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透視:陝西渭南教區信仰培育情況

在中國教會裡面當然有不少的教區,今集我們很榮幸請來來自陝西渭南教區的藺運平神父為我們介紹該教區的信仰培育情況。

與中國對話(8)-主教的宗徒繼承與合法性

與中國對話(8)

「主教的宗徒繼承與合法性」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未經教宗任命而被祝聖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這篇文章繼續上篇的主題,論述主教在教會法典上的合法性,以及受到當局承認的問題。
天主教會的至公性不該被單純地理解成一種地理或制度上的意義,而應看到它藉著圓滿共融所具有的信仰、教義和忠誠於聖傳的完整含義。至公性的深刻含義觸及眾人的心靈:換言之,它是朝向有機合一道路行走、使差異在基督內得以調和的一段進程。因此,地方教會在主教的主持,以及司鐸團和執事的協助下,圍繞著全體天主子民的感恩祭而建立起來。

在這層意義上,在有地方教會的地方就有天主教會,而且這地方教會的主教必須與羅馬主教共融,因為羅馬主教在愛德中領導所有分布於世界的地方教會。這就是地方教會「公教」合一的保障。相反地,倘若那個主教不是在與羅馬主教的共融中「產生」的,而且在他日常行為中也未表達這共融,那麼就會出現極嚴重問題。

因此,無論是未經宗座任命而授予主教職的主教,還是接受這職務者,教會法典對他們都制定了嚴重處分。事實上,這樣的祝聖對教會共融是一種令人痛心的傷害,嚴重侵犯了教會法典的規範。

可見,未經教宗任命而領受聖職的中國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不是,也不應該是一種冷酷的官僚行為,而其本身就是教會的一條真實而深遠的分辨途徑,著眼於仔細審查在特殊情況下是否存在必要的條件,好使相關主教在圓滿共融的公教團體中重新獲得接納。

此途徑是經由相關主教多次明確且真誠地向教宗請求寬恕為起點。接下來的程序是:教宗的評估及他可能給予的寬恕;對於那些已經按照教會法典之規定而懺悔的主教們,應免除教會法典給予的處分和審查(尤其是開除教籍的自科絕罰);透過聖事予以赦免;恢復圓滿的共融;相關主教應在內心態度和公開行為上具有共融的表現;最後,總會伴隨一項牧靈職責。

此外,信友團體對受到寬恕及取得合法地位的主教的接納也很重要,換言之,這位派到他們當中的牧人應得到接納:這就要求整個團體以祈禱、監督、服從及合作來促進共融。

關於非法祝聖主教的情況,教會當以特殊的方式處理且預示出和解的途徑,而每當教會共融受到傷害時,應當視為教會生活可預見的一部分。至於中國的情況,主教的合法化並非是今日的創新之舉:這在近十年來已經發生過,儘管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和接納。事實上,在主教合法化的進程中顯然也有一些社會性的後果,但這些後果在對事實的某些評估中被加以渲染,有時甚至佔據了主要地位。

一方面是對主教合法化的政治解讀,另一方面是對教會法典處罰的牧靈含義缺乏理解,這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一些觀察者,甚至在教會内的一些成員中出現了不安與困惑。事實上,某些地下教會團體並不甘心接納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明確希望促使主教合法化的舉措。他們擔心若承認這些主教的合法地位,就會被解釋為支持官方團體和政府的政策。

然而,在地下團體內也從未缺少過贊成使主教合法化的聲音。那時,一位地下主教得知與政府當局談判的消息後,便公開稱讚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說:「他敞開了基督般的胸襟,接納了許多官方團體的主教,並為捍衛在中國的教會的合一與共融作出了努力」。

現今,雖然在中國的合法化問題似乎只涉及主教的少數個案,卻仍需要考慮那些基於不同理由而持不同見解的反對聲浪。然而,人人該當秉持如此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在中國唯有以一位合法並被承認的主教為中心,才能開始重組教區團體的教會架構。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5)

與中國對話(6)

與中國對話(7)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與中國對話(7)-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與中國對話(7)

「做十足的天主教徒和真正的中國人」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中國有不合乎教會法典的主教,也有未得到政府承認的主教:這是該國兩個基督徒團體共存的現象。一旦本著對話精神開啟談判,其目的是要設法解決這些具體問題,克服這種局面,走向面目一新的積極前景。

眾所周知,根據國際慣例,國家之間的談判是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通常只公布最終結果。因此,沒有人知道聖座與中國當局對話的細節。然而,倘若最終達成共識,我們便可想像,這共識將使教會既能在兩個團體同時存在的教區重建牧靈領導上的合一,也能對長久缺乏主教的眾多教區採取措施,使每個教區都有一位受到教會和國家接納和承認的牧人。

我們不能期待這樣的行動是沒有傷痛的。不滿、痛苦、放棄、怨恨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還會導致新的張力。然而,在中國的教會必須經歷這種「穿過針孔的過渡」,我們眾人期望這能起到淨化的作用並成為善的傳報者:沒有贏家和輸家,眾人的貢獻都將是寶貴的。

正如帕羅林樞機所言:「此處並非忘卻、忽略或幾乎奇妙般地抹去許多信友和牧人的痛苦歷程,而是在天主的助祐下,注入因許多考驗而來的人力和靈性資本,從而建設一個更祥和及更友愛的未來。」

如果在中國的天主教會能夠重啟一種更為友愛與共融的局面,同時尊重各方的情感,這將首先對信友的聖事和靈修生活產生積極反響,他們日益努力成為十足的天主教徒,同時也做真正的中國人。

此外,這樣也將能為教會的活動釋放新的能量,並在中國社會中實現更大的和諧。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眾人的努力和善意。相對於全國總人口,在中國的天主教如果只憑數字會顯得頗為單薄,但素來活躍。儘管許多限制和監控依然存在,其中大部分出於恐懼,擔心宗教能受到“外來”利用而引起社會不安定,但一種面目一新的福傳事業會帶來豐碩果實。

如果一位主教獲得當局承認的路徑是關係到國家、國家法律及其程序的問題,那麼依照教會法典對一位主教合法地位的認可便與教會有關。為能明瞭這一點,有必要認識教會是如何形成的。早在公元第二世紀,聖依勒內(S. Ireneo)就稱教會為靈性共融的團體,她透過主教們連續不斷的繼承,宣講和傳遞由宗徒們建立的聖傳。

主教們的宗徒繼承乃是聖傳的保障,是教會組成的基礎。同時,藉著教宗的自由任命或他對合法選舉的認可,教會也對主教的宗徒繼承及其真實性提供了保障。

一位主教,即使有效地被祝聖,倘若不與伯多祿繼承人和其他在全世界履行牧職的主教們共融,就不能行使職務。只有羅馬主教、基督的在世代表及普世教會的牧人才能判斷他們是否適合,藉此承認他們的合法性,重新接納他們進入天主教的圓滿共融並託付他們一項牧職。至於中國的情況,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沒有獲得教宗任命而在中國新近祝聖的主教是非法有效的(極個別的情況除外)。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始終是「唯一」的,雖然存在許多不合常規的痛苦情況,卻從來沒有以「脫離」羅馬而自居。此外,在中國的教會也從未提出一種拒絕首席職權的教義見解。

實際上,在此也需要補充另一個事實,那就是與教宗共融的熱切渴望一直存留在非法祝聖的中國主教們的心中。儘管這些主教的情況不合法規,意識到他們與教宗共融的願望也造成近些年來相互抵觸的兩種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這些非法主教有誠意,因此相信了他們的懺悔(儘管不接納若干主教不恰當的行為);另有人認為他們沒有誠意,並多次予以譴責。

正因為如此,就如帕羅林樞機所指出的那樣,任何人都不該沒完沒了地屈服於「那為給兄弟定罪的對立心態」,而是「每個人都應懷有信賴地展望教會的未來,超越各種人性限度」。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5)

與中國對話(6)

圖片:Catholic News Service

與中國對話(5)-梵蒂岡與中國:對話與談判

與中國對話(5)

「梵蒂岡與中國:對話與談判」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本著開放和互相尊重的態度進行對話能讓我們接受他人的差異,承認他人的身份及其使命;一同前行使我們彼此充實,相輔相成。為了對話,我們要堅持我們的身份並承認對方的身份。真正的對話有如「降生」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天主與人對話並尋找人,為了與人建立救恩的關係。

教宗方濟各認為,談判則是一個實際的過程,其中每個人都試圖從對方那裡獲得什麼:正如人們說的,談判永遠是「分蛋糕」的行為,但我們應當做的就是讓每個人都成為「贏家」。因此,每一場談判,以及隨之而來的每一項協議,總是不完美的、暫時的、正在進行中的,就像一段漫長進程中的諸多環節,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建成。

教宗方濟各秉持一貫的開放和尊重的溝通風格,本著接納他人之差異、承認每個人身份和使命的態度,繼續致力於促進和支持與中國政府的官方對話。如此,切實的談判重新啟動,然而談判向來不容易,並且出現過突然的中斷。事實上,曾經出現這樣的狀況:談判兩方,一方面重申對話和達成一致的良好意願,另一方面卻在相互理解的時候又因一些阻礙而停步。

在此,我們應當承認在中國的教會的大部分人士贊成已經展開的對話,不僅是官方團體,還有非官方團體。雖然我們談論百分比或許不妥當,但我們仍可引述中國主教的意見,包括政府承認和不承認的主教,他們都表明支持恢復對話,以及有可能達成的協議。

一位政府承認的主教獲悉中國與聖座恢復對話的消息時態度非常積極,他指出大多數天主教徒都支持教宗,以及中國和聖座的對話,並且熱切地祈禱,期望達成一項協議。

另外,也有一位官方不承認的主教表明恢復對話是好事,當然在言語之外還必須看到事實。然而,見面談話好過不見面,因為只有在見面交談後才有可能解決問題。

對話的進展及對話藝術的艱難即在於此:對話使彼此靠近,瞭解對方的身份認同,並讓對方瞭解自己的身份認同。如此,在對話中各自的意向得以表達,而不是只說些慣常的話。在對話的過程中,雙方有時產生距離也完全正常,因為覺得自己過於向對方讓步,放棄了自己的合理需求,願意更好地闡明自己的期待和主張。

但是,為了達成雙方都接受的解決方案,最終也必須更改自己過高的期望。對教會而言,這意味著她可以區分哪些是攸關基督信仰的,哪些不是。只有各方都接受對方,尊重對不同意見進行討論和交流的過程,試著瞭解在解決問題時提出不同意見的正當理由,嚴肅而真實的對話方可起作用。

所有這一切或許會非常艱難。只有秉持相互信任和慷慨的精神,才能在一場談判的一次又一次而且常常令人疲憊的會議中保持對話的節奏。雙方必須保持這種負責的態度,在共識似乎非常遙遠甚至無法實現的時候仍能保持鎮靜,鞏固已彼此走近的小步伐,始終保持積極態度,這樣才能增進對對方誠意的信任。

一如教宗方濟各所言,「現實總是高於想法」。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4)

與中國對話(4)-對話的主角:聖座與中國當局

與中國對話(4)

「對話的主角:聖座與中國當局」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在近期的歷史中,準確地說,是在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牧職期間,聖座與中國當局建立起有關主管單位之間的接觸。雙方所展開的私密會談,起初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但聖座堅決持續對話,對中國政府展現尊敬的態度,試圖跨越以往或當下的所有誤解,澄清天主教會的宗教本質和聖座在國際層級行事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對天主教會似乎也產生了類似於區分理論立場和對話需求的想法:中共雖然對宗教在社會內的意義與功能仍抱持哲學偏見,卻也從為嚴峻迫害行徑作辯護,緩慢地轉變到對信徒的個人信仰有所開放,儘管改變的步調在全國並不一致。

若望保祿二世教宗2001年曾論及與中國當局對話的必要性:「聖座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以全天主教會的名義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敞開對話的大門,這是人所共知之事。為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誤解之後,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合作。」(致利瑪竇抵達北京四百週年國際研討會文告,2001年10月24日)而本篤教宗2007年闡明,在對話中,「在中國的天主教會的使命不是為改變國家的結構或行政組織,而是向人宣揚基督」(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信函,第4號)。

因此,教會為自身要求傳揚福音的權利和自由:她的使命不涉及那與政治密切相關的問題。建設一個公正的社會與國家秩序首先是個政治任務,但與此同時,它也是至關重要的人性及道德任務,教會有義務透過淨化理智、培育倫理、發出先知之聲,甚至在必要時刻有建設性地提出批評,藉以作出她獨特的貢獻。

本篤十六世如同他的前任所做的那樣,在寫給在中國的教會的信函中多次肯定聖座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敞開對話之門。他期盼「不久就能見到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具體溝通合作的途徑」,因為「友情策勵交往、分享心靈喜憂、團結與互助」(第4號)。一方面,切莫忘記信仰與牧民智慧的指南針;另一方面,切莫忘記謙卑地認識相關議題的複雜性,我們必須克服與合法政權的持續衝突,針對現存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法(同上)。

在這一貫的行動和教宗訓導下,教宗方濟各渴望繼續致力於對話。而這要求堅持與中國政府的官方談判,秉持必要的謹慎周密與明辨,以及出於信賴天主的高瞻遠矚和孜孜不倦的剛毅。此外,這也解釋了聖父為什麼在不同場合表達了想要訪問幅員遼闊的中國和拜會中國國家主席的心願。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與中國對話(3)

與中國對話(3)-在中國的教會履行使命的必要選擇

與中國對話(3)

「在中國的教會履行使命的必要選擇」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教會的使命始終如一;不過,為能在中國現時環境中履行這使命,與當局進行建設性對話的必要性似乎越來越強烈。

無論是聖職人員,還是平信徒或修會會士,基督的眾門徒都肩負使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代都要在萬民當中做光做鹽,做酵母,好使眾人看見他們的善行,光榮在天之父。難道在中國的教會的使命能有所不同嗎?

的確,有些觀察者最近注意到中國尤其向西方世界持某種封閉而非平和交談的態度。其他人則想知道聖座如何能繼續相信對話和談判,而不採取一種斥責和更加公開批評的態度。

從聖座在國際領域,尤其在發生衝突和危機情況時作出的眾多干預可以斷定,這樣做是意識到,在距離遙遠又可能缺乏相互理解的地方,對話不僅是適宜,而且也是必要的選擇。除此之外,必須考慮到教會有特別關懷自己信徒的責任,在他們處於劇烈痛苦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事實上,在其它體系眼中這一切可能被理解為一種「默許」甚或「讓步」,但對教會而言,這顯然是回應福音要求的一項道德義務和一種精神力量。

為在中國履行這使命,教會無需請求政治上的特權:她只需要以真實無偽的方式做自己。事實上,在特殊和非常情況下,甚至連必要的自由都沒有的那些情況下,教會仍能推進其福傳使命。

畢竟,教會在任何時代,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曾沒有困難和十字架。甚至今天也能證實,理想的情況似乎在較先進的民主國家也無法繼續存在。

教會卻不能放棄這個理想,而且若缺乏信德、愛德及内部合一,則任何方式都無法彌補。因此,在教會内存在著一種在信德與愛德中守護合一的極特殊服務:這是伯多祿的牧職,身為羅馬主教教宗的牧職。

面對數億人口,在中國的教會的使命首先是要以一個合一的教會臨在於人群中,這樣才能令人信服。教會應盡可能地臨在於中國人民生活的任何地方:在任何時機、任何情況、任何環境,以及任何歷史關鍵時刻,都本著謙卑和基督徒望德的遠見與人民共甘苦,為促進人類的美好未來鋪路,而這未來卻總離不開天主的恩賜。

今天,我們面對時代的巨大挑戰,那就是全球化與追求共同福祉的挑戰,生活質量與環境的挑戰,和平與人權的挑戰。同時,我們也面對一種基於世界和生存消費俗化現象的挑戰,國家只為尋求本國利益而向它國關閉的挑戰,對宗教冷漠的挑戰,以及將弱勢群體邊緣化和丟棄文化的挑戰。教會蒙召正是要臨在於這些場域,藉此宣講那死而復活、賜予世界生命的基督。

如此說來,這一切看似簡單而美好。鑒於基督徒持有這麼多的善意,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政治當局還會害怕他們,或為他們設置許多障礙。事實上,這需要對教會生活於其中的具體境況進行檢討。在這些境況中,有時不僅會發生應受譴責的基督徒的過錯和罪行,甚至他們的善行在起初也不見得全部得到欣然接受。

中國政府當局很久以來似乎越來越明瞭,宗教不是一種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愈加正義就注定要消失的上層建築的現象,而是人類的構成部分。因此,純正的宗教經驗也成為一種促進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極重要因素。即使在第三個千年的先進和複雜的社會中,宗教的臨在也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更新的能力。

需要一提的是,依照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除了仁義、友愛、教育,以及服從權威的價值外,還有一種觀點,即國家有權對各種形式的宗教實施嚴密控制,也運用法律來達到這個目的。事實上,19和20世紀的中國歷史記錄了一些對抗時任政府的反叛事件,以及社會和政治上的各種跡象,其中有一些文化和宗教因素在相互為用。

除了對這些歷史現象的政治評斷外,必須指出這些現象也對一般的宗教事實造成混淆和偏見。這尤其有損於那些具有偉大傳統的宗教,而這些宗教本身則與宗派主義或宗教情愫的政治化毫不相干。

中國社會和文化應能越來越更加意識到,以原教旨主義及非理性主義的途徑來回應人類現實狀況,這完全不符合天主教信仰。

圖片: catholicnews.com

與中國對話(1)

與中國對話(2)

鹽與光專訪:香港教區夏志誠輔理主教向教宗述職後感

【鹽與光電視訊】2018年6月23日,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楊鳴章、輔理主教夏志誠和澳門教區主教李斌生在梵蒂岡向教宗方濟各述職。

按照天主教法典399條第1 項指出:

教區主教每五年應依宗座所定之格式和時間,將委託於自己之教區狀況向教宗報告。

兩地教區主教上一次的述職是在2008年。5年之後,2013年,因為教宗本篤十六世宣布辭職,隨即進行樞密會議選舉教宗等事宜,所以港澳教區主教無法如期進行述職。

就有關港澳教區主教與教宗方濟各的會面時有議題及內容,在他們述職後,本台《鹽與光》在2018年6月25日訪問了香港教區夏志誠輔理主教。

鹽與光:與教宗方濟各的會面了多少時間? 有什麼議題?

夏主教:與教宗方濟各的會面時間大約接近一個半小時,時間較我們想像中長。教宗有問及兩個教區的現況、福傳情況、牧民情況,他也特別關心聖召、青年,也提及到同內地教會有關教廷的做法。此外,教宗也很想了解香港和澳門教區如何協助內地教會培育方面的發展。

鹽與光:教宗對香港和澳門教區有何關注,是那一方面牧靈層面的關顧?

夏主教:正如剛才所說,教宗希望了解多些關於修院的情況。對於青年牧民,想知道教會如何回應香港青年所面對的處境。他也提及到來屆的世界主教會議,他自己的一些心願。對於家庭和婚姻,他也分享了對於今天社會人與人不重視婚姻,家庭受到衝擊的看法,也問到香港及澳門在這方面情況如何。聖職人員的持續培育,他都相當重視。

鹽與光:有關中梵關係,您認為教宗對中國教會的理解程度有多少? 他有何看法?

夏主教:的而且確,教宗在這方面是十分關心的。我會覺得他很理解中國教會和他也設法理解中國人的談判模式、思考模式。因為他牧民的心,所以他也很大的容忍,很大的耐力。事實上,他對中國教會那份談判的態度,在早前《路透社》有一個訪問,如果您在網上閱讀了,根本和那個訪問一樣,他是沒有什麼隱瞞的,他真的願意去交談,希望能夠為中國教友可以獲得一個更好的牧民環境,一個生活信仰的環境。這個是我與他傾談之中的體會。

鹽與光:教宗有否論及與中國對話有何底線?

夏主教:教宗沒有論及底線。不過我認為在我們教會傾談之中,這樣的一個環境下,很明顯是不會相反我們的信仰,加上教會是從宗徒傳下來的,這些也是底線,要與普世教會共融。這些都不是教宗所親述的。

鹽與光:送了什麼禮物給教宗? 有何意義?

夏主教:香港教區送了兩樣禮物。第一件是一套關於香港教區早期修會開教時候,不同修會在教區服務的歷史,修會的歷史,是跟香港教會有關的。這是一套書,還有一隻瓷碟,是由明愛核下一間學校的伊斯蘭教的學生為教宗所繪畫的。碟上畫上圖案花紋,有明愛的標誌,願意表達出有幾個意思:跨宗教、也有對邊緣人士的關顧、以及香港教區明愛也是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服務的範圍,所以送了兩樣禮物。

鹽與光:國務卿帕羅林樞機主要討論什麼題目?

夏主教:主要都是說中梵的談判,因為他們是負責這方面事情的。

鹽與光:可否讓我們了解多些帕羅林樞機在中梵關係上的角色? 有否提到進展的情況?

夏主教:在我們的談話當中,他沒有說明自己的角色,但是事實上公開的是國務院就是梵蒂岡作為一個國家層面的一個外交官,所以他一定在這談判中有重要的角色,他和教宗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是負責談判的,他們不是要怎樣去做栽培教友工作,栽培交友工作應該是我們(主教)去做的,但是在今次傾談中沒有特別提過我們要做些什麼。不過我們了解多些他們關心的是什麼,但是有什麼最新的消息,我就沒有聽到了。我想在《路透社》中的訪問有很多很實在的資料。

鹽與光:身為華人天主教徒,我們應如何看待中梵關係?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夏主教:首先我們要與教宗一起,因為這樣才是天主教。您可以簡單地說,無論教宗做什麼決定,我們都要相信他,此乃第一。因為這個是我們信仰的一部份,在伯多祿傳下來的磐石上,主耶穌建立了衪的教會,離開了教宗就沒有教會,所以這個行動、談判,將來會有什麼發展,甚至乎建交,主要是教宗認可的,我們都應該要支持。

另外,多些從牧民的角度,而不是從政治的角度去看事件。其實,教會要做這個談判的過程都是希望國內的兄弟姊妹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環境去生活信仰。當然,現在是相當困難,相當狹窄的空間,但是希望藉着談判,能夠找到多一點的空間,是這樣的意思,所以教會才去談判。如果不是,其實有什麼利益?為教宗或者為樞機或者為主教們,有什麼益處呢?為個人完全無益的,反之還會給人責罵。有什麼意義呢?沒有什麼意義。但是除了真的是為了牧民,希望福音能夠傳播在中華大地。

此外,我相信作為平信徒,都應該多些了解教會在中國內地在歷史上的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例如建立談判等等的事情。甚至乎,可以看看法國,法國政府曾經也類似想成立一些愛國會的組織,當時教會有怎樣面對呢?很多看起來看似屈辱,事實上教會願意承擔,就是為了有一個空間可以在生活信仰傳揚福音。教會對現世不要什麼光榮,也不怕受什麼屈辱,如果是能夠傳揚福音的話,如果能夠生活信仰的話,這個是我們要堅信和肯定的。

鹽與光:您同教宗是否首次這樣交談, 有何感受? 在這個耶穌會會士身上看到方濟精神?

夏主教:的而且確,這是第一次這樣坐下來大家一起傾談。當時我沒有想過什麼,或者到現在我也沒有想過我是方濟會士,他是耶穌會士。不過在與他的交談當中,非常感受到他那份的牧者心腸。他考慮多方面,很細心,也很謙卑,很開放,願意邀請我們有什麼批評他的,批評教廷的,他都願意我們開門見山。他也掌握到究竟發生的是什麼事情,他有他自己的立場及看法。我覺得他的立場是很堅定的,不過是溫和的,溫和而堅定,也是很清晰的,但也給予人空間的。是否很像方濟一樣?我想他也很有方濟精神,很親民、親切,也很有信德,相信天主掌管一切,但是我們都要在乎自己也要努力去回應天主的召請。我覺得是一個很有信德的人,一個非常生活信仰的人,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同時,也很慶幸能夠有這樣的人成為教宗。

圖片:Vatican News

教會透視:中國地方教會舉行為中國教會祈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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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話(2):有賴於微小卻重大的步伐

與中國對話系列(2)

「有賴於微小卻重大的步伐」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為什麼要跟中國當局對話呢?在中國,天主教徒保持忠貞,儘管敵視宗教的政權造成了種種嚴峻的苦難。怎樣才能達致這種對話呢?

對話是教會生活的一個要素,在教會的行事模式中居於首位,不論是在教會內部,或是她與世界的互動關係上。對話意味著與社會、與各宗教、與各文化接觸……。梵二大公會議早已鼓勵採用對話作為牧靈行動的風格,不僅在教會成員之間實行,也如此對待非基督徒、政府當局和善心人士。《教會憲章》這樣寫道:「人無論有無信仰,都該有助於建設人人共同生活其間的世界。為此,絕對需要坦誠而明智地交換意見。」(21號)

關於對話,教宗保祿六世也在《祂的教會》通諭中清楚談論道:「聖教會應當與其本身生活於內的人類社會會談,在會談中,她本身就以語言,訊息和會談的形式出現。」(67號);天主教會「必須隨時準備與具有善意的各方人士磋商會談,不論他們是在教會圈內或圈外」。(97號)

在人與人之間、機構之間、人的團體之間,對話有益於互相理解,也能促成友誼。在各種情況下,對話都格外滋養信任。互相信任是在眾多機會上簡單而極其慎重地具體實踐許多小步伐、舉動和會晤的成果。如同聖父所言:「總會有些門沒有關閉。」(2017年5月13日)

聖座與中國達到現前的對話氣氛,也有賴於近幾任教宗邁出的微小卻重大的步伐;他們每個人都開闢了道路,給新建築添加了磚頭,啟發了充滿希望的思想和行動。讓我們想想保祿六世平穩的行動,以及本篤十六世和聖若望保祿二世有關主動與中國當局對話的明確指示。最後,讓我們想想,教宗方濟各以他的性格、舉止、訓導正在加快各民族、包括中華民族之間彼此接近和相遇的進程。

當然,教會選擇對話所尋求的並非方法本身,也非不計一切代價地追求妥協或放棄權益的態度,一如典型的甘願「出賣」自己原則的那種人;他們這麼做是為了不費吹灰之力地取得政治或外交成就,因而忘記天主教會團體的苦難旅程。對教會而言,對話必須不斷尋求真理與正義,力求人類完整的善,尊重各項基本權利。然而,教會,包括在中國的教會之使命,不是改變國家的體制或行政,抵抗那體現於政治生活的世俗權力。事實上,教會在實踐自身的使命時,如果只作政治性的戰鬥,就是背叛自己真正的本質,成為泛泛的政治角色,放棄自身的超性聖召,把自己的行動貶低到純粹的世俗層面。

反之,真切而誠懇的對話讓社會內部得以運作,以保護天主教徒的合理期待,促進人人共享的公益。在這種背景下,當天主教會發出批評聲音時,不是為了挑起爭端,作出無效的譴責,而是為了秉持建設性的精神促使社會更加正義。如此一來,批評也是牧靈愛德的具體實踐,因為它集結最弱小者受苦的哀號,他們往往沒有力氣或頭銜來讓人聆聽自己的聲音。

根據聖座的判斷,即使是在中國,開誠布公又互敬互重的對話方法,縱然辛苦且蘊藏著風險,但必將創造更加彼此信賴的氣氛,有助於互相認識,能逐漸克服過往和近期的嚴重誤解。

再者,今天從不同的訊號可以得知,中國愈加注重「軟實力」,也就是聖座在國際層級發揮的軟實力。在中國,歷史順其自然地發展,這要求在教會內肩負特殊使命的人們細心分辨。正因此,聖座運用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與中國當局對話,如今為那些渴望解讀時代的訊號並認出臨於歷史中的天主的人們,這對話呈現出真正牧靈職責的輪廓。天主上智的安排引領著歷史,祂也正在為中國天主教徒的將來具體地施展作為。

圖片: catholicnews.com

與中國對話(1)

河南省禁止未成年人參與教會活動

2018年4月8日,中國河南省天主教兩會發布通知,全文如下:

通知

根據43日省宗教局關於“堅持宗教與教育相分離原則”,和落實《宗教事務條例》“宗教活動場所不得舉行各種形式的培訓班向未成年傳播宗教教育”的要求,請各地市兩會依照執行,現通知如下:

一、全省宗教活動場所內不得舉辦未成年人宗教教育培訓、或其它如冬令營、夏令營等形式的學習班。

二、勸戒去教堂做禮拜望彌撒的教友把孩子交給別人託管,不要帶進教堂。

三、針對以上這些問題,過去是以宣傳教育為主,現在卻是紅線高壓線,不要不當回事。

四、如果不聽要求,會對場所負責人追究責任、取消教職人員備案資格、關閉活動場所。

五、請各地市兩會及時傳達到教堂各場所。

河南省天主教愛國會

河南省天主教教務委員會

201848

亞洲新聞社報導,該禁令不僅在河南而且在新疆也有實施,教友們擔心這一禁令遲早會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愛國會主席是鄭州教區王躍勝神父,而河南省教務委員會的秘書長是李建林神父。教友們希望知道這兩位神父是否同意這禁令,或者他們只是身不由己。另外,有些神父正在想辦法如何規避通知禁令,繼續開展青年信仰培育工作。

請大家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