)文告,對三自運動作出回應。他又於1954年頒布《致中國人民》(Ad Sinarum gentem)通諭,譴責所有形式的「愛國運動」。

1955年,上海主教龔品梅和許多其他聖職人員被捕,其他天主教徒則同意參加三自運動。在「百花齊放」運動的背景下,被捕的天主教徒獲得釋放,1957年成立了天主教愛國會,為首批未經教宗授權的主教的祝聖準備了土壤。所謂「官方教會」就是這樣開始的。1958年,20幾位主教就是以這種方式受到祝聖。

1960年,龔品梅和一位美籍傳教士華理柱(James Edward Walsh)主教被公開判刑。1962年,在愛國會召開第二屆大會後,中國教會被迫與羅馬聖座完全分離。時任教宗若望廿三世打算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教出席大公會議,但鑒於時局而打消了這個念頭。

文革及改革開放中的教會

保禄六世牧職期間適逢文化大革命的悲慘年代,許多西方國家及聯合國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承認台灣政權,而聖座則繼續與台灣保持邦交。1970年,保祿六世訪問亞洲和大洋洲,以及還是英屬殖民地的香港,成了首位踏足中國土地的教宗。

1978年,若望保禄二世開始牧職,此時也是鄧小平掌權和推動改革的初期。1979年,中國在宗教領域出現了最初的開放跡象,幾座城市的一些聖堂遂於1980年重新啟用。天主教愛國會在同一年建立中國主教團,但它從未受到羅馬聖座的承認。

1981年2月18日,若望保祿二世從馬尼拉向全體中國天主教徒致以問候。但同年6月因鄧以明主教獲委任為廣州的總主教,中國政府指責梵蒂岡干涉中國内政。於是,保定主教在未徵詢聖座意見的情況下祝聖了3位主教。

當時的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羅西(Agnelo Rossi)樞機1981年12月12日下令准許「合法及忠於聖座」的中國主教祝聖其他的主教,若有需要不必事先徵求同意。這項特權卻也導致濫權,加劇了「地下」與「官方」或「愛國」團體之間的對立。

中國改革開放後,其它國家的主教團和天主教機構與在中國的教會的接觸日益頻繁,但在與愛國會及其成員的關係上也出現曖昧和張力的情況。1988年,時任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董高(Jozef Tomko)樞機向西方國家的主教團就「地下」與「官方」信徒的關係作出八點指示。

另一方面,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起,以及隨後歐洲共產主義的危機,中國政府增加了對若望保禄二世的不信任。這位教宗又把自1988年起獲准到美國就醫的龔品梅主教擢升為樞機。

中梵關係在波折中行進

無論如何,文革結束後,許多「愛國會」主教在新形勢下透過秘密途徑請求羅馬聖座的承認,而且也獲得批准。一種「分裂」教會的可能性觀念最終日落西山。在日後2007年於梵蒂岡召開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上確認,「幾乎所有的主教和司鐸與羅馬聖座共融」。

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聖座的關係又陷入新困境,這尤其是因為在中國又祝聖了非法的主教,以及在羅馬於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當天為在義和團運動中120位殉道者舉行了封聖禮。若望保禄二世為克服這些困難作出很大努力,向中國、中國人民及其當局伸出友誼和尊重的手,甚至承認“過去的錯誤和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交部2005年在若望保禄二世去世的機會上,對這位教宗加以稱讚。隨後,雙方恢復了直接接觸。

2007年5月27日,本篤十六世發表《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内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信函,其中充滿牧職指示。教宗堅持教會的合一性,廢除所有的特權,包括主教的「秘密祝聖」,期望與中國政府當局對話。

2008年5月7日,北京愛樂交響樂團和上海歌劇院合唱團聯袂在保禄六世大廳為本篤十六世演奏一場非凡的音樂會,打開「文化外交」的局面。隨後,儘管在中國徵得羅馬聖座同意的主教祝聖持續了幾年,但在2010和2011年再次發生非法祝聖事件,聖座對此於2011年7月16日作出果斷的回應。

教宗方濟各自上任之初,就已多次表示熱切及親切地關注中國人民,這有助於建立一種新而緩和的氛圍、促使聖座與中國當局有效地恢復對話。在2014年8月14至18日訪問韓國的機會上,教宗在他的座機飛越中國領空時拍發電報給中國國家主席。教宗又於2016年2月2日接受《亞洲時報》專訪時,充分地表達了對中國人民及其文化的敬重。

最近幾年來,聖座與中國政府增進了彼此接觸,溝通的渠道似乎更加穩固而有效。一些中國新聞機搆和中國外交部也多次刊登對教宗方濟各態度緩和的聲明,其中包括教宗的國際訪問和對教宗講話的評論。其餘的便是這幾天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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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聖座與中國協議:為在中國的福傳提供新動力

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2018年9月22日在北京簽署了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性協議。聖座此舉並非出於政治考量,而是著眼於教會與牧靈目標,就是希望在中國的公教團體能有與聖座共融,同時也受到當局承認的好牧人。

與這特定目的相關的其它一般牧靈性質的目標包括:

-為福傳工作提供新動力;
-幫助天主教徒走修和道路,使他們的信仰生活逐步正常化;
-在福音的光照下為自己國家的福祉作出貢獻,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聖座意識到,教會在歷史上的牧靈行動也常涉及政治方面的問題。的確,教會應對社會公益的建設作出獨特貢獻。梵二大公會議(牧職憲章76號)對此指出:「在各自的領域內,政府與教會各自獨立自主。但二者各以其不同名義,為完成人類所有私人及社會的同一聖召而服務。二者依照時間和空間的局勢越能健全地合作,便越能有效地為公共福利服務。」

在彼此接觸中,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本著信任和對話精神不斷交談、不斷定期會晤,以期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信任逐漸在增長,雖然也會出現一些成見和偏見。這一切努力促成了一項關乎重大問題,也就是主教任命協議的簽署。

值得一提的是,雙方一致同意繼續遵循「友好調解」方法的重要性,藉此解決在關於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的詮釋和實施上可能出現的分歧。

協議的内文沒有公諸於世,這是因為它雖具備有效及法律上的特性,但屬於臨時性質,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試驗性的。未來的修訂和未來的完善是可能及值得期盼的。

對聖座而言,此時重要的是,願衆人都能理解、都能相信這份協議使衆人獲益,是為了在中國的天主教徒的靈性益處和中國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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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與中國對話(8)-主教的宗徒繼承與合法性

與中國對話(8)

「主教的宗徒繼承與合法性」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未經教宗任命而被祝聖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這篇文章繼續上篇的主題,論述主教在教會法典上的合法性,以及受到當局承認的問題。
天主教會的至公性不該被單純地理解成一種地理或制度上的意義,而應看到它藉著圓滿共融所具有的信仰、教義和忠誠於聖傳的完整含義。至公性的深刻含義觸及眾人的心靈:換言之,它是朝向有機合一道路行走、使差異在基督內得以調和的一段進程。因此,地方教會在主教的主持,以及司鐸團和執事的協助下,圍繞著全體天主子民的感恩祭而建立起來。

在這層意義上,在有地方教會的地方就有天主教會,而且這地方教會的主教必須與羅馬主教共融,因為羅馬主教在愛德中領導所有分布於世界的地方教會。這就是地方教會「公教」合一的保障。相反地,倘若那個主教不是在與羅馬主教的共融中「產生」的,而且在他日常行為中也未表達這共融,那麼就會出現極嚴重問題。

因此,無論是未經宗座任命而授予主教職的主教,還是接受這職務者,教會法典對他們都制定了嚴重處分。事實上,這樣的祝聖對教會共融是一種令人痛心的傷害,嚴重侵犯了教會法典的規範。

可見,未經教宗任命而領受聖職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也不應該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其本身就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著眼於仔細審查在特殊情況下是否存在必要的條件,好使相關主教在圓滿共融的公教團體中重新獲得接納。

此途徑是經由相關主教多次明確且真誠地向教宗請求寬恕為起點。接下來的程序是:教宗的評估及他可能給予的寬恕;對於那些已經按照教會法典之規定而懺悔的主教們,應免除教會法典給予的處分和審查(尤其是開除教籍的自科絕罰);透過聖事予以赦免;恢復圓滿的共融;相關主教應在內心態度和公開行為上具有共融的表現;最後,總會伴隨一項牧靈職責。

此外,信友團體對受到寬恕及取得合法地位的主教的接納也很重要,換言之,這位派到他們當中的牧人應得到接納:這就要求整個團體以祈禱、監督、服從及合作來促進共融。

關於非法祝聖主教的情況,教會當以特殊的方式處理且預示出和解的途徑,而每當教會共融受到傷害時,應當視為教會生活可預見的一部分。至於中國的情況,主教的合法化並非是今日的創新之舉:這在近十年來已經發生過,儘管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和接納。事實上,在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中顯然也有一些社會性的後果,但這些後果在對事實的某些評估中被加以渲染,有時甚至佔據了主要地位。

一方面是對主教合法化的政治解讀,另一方面是對教會法典處罰的牧靈含義缺乏理解,這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一些觀察者,甚至在教會内的一些成員中出現了不安與困惑。事實上,某些地下教會團體並不甘心接納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明確希望促使主教合法化的舉措。他們擔心若承認這些主教的合法地位,就會被解釋為支持官方團體和政府的政策。

然而,在地下團體內也從未缺少過贊成使主教合法化的聲音。那時,一位地下主教得知與政府當局談判的消息後,便公開稱讚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說:「他敞開了基督般的胸襟,接納了許多官方團體的主教,並為捍衛在中國的教會的合一與共融作出了努力」。

現今,雖然在中國的合法化問題似乎只涉及主教的少數個案,卻仍需要考慮那些基於不同理由而持不同見解的反對聲浪。然而,人人該當秉持如此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在中國唯有以一位合法並被承認的主教為中心,才能開始重組教區團體的教會架構。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5)

與中國對話(6)

與中國對話(7)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與中國對話(7)-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與中國對話(7)

「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中國有不合乎教會法典的主教,也有未得到政府承認的主教:這是該國兩個基督徒團體共存的現象。一旦本著對話精神開啟談判,其目的是要設法解決這些具體問題,克服這種局面,走向面目一新的積極前景。

眾所周知,根據國際慣例,國家之間的談判是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通常只公布最終結果。因此,沒有人知道聖座與中國當局對話的細節。然而,倘若最終達成共識,我們便可想像,這共識將使教會既能在兩個團體同時存在的教區重建牧靈領導上的合一,也能對長久缺乏主教的眾多教區採取措施,使每個教區都有一位受到教會和國家接納和承認的牧人。

我們不能期待這樣的行動是沒有傷痛的。不滿、痛苦、放棄、怨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還會導致新的張力。然而,在中國的教會必須經歷這種「穿過針孔的過渡」,我們眾人期望這能起到淨化的作用並成為善的傳報者:沒有贏家和輸家,眾人的貢獻都將是寶貴的。

正如帕羅林樞機所言:「此處並非忘卻、忽略或幾乎奇妙般地抹去許多信友和牧人的痛苦歷程,而是在天主的助祐下,注入因許多考驗而來的人力和靈性資本,從而建設一個更祥和及更友愛的未來。」

如果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能夠重啟一種更為友愛與共融的局面,同時尊重各方的情感,這將首先對信友的聖事和靈修生活產生積極反響,他們日益努力成為十足的天主教徒,同時也做真正的中國人。

此外,這樣也將能為教會的活動釋放新的能量,並在中國社會中實現更大的和諧。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眾人的努力和善意。相對於全國總人口,在中國的天主教如果只憑數字會顯得頗為單薄,但素來活躍。儘管許多限制和監控依然存在,其中大部分出於恐懼,擔心宗教能受到“外來”利用而引起社會不安定,但一種面目一新的福傳事業會帶來豐碩果實。

如果一位主教獲得當局承認的路徑是關係到國家、國家法律及其程序的問題,那麼依照教會法典對一位主教合法地位的認可便與教會有關。為能明瞭這一點,有必要認識教會是如何形成的。早在公元第二世紀,聖依勒內(S. Ireneo)就稱教會為靈性共融的團體,她透過主教們連續不斷的繼承,宣講和傳遞由宗徒們建立的聖傳。

主教們的宗徒繼承乃是聖傳的保障,是教會組成的基礎。同時,藉著教宗的自由任命或他對合法選舉的認可,教會也對主教的宗徒繼承及其真實性提供了保障。

一位主教,即使有效地被祝聖,倘若不與伯多祿繼承人和其他在全世界履行牧職的主教們共融,就不能行使職務。只有羅馬主教、基督的在世代表及普世教會的牧人才能判斷他們是否適合,藉此承認他們的合法性,重新接納他們進入天主教的圓滿共融並託付他們一項牧職。至於中國的情況,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沒有獲得教宗任命而在中國新近祝聖的主教是非法有效的(極個別的情況除外)。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始終是「唯一」的,雖然存在許多不合常規的痛苦情況,卻從來沒有以「脫離」羅馬而自居。此外,在中國的教會也從未提出一種拒絕首席職權的教義見解。

實際上,在此也需要補充另一個事實,那就是與教宗共融的熱切渴望一直存留在非法祝聖的中國主教們的心中。儘管這些主教的情況不合法規,意識到他們與教宗共融的願望也造成近些年來相互抵觸的兩種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這些非法主教有誠意,因此相信了他們的懺悔(儘管不接納若干主教不恰當的行為);另有人認為他們沒有誠意,並多次予以譴責。

正因為如此,就如帕羅林樞機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人都不該沒完沒了地屈服於「那為給兄弟定罪的對立心態」,而是「每個人都應懷有信賴地展望教會的未來,超越各種人性限度」。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5)

與中國對話(6)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與中國對話(6)-中國與主教:為什麼特別針對這議題進行談判?

與中國對話(6)

「中國與主教:為什麼特別針對這議題進行談判?」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中國的教會生活所面臨的問題並不少,因此在聖座與中國當局的談判中選擇了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也就是任命主教的問題;具體而言,是主教候選人的選擇,以及教宗親自予以任命的方式。

這個議題顯然與其它許多議題相關,諸如所謂的「地下」主教獲得政府承認、未經教宗委任就接受祝聖的主教在教會法層面合法化、建立中國主教團、修訂教區的邊界等等。這些議題應該是進一步探討與對話的內容。

本篤十六世教宗2007年寫給在中國的教會信函中詳細闡述了主教職的議題為何這麼重要:「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深深將中國各地方教會結合共融、並使她們與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教會之間密切共融合一的基礎,除了同一個信仰和同一個聖洗外,特別是以聖體聖事和主教的品位為其基礎。而主教的合一,則是以『羅馬教宗─伯多祿的繼承人為其永恆、有形可見的主因和基礎』。借助宗徒繼承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的傳承,也是各時代認識基督在伯多祿和其他宗徒身上奠定的教會身份的根據。」(5號)

現在,無庸置疑的是,在中國的天主教徒有同一個信仰、同一個聖洗、有效的感恩祭,以及保持由宗徒繼承的主教職。儘管如此,在中國的天主教會依然經歷了困難、磨難和不安,遭受了破裂,忍受了創傷與分裂的痛苦。然而,這些不是發生在聖事層面,聖事的根基始終有效;這一切發生在生活層面,在弟兄關係和團體歷程的層面。而對於活出信德與愛德的經驗、以及在世界上共同的使命與見證的成效,這些層面重要至極。

眾所周知,在某個時候,在中國,至一的天主教會內部出現了一個危機,導致在大部分的教區裡成立了兩個團體:一個是所謂的「非官方」或「地下」團體,另一個是所謂的「官方」或「愛國」團體,各有自己視為依據的牧者(主教和司鐸)。這種危機並非出自教會內部的選擇,而是受制於某種政治性的結構。

天主教會在她兩千年的歷史中,曾多次屈服於分裂的誘惑,而分裂的原因不盡相同。導致在中國形成兩個團體的特殊情況,既沒有與教義和道德密切相關的特性,不是教會最初幾個世紀發生的那種,以及之後,尤其是16世紀在基督信仰底蘊深厚的歐洲所發生的那樣;它也沒有禮儀和法律上的特性,有別於第一至第二個千年之間的情況。」

在中國的特殊情況屬於政治類型,所以是外在因素。對於過往的種種責任,切莫陷入簡單的修正;我們要自問:在中國的教會今天是否蒙召以新的方式詮釋自己在世界上的臨在與使命。這將在不同的情感也相融合時得以實現。各地方和各時代的教會內都存在著不同的情感:單是強調道成肉身的情感,會傾向於世俗化;僅注重精神靈修的情感,則傾向於抽象化。為了教會和福傳的益處,這些情感必須相互來往、交談、理解、同行。

除了各種精神上的情感以外,當然還曾有過具體的選擇,其基礎在於以迥異的方式活出重要的價值;這些價值包括忠於教宗、作出符合福音教導的見證、無私地尋求教會和人靈的益處。為此,或許得在這多重層面上尋找適當的方法來克服對立,並朝著教會處境更加正常的目標邁進。

面對在中國的教會目前的分裂處境,所有人肯定都承受痛苦,或至少感到不自在:教會當局、信友團體、或許連政府都是如此。任由種種誤會和不理解繼續拖延,對任何人都沒有益處。作為天主教徒卻繼續處於異常狀態:不僅人數稀少,而且分裂成兩個團體,互不尊重,可能無法相親相愛,難以力求修和;這又是一個痛苦。然而,那叫別人明白上主臨在於他們中間的,正是團體由內而發的愛。

不言而喻的是,在此背景下,主教的任命,特別是他們在情感與實質上的合一,都是關鍵的議題,因為這些議題觸及在中國的教會生活的核心。為了達成這合一,必須跨越一連串的阻礙,其中首要便是「中國的特殊情況」;就是,政治當局也以許多方式限制主教的牧民生活和使命。

它所造成的結果是:一方面有些主教在政府的支持下,未經教宗委派,意即沒有教宗批准,就接受祝聖;另一方面,聖座任命了主教,但他們的主教身分沒有受到政府的承認。若不啟動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分別促成在教會內合法與獲得政府承認,便無法挽救這個艱難的處境。

因此,針對這些要點在教會當局與政治當局之間達成共識,儘管這共識並不完美,但它卻未曾如此必要又迫切,以免造成更嚴重的對立及傷害。有鑒於此,近三任教宗的行動一脈相承:促進整個天主教團體的合一,協助「非法」主教恢復圓滿的共融,同時也支持已經共融的「官方」和「地下」主教保持忠貞。總而言之,要努力邁向教會的圓滿共融。

至於在中國的教會的處境,教宗本篤十六世曾這樣回答有關提問:「推動在中國的教會積極發展的因素很多:一方面非法接受祝聖的主教一直熱切渴望與教宗共融;這促使他們所有人走上合一之路,而他們每一個人都在這條路上得到耐心的陪伴。在這件事上,他們具備天主教的基本常識,意即唯有與教宗共融才是真正的主教。另一方面,秘密接受祝聖的主教,也就是國家當局不承認的主教,能得益於一個事實:即使單純就政治機會考量,天主教主教因為屬於羅馬而遭到監禁和剝奪自由,也是一件毫無益處的事。這既是個不可放棄的必要條件,也是個決定性的協助,以促成天主教兩個團體之間的圓滿合一。」(《世界之光:教宗、教會及時代的記號》2010年,第42頁、第136至137頁)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5)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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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5)-梵蒂岡與中國:對話與談判

與中國對話(5)

「梵蒂岡與中國:對話與談判」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本著開放和互相尊重的態度進行對話能讓我們接受他人的差異,承認他人的身份及其使命;一同前行使我們彼此充實,相輔相成。為了對話,我們要堅持我們的身份並承認對方的身份。真正的對話有如「降生」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天主與人對話並尋找人,為了與人建立救恩的關係。

教宗方濟各認為,談判則是一個實際的過程,其中每個人都試圖從對方那裡獲得什麼:正如人們說的,談判永遠是「分蛋糕」的行為,但我們應當做的就是讓每個人都成為「贏家」。因此,每一場談判,以及隨之而來的每一項協議,總是不完美的、暫時的、正在進行中的,就像一段漫長進程中的諸多環節,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建成。

教宗方濟各秉持一貫的開放和尊重的溝通風格,本著接納他人之差異、承認每個人身份和使命的態度,繼續致力於促進和支持與中國政府的官方對話。如此,切實的談判重新啟動,然而談判向來不容易,並且出現過突然的中斷。事實上,曾經出現這樣的狀況:談判兩方,一方面重申對話和達成一致的良好意願,另一方面卻在相互理解的時候又因一些阻礙而停步。

在此,我們應當承認在中國的教會的大部分人士贊成已經展開的對話,不僅是官方團體,還有非官方團體。雖然我們談論百分比或許不妥當,但我們仍可引述中國主教的意見,包括政府承認和不承認的主教,他們都表明支持恢復對話,以及有可能達成的協議。

一位政府承認的主教獲悉中國與聖座恢復對話的消息時態度非常積極,他指出大多數天主教徒都支持教宗,以及中國和聖座的對話,並且熱切地祈禱,期望達成一項協議。

另外,也有一位官方不承認的主教表明恢復對話是好事,當然在言語之外還必須看到事實。然而,見面談話好過不見面,因為只有在見面交談後才有可能解決問題。

對話的進展及對話藝術的艱難即在於此:對話使彼此靠近,瞭解對方的身份認同,並讓對方瞭解自己的身份認同。如此,在對話中各自的意向得以表達,而不是只說些慣常的話。在對話的過程中,雙方有時產生距離也完全正常,因為覺得自己過於向對方讓步,放棄了自己的合理需求,願意更好地闡明自己的期待和主張。

但是,為了達成雙方都接受的解決方案,最終也必須更改自己過高的期望。對教會而言,這意味著她可以區分哪些是攸關基督信仰的,哪些不是。只有各方都接受對方,尊重對不同意見進行討論和交流的過程,試著瞭解在解決問題時提出不同意見的正當理由,嚴肅而真實的對話方可起作用。

所有這一切或許會非常艱難。只有秉持相互信任和慷慨的精神,才能在一場談判的一次又一次而且常常令人疲憊的會議中保持對話的節奏。雙方必須保持這種負責的態度,在共識似乎非常遙遠甚至無法實現的時候仍能保持鎮靜,鞏固已彼此走近的小步伐,始終保持積極態度,這樣才能增進對對方誠意的信任。

一如教宗方濟各所言,「現實總是高於想法」。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4)-對話的主角:聖座與中國當局

與中國對話(4)

「對話的主角:聖座與中國當局」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近期的歷史中,準確地說,是在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牧職期間,聖座與中國當局建立起有關主管單位之間的接觸。雙方所展開的私密會談,起初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但聖座堅決持續對話,對中國政府展現尊敬的態度,試圖跨越以往或當下的所有誤解,澄清天主教會的宗教本質和聖座在國際層級行事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對天主教會似乎也產生了類似於區分理論立場和對話需求的想法:中共雖然對宗教在社會內的意義與功能仍抱持哲學偏見,卻也從為嚴峻迫害行徑作辯護,緩慢地轉變到對信徒的個人信仰有所開放,儘管改變的步調在全國並不一致。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2001年曾論及與中國當局對話的必要性:「聖座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以全天主教會的名義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敞開對話的大門,這是人所共知之事。為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誤解之後,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合作。」(致利瑪竇抵達北京四百週年國際研討會文告,2001年10月24日)而本篤教宗2007年闡明,在對話中,「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使命不是為改變國家的結構或行政組織,而是向人宣揚基督」(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信函,第4號)。

因此,教會為自身要求傳揚福音的權利和自由:她的使命不涉及那與政治密切相關的問題。建設一個公正的社會與國家秩序首先是個政治任務,但與此同時,它也是至關重要的人性及道德任務,教會有義務透過淨化理智、培育倫理、發出先知之聲,甚至在必要時刻有建設性地提出批評,藉以作出她獨特的貢獻。

本篤十六世如同他的前任所做的那樣,在寫給在中國的教會的信函中多次肯定聖座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敞開對話之門。他期盼「不久就能見到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具體溝通合作的途徑」,因為「友情策勵交往、分享心靈喜憂、團結與互助」(第4號)。一方面,切莫忘記信仰與牧民智慧的指南針;另一方面,切莫忘記謙卑地認識相關議題的複雜性,我們必須克服與合法政權的持續衝突,針對現存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法(同上)。

在這一貫的行動和教宗訓導下,教宗方濟各渴望繼續致力於對話。而這要求堅持與中國政府的官方談判,秉持必要的謹慎周密與明辨,以及出於信賴天主的高瞻遠矚和孜孜不倦的剛毅。此外,這也解釋了聖父為什麼在不同場合表達了想要訪問幅員遼闊的中國和拜會中國國家主席的心願。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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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3)-在中國的教會履行使命的必要選擇

與中國對話(3)

「在中國的教會履行使命的必要選擇」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教會的使命始終如一;不過,為能在中國現時環境中履行這使命,與當局進行建設性對話的必要性似乎越來越強烈。

無論是聖職人員,還是平信徒或修會會士,基督的眾門徒都肩負使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代都要在萬民當中做光做鹽,做酵母,好使眾人看見他們的善行,光榮在天之父。難道在中國的教會的使命能有所不同嗎?

的確,有些觀察者最近注意到中國尤其向西方世界持某種封閉而非平和交談的態度。其他人則想知道聖座如何能繼續相信對話和談判,而不採取一種斥責和更加公開批評的態度。

從聖座在國際領域,尤其在發生衝突和危機情況時作出的眾多干預可以斷定,這樣做是意識到,在距離遙遠又可能缺乏相互理解的地方,對話不僅是適宜,而且也是必要的選擇。除此之外,必須考慮到教會有特別關懷自己信徒的責任,在他們處於劇烈痛苦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事實上,在其它體系眼中這一切可能被理解為一種「默許」甚或「讓步」,但對教會而言,這顯然是回應福音要求的一項道德義務和一種精神力量。

為在中國履行這使命,教會無需請求政治上的特權:她只需要以真實無偽的方式做自己。事實上,在特殊和非常情況下,甚至連必要的自由都沒有的那些情況下,教會仍能推進其福傳使命。

畢竟,教會在任何時代,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曾沒有困難和十字架。甚至今天也能證實,理想的情況似乎在較先進的民主國家也無法繼續存在。

教會卻不能放棄這個理想,而且若缺乏信德、愛德及内部合一,則任何方式都無法彌補。因此,在教會内存在著一種在信德與愛德中守護合一的極特殊服務:這是伯多祿的牧職,身為羅馬主教教宗的牧職。

面對數億人口,在中國的教會的使命首先是要以一個合一的教會臨在於人群中,這樣才能令人信服。教會應盡可能地臨在於中國人民生活的任何地方:在任何時機、任何情況、任何環境,以及任何歷史關鍵時刻,都本著謙卑和基督徒望德的遠見與人民共甘苦,為促進人類的美好未來鋪路,而這未來卻總離不開天主的恩賜。

今天,我們面對時代的巨大挑戰,那就是全球化與追求共同福祉的挑戰,生活質量與環境的挑戰,和平與人權的挑戰。同時,我們也面對一種基於世界和生存消費俗化現象的挑戰,國家只為尋求本國利益而向它國關閉的挑戰,對宗教冷漠的挑戰,以及將弱勢群體邊緣化和丟棄文化的挑戰。教會蒙召正是要臨在於這些場域,藉此宣講那死而復活、賜予世界生命的基督。

如此說來,這一切看似簡單而美好。鑒於基督徒持有這麼多的善意,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政治當局還會害怕他們,或為他們設置許多障礙。事實上,這需要對教會生活於其中的具體境況進行檢討。在這些境況中,有時不僅會發生應受譴責的基督徒的過錯和罪行,甚至他們的善行在起初也不見得全部得到欣然接受。

中國政府當局很久以來似乎越來越明瞭,宗教不是一種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愈加正義就注定要消失的上層建築的現象,而是人類的構成部分。因此,純正的宗教經驗也成為一種促進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極重要因素。即使在第三個千年的先進和複雜的社會中,宗教的臨在也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更新的能力。

需要一提的是,依照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除了仁義、友愛、教育,以及服從權威的價值外,還有一種觀點,即國家有權對各種形式的宗教實施嚴密控制,也運用法律來達到這個目的。事實上,19和20世紀的中國歷史記錄了一些對抗時任政府的反叛事件,以及社會和政治上的各種跡象,其中有一些文化和宗教因素在相互為用。

除了對這些歷史現象的政治評斷外,必須指出這些現象也對一般的宗教事實造成混淆和偏見。這尤其有損於那些具有偉大傳統的宗教,而這些宗教本身則與宗派主義或宗教情愫的政治化毫不相干。

中國社會和文化應能越來越更加意識到,以原教旨主義及非理性主義的途徑來回應人類現實狀況,這完全不符合天主教信仰。

圖片: catholicnews.com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洪山川總主教:教宗不會放棄主教任命權

2018年5月16日,台灣地區主教團完成「主教宗徒述職」任務返抵台灣。根據天主教真理電台報導,主教們紛紛表示教宗有如一位慈祥謙遜的父親接見他們,他們也能坦率、自由地向教宗傾述心聲,這樣親近的溝通讓他們感動。對於梵蒂岡各部會對兩岸及台灣現況的熟識度,也讓主教們頗感意外。除了蘇耀文主教和林吉男主教仍在羅馬洽公外,其他主教皆已返回教區。

關於教宗有否答應牧靈訪問台灣,台北總教區洪山川總主教在機場接受真理電台訪問時表示:「我說明年3月1日(全國聖體大會)有一個機會,然後第二個就是『福傳大會』如果不能夠來的話,停留一下也可以,他一直笑,當然他不能夠當場答應,他要跟國務卿商量。」

關於中梵關係,洪總主教說:「我們有主教問:『到底有沒有協議,有什麼困難?』教宗表示兩邊的態度也很堅持。教廷不像媒體說會投降,因為該堅持的教義,該堅持的立場,主教任命權在教宗,這個是不會放棄。當然對方絕對不會說『按照你的這種計劃』,所以僵持在哪裏。我也告訴他,每次風吹草動,媒體在猜測,台灣人民就要受苦,因為大家活在一個恐懼的空間,『會不會再有一個邦國斷交呢?』可是,台灣人民不能理解的是,台灣是教會,教會跟梵蒂岡聯合在一起,教宗怎麼會作出一個跟我們背離,跟其他世界各國有同樣的行為,會離我們而去? 當然說:『不會。』因為牧人不會放棄他的羊群,所以他叫我們這件事要放心,教會是教會,國家是國家,他知道我們的處境,他知道中國大陸的狀況,我們還以為他不是很清楚,其實他很清楚。」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