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6日，台灣地區主教團完成「主教宗徒述職」任務返抵台灣。根據天主教真理電台報導，主教們紛紛表示教宗有如一位慈祥謙遜的父親接見他們，他們也能坦率、自由地向教宗傾述心聲，這樣親近的溝通讓他們感動。對於梵蒂岡各部會對兩岸及台灣現況的熟識度，也讓主教們頗感意外。除了蘇耀文主教和林吉男主教仍在羅馬洽公外，其他主教皆已返回教區。
關於教宗有否答應牧靈訪問台灣，台北總教區洪山川總主教在機場接受真理電台訪問時表示:「我說明年3月1日(全國聖體大會)有一個
關於中梵關係，洪總主教說:「我們有主教問:『到底有沒有協議，有什麼困難?』教宗表示兩邊的態度也很堅持。教廷不像媒體說會投降，因為該堅持的教義，該堅持的立場，主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為什麼要跟中國當局對話呢？在中國，天主教徒保持忠貞，儘管敵視宗教的政權造成了種種嚴峻的苦難。怎樣才能達致這種對話呢？
對話是教會生活的一個要素，在教會的行事模式中居於首位，不論是在教會內部，或是她與世界的互動關係上。對話意味著與社會、與各宗教、與各文化接觸……。梵二大公會議早已鼓勵採用對話作為牧靈行動的風格，不僅在教會成員之間實行，也如此對待非基督徒、政府當局和善心人士。《教會憲章》這樣寫道:「人無論有無信仰，都該有助於建設人人共同生活其間的世界。為此，絕對需要坦誠而明智地交換意見。」（21號）
關於對話，教宗保祿六世也在《祂的教會》通諭中清楚談論道：「聖教會應當與其本身生活於內的人類社會會談，在會談中，她本身就以語言，訊息和會談的形式出現。」（67號）；天主教會「必須隨時準備與具有善意的各方人士磋商會談，不論他們是在教會圈內或圈外」。（97號）
在人與人之間、機構之間、人的團體之間，對話有益於互相理解，也能促成友誼。在各種情況下，對話都格外滋養信任。互相信任是在眾多機會上簡單而極其慎重地具體實踐許多小步伐、舉動和會晤的成果。如同聖父所言：「總會有些門沒有關閉。」（2017年5月13日）
聖座與中國達到現前的對話氣氛，也有賴於近幾任教宗邁出的微小卻重大的步伐；他們每個人都開闢了道路，給新建築添加了磚頭，啟發了充滿希望的思想和行動。讓我們想想保祿六世平穩的行動，以及本篤十六世和聖若望保祿二世有關主動與中國當局對話的明確指示。最後，讓我們想想，教宗方濟各以他的性格、舉止、訓導正在加快各民族、包括中華民族之間彼此接近和相遇的進程。
當然，教會選擇對話所尋求的並非方法本身，也非不計一切代價地追求妥協或放棄權益的態度，一如典型的甘願「出賣」自己原則的那種人；他們這麼做是為了不費吹灰之力地取得政治或外交成就，因而忘記天主教會團體的苦難旅程。對教會而言，對話必須不斷尋求真理與正義，力求人類完整的善，尊重各項基本權利。然而，教會，包括在中國的教會之使命，不是改變國家的體制或行政，抵抗那體現於政治生活的世俗權力。事實上，教會在實踐自身的使命時，如果只作政治性的戰鬥，就是背叛自己真正的本質，成為泛泛的政治角色，放棄自身的超性聖召，把自己的行動貶低到純粹的世俗層面。
反之，真切而誠懇的對話讓社會內部得以運作，以保護天主教徒的合理期待，促進人人共享的公益。在這種背景下，當天主教會發出批評聲音時，不是為了挑起爭端，作出無效的譴責，而是為了秉持建設性的精神促使社會更加正義。如此一來，批評也是牧靈愛德的具體實踐，因為它集結最弱小者受苦的哀號，他們往往沒有力氣或頭銜來讓人聆聽自己的聲音。
根據聖座的判斷，即使是在中國，開誠布公又互敬互重的對話方法，縱然辛苦且蘊藏著風險，但必將創造更加彼此信賴的氣氛，有助於互相認識，能逐漸克服過往和近期的嚴重誤解。
再者，今天從不同的訊號可以得知，中國愈加注重「軟實力」，也就是聖座在國際層級發揮的軟實力。在中國，歷史順其自然地發展，這要求在教會內肩負特殊使命的人們細心分辨。正因此，聖座運用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與中國當局對話，如今為那些渴望解讀時代的訊號並認出臨於歷史中的天主的人們，這對話呈現出真正牧靈職責的輪廓。天主上智的安排引領著歷史，祂也正在為中國天主教徒的將來具體地施展作為。
圖片: catholicnews.com
作者:Sergio Centofanti and Fr Bernd Hagenkord, SJ
來源:梵蒂岡新聞網
關於「中國問題」，有一連串的訊號顯示，聖座和中國正在達至一個重要階段，儘管──如同聖座新聞室今年3月29日的公告所言─聖座與中國似乎沒有任何即將簽署的協議。
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很久以前就展開了接觸，試圖以有建設性、而非爭鋒相對的態度找出某些教會問題的解決方法，首先便是棘手而重要的主教任命議題：這關乎牧靈的方針，意在開啟一個能惠及眾人的合作模式，而且並不假設只要魔杖一揮，幾乎就能解決所有現存的問題。
關於這點，聖座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在接受意大利報紙《新聞報》的訪談時，講的顯然很恰當。他回答記者的提問，說:「眾所周知，隨著『新中國』的到來，教會在那泱泱大國的生活有過嚴重受阻和劇烈苦難的時刻。
然而，自上世紀八零年代起，聖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們展開了接觸，經歷了時代的更迭、事件的變化。聖座向來秉持牧靈的途徑，試圖跨越對立，樂意與政府當局進行互相尊重又有建設性的對話。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07年致中國天主教徒的信函中已闡明這種對話的精神:『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4號）在教宗方濟各的牧職期間，當前的談判就是遵循這個路線：有建設性地敞開對話和忠於教會的純正傳統。」
隨著共產黨在中國建立新政權，開啟了格外艱難的歷史階段，許多牧者和信友遭受了劇烈的苦難。這個政權是毛澤東革命的成果，他的理想目標是解放人民，使之擺脫西方控制、貧窮、無知、舊領導階層的壓迫，卻也排除天主的概念和宗教。
隨後，從八零年代起，中國也開始有所改變。當然，意識型態依然存在，近來出現某些強硬的徵兆，特別是在負責安全和社會-文化生活條例的機關方面。然而，或許這也是在經濟的急遽成長中需要稍微維護秩序的徵兆。一方面來說，經濟成長增進福祉，創造新的機會和新的生活空間，讓世界上所有的人萌生共同的盼望；另一方面來說，如此的成長導致某種混亂，勞工界出現社會失根現象、富裕階層的腐敗比例增加、傳統價值觀日益薄弱，在年輕世代之間尤其嚴重。但是，面對這些同樣衝擊到宗教生活領域的劇烈改變，意識型態上的嚴苛或許無法成為一個適切的回應。
今天，聖座樂意在互相尊重的交談氣氛中，為促進中國和社會的利益作出貢獻。對全世界的天主教徒而言，他們也不得不感受到這個事實與他們密切相關，因為這不是一個遙遠國度的事件，而是至一教會的生活和使命；我們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無論我們生活在何處。為此，切莫激發爭辯，卻要以祈禱陪伴在中國的教會當前的微妙時刻，以期帶給福傳事業新的動力。耶穌的訊息對於如此一個泱泱大國的人性及靈性願景不能毫無關聯。
圖片: catholicnews.com
與中國對話(2)
日前，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Pietro Parolin在一個研討會上，主題為「1978年的三位教宗」（即保祿六世、若望保祿一世、若望保祿二世）的演講，之後也回答了提問，內容包括朝鮮半島的和平希望、梵蒂岡和中國的談判進程、敘利亞危機、小男孩阿爾菲（Alfie Evans）事件等。以下是關於梵中談判進程的內容：
問:教廷和中國政府的談判到了什麼地步？
答:對話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需要許多耐心，有不少成功和失敗。有人說這就像「聖維托舞步」(St Vitus’ dance)，向前兩步，後退一步。但是，重要的是我們在往前走。
問:有人問為什麼梵蒂岡要和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共產黨政府談判?
答:如果那政府不是共產黨而也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那就沒必要談判了，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想要的。
問:教會進行談判的目的何在？
答:我們的目的不是政治的。他們指控我們說只想為了外交關係而尋求某些成功，但對聖座而言，正如教宗經常說的那樣，著重的並非什麼外交方面的成功。我們著重的在於教會能獲得自由，好能正常地生活並同教宗保持共融。這生活的共融對我們的信仰至關重要。
問:協議想實現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呢？
答:關鍵在於教會是合一的，也就是說在政府掌控下的官方團體和今天仍然在各走各路的地下團體能夠合一。教宗本篤十六在他寫給中國天主教徒的牧函中已經說了，所有為中國所做的工作都是為了兩個團體的共融，以及與普世教會和教宗的共融。我們希望能夠達成一種協議，尤其在主教任命方面。我們也希望該協議能夠得到尊重。我們有意願這樣做，也希望中國政府有同樣的意願。
意大利原文訪問
來源: 天主教在线
2018年3月29日(聖週四)，聖座新聞室主任伯克在回答記者關於中國天主教會任命主教協議的問題時，他否認媒體所報導有關梵蒂岡即將簽署有關中國天主教會現狀況的協議。
伯克在星期四在記者會上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表示，教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沒有「迫切」的協議。他補充說，教宗方濟各仍然與他的顧問們就中國教會的情況保持「長期接觸」，並跟進雙方在對話過程中所取得的進展。
來源: 梵蒂岡電台
「天主之城，人們論到你，曾經說了許多光榮的事。（詠87:3）
十年前，教宗本篤在這信函中（以下簡稱「信函」），語重心長地鼓勵中國教友（這詞語在本文泛指主教、司鐸、修女、平信徒），要他們成為地上的鹽和世界的光、跟隨耶穌、做個好門徒。這是極寶貴的忠告，我沒有任何附加的勸勉。本文應《鼎》的邀請，只想隨筆寫幾個感受。
天主之城和世俗之城
教宗本篤對聖奧思定（+430）情有獨鍾，在他描述當代中國時也離不開奧思定的的影子，尤其他的《天主之城》。這著作取名於聖詠87篇，提醒教友，天主在這城內的百姓所顯的榮耀，儘管百姓在今生尚有世俗之城的干擾，但天主之城從今世到來生始終是教友的歸宿。從這目光出發，教宗本篤首先指出中國的一些現況：社會進步、經濟富裕，一切都講究現代化，可是在百性中冒起著兩個背道而馳的現象：一方面追求人性尊嚴，企圖接觸超越性的幅度，藉以得到精神生活的豐足，另一方面卻傾向物質享樂主義（信函3.3）。
就如《天主之城》所言：世上有人選擇天主，依精神而生活，有人選擇自己，依肉慾而生活。兩種選擇也形成兩種社會：天主之城和世俗之城。教會是天主之城的象徵，而非天主之城本身。事實上教會之內有人看似歸順天主，其實勾結外敵，反對天主；而教會之外有人看似反對天主，其實與教會一起，擁護天主。兩城的歷史的發展進程，在今生「由始至終混合一起」，直到最後審判，兩城分開，各有自己的命運：永遠的幸福或永遠的喪亡。由於兩種百姓混雜一起，甚至教會領導層內亦有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教友不知所措，但毋須為此失望，只要持守信仰，最終會得到天主的賞報。
同樣，教宗本篤再三鼓勵我們，基督絕不放棄祂的新娘教會。無論如何，教會有責任承擔基督的使命，並以宗徒的心火陪伴在世的百性，而這個陪伴的精髓在於見證和宣講基督（信函3.5），祂是「人類整個歷史鑰匙、中心和終向」（信函2.2），而教會是「人類超越性的標誌和守護者」（信函4.5）；在宣講時，地方教會團體該忠於基督，並與普世教會共融，與教宗 一起並在他領導下（信函3.7），專注傳教，絕不干政（信函4.6）。教會不要求任何特殊禮遇，只想為中國人民奉獻無私的服務（信函4.4）。
於此積極態度，聖座自然希望通過交談，獲得中方的諒解和接受，但事實上，彼此尚有很多的誤會和嚴重的歧見（信函4.4）。這導至教會處於兩難之中。
教會的兩難
信中直接指出這兩難：「在這些不可放棄的原則下，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信函4.7) 換言之，地方教會團體一方面要服從政府指令，但另一方面要持守教會原則，有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教會的團體自五零年代始，在持守或放棄教會原則的事上，有人採取絕不妥協的態度，也有人對政府唯命是從。教會兩難使團體分裂為二，各自尋找其生存空間，於是出現所謂地上、地下的團體。（其後亦稱為官方或非官方團體。）
可是，這個政府與宗教對立的疆局到八零年代初便漸漸軟化 。中國政府開始對宗教態度變得寬容，這可從1982年黨中央的19號文件，可見一斑。起碼官方不把宗教視為人民鴉片，甚至積極地把宗教場所（包括聖堂）轉化為世界窗櫥，告諸各國，宗教自由了。這些場所固然要由宗教人管理，讓宗教信徒舉行信仰活動，但他們不可視為「法人」，那麼中國政權便成立不同的機構，去操控各宗教的領袖或信徒，於是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教務委員會、主教團」便成立起來，而其權力的核心簡稱為「一會一團」。
這些機構領導信徒支援國家政策「把他們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目標上來」，同時也防範公民和團體在宗教事務上「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和「破壞社會秩序」等。直到今天，按照政策，中國天主教必須「獨立自辦」，其主教必須「自選自聖」。教會團體接受不了這個政策，便陷於兩難：難道要跟政權持續地對抗？抑或任由政權不當地干預？儘管如此，團體可以舒展的空間多了，面對較寬容的政權能靈活地持守「不卑不亢」的態度而活過來。
不卑者:若政府要求的事涉及違反教會原則，便求恕不從命。
不亢者:若政府要求的事不涉及違反教會原則，便不予以抗拒。
卑者:為了服從政府指令，而不從教會原則。
亢者:為了服從教會原則，而不從政府指令。
團體的空間多了，相對地「不卑不亢」的態度較為容易。於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部份教友持守不卑不亢的態度生活在兩難中。由於社會愈來愈開放，政府寬容態度隨之改善，絕不像文革那般強硬，雖然政策不變，但實際上一般官員也諒解「不卑不亢」的態度，容許「擦邊球」甚至掙一隻眼和閉一隻眼。這樣，地下教會也愈來愈公開，有時得到官方的默認，甚至幾乎和地上的團體一樣，而毋須加入愛國會。
教友通常不會剛好五成不卑，五成不亢，隨著不同的情況，教友面對官員，有時多卑少亢，有時多亢少卑， 因此，時而「無驚無險」、時而「有驚無險」、時而「有驚有險」；而官員的態度，就像拉手風琴，因時制宜，時鬆時緊，就這樣過了三十多年。
或「卑」或「亢」，每個處境都不同，每個人的感受有異，這樣便引起教會內部的誤解和紛爭，聖座一直以來都非常關注，並勸勉教會內不論地上或地下的，大家須以愛相待，勉力持守共融，沒有愛，一切都是徒然的。（信函6.1）
教宗任命主教
從中方看，不讓教宗任命主教，乃因懼怕羅馬教廷（外國勢力），藉著宗教事務，對中國不利。雖然在這三十多年，羅馬教廷和地方教會嘗試讓中國明白教宗任命主教不會造成「入侵」或「不利」，可是政權仍然持守不信任的態度。教宗本篤一再提醒，本來教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已是難處理的課題，然而還有另一個教會內分裂的局面，更令人痛心，那關乎有人未得教宗的任命而舉行主教祝聖禮的問題。為教會來說，一般稱之為非法主教祝聖禮。
在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的時代，國內的社會已相當開明，不少人，即使是無神論者，認為每個宗教都該保持其原有面目，那麼在天主教會內應讓教宗自由地任命主教。 這任命是關乎教會聖統的共融。每位主教必須保持與教宗及其他主教的聖統共融，才可在自己的教區內執行聖化、訓導及管理的職務。實際上，每個主教只要與教宗共融，便與其他主教共融。為此，當主教在接受主教聖秩授予禮時，必須向參禮者正式公告教宗的任命狀，此舉至為關鍵，為表達領受主教聖秩者與教宗和其他主教的聖統共融。那是教宗自由地任命主教乃信仰原則，連教宗本人亦無權予以放棄。
環顧國際大局，超過180個國家與聖座持外交關係，其中一個理由，便是讓教廷大使在當地教會體察情況，並協調物色主教人才的工作，將報告呈交聖座，讓教宗任命主教。國內開明人士持守以事論事的態度，早已意識到國際大局並沒有把教宗任命主教視為對國家內政的干預。因著很複雜的理由，國內也有另一些人認定在共產黨執政下，宗教仍須嚴緊地從屬政權，因而將教宗任命主教視為干預內政的行為，為防止這種干預，中國天主教必須獨立自辦、自選自聖。
如眾周知，在這兩種不同的思維上，政權選擇「獨立自辨」作為主流方案。「由此，導致了神職內部和教友內部的分裂。這個由教會外因給教會造成的狀況，嚴重制約了教會的步伐。由此而產生了相互之間的猜疑、責難和指控，且繼續是一個令人憂慮的教會的問題。」（信函7.1）
誰可成為主教接班人
信函出現十年後的今天，中方的「獨立自辦」與聖座的「聖統共融」之間仍存有歧見，若要拉近雙方距離，尚須假以時日。由於教友接受的是從宗徒傳下來的信仰原則，並不接受源於政黨的「獨立自辦」政策，於是官員便從教會領導著手，一直以來，他們關注修院和神職班的培育，企圖扶植「可靠」的領導，使更多官方認可的領導做到「只卑不亢」，只有這樣，他們才可真正實踐「愛國愛教」的理想，才能建構「獨立自辦」的教會，並鞏固「一會一團」，強行「自選自聖」。雖然政府將之美其名為「民主辦教」，但說穿了仍是政黨辦教。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事。
在教會的領導中以主教的地位最重要。年長的主教相繼離世，尋找接班人是要務。所以官員多年來也勉力從年青的學子中，物色未來主教人才，很早便定下標準：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
話要說回來，這四個標準不一定和聖座的標準有所衝突。可是，為教會來說，牧者必須是才德兼備的人，並須以德為重，而最重要的德行就是他們須恆心和忠誠地作屬於天主的人，而非屬世的人，這樣教會才將天主子民交託在他們手上。其實，「屬主或屬人」的問題自教會之始便存在。聖奧思早已覺察，並指出有些人並非經過耶穌──羊棧之門，進入羊棧，他們不擇手段，從旁跳入，披上羊皮，欺騙羊群，甚至佯裝牧者，從中取利。
究竟「誰」是天主的人，這純粹是宗教的問題，該由信天主的人回答，其答案很直接，他們相信天主為其子民召選牧者，主教是天主的人，因為他聽從天主的召叫。雖然這關乎天主的召叫，但須經過教會的「明辨」和正式的「認可」。由於正式的認可來自教宗本人，那麼教宗便要委任其代表進行明辨的工作。明辨和認可都是純宗教性的事務，旨在辨別出「誰」是天主的人。事實上，當明辨的工作完成，並可確立候選人時，教宗便予以頒發祝聖主教的宗座任命狀，這是教宗「行使他最高的神權，這權力及其行使是純宗教性的，並非對國家內部事務進行不恰當的干預或侵犯國家主權」。（信函9.2）
究竟誰是天主的人，對無神政府來說，意義不大；但為使宗教嚴緊地從屬政權，那麼主教必須在關鍵時起作用！換言之，當政府強硬起來時，主教必須在指定的情況裡「只卑不亢」。事實上，有主教被迫參與非法主教祝聖禮，甚至嚴重地違反教律。此外，還有其他嚴重情況，包括一切原來只屬教宗的權力，都由政府所建立和主導的機構和人物所奪。例如：中國天主教最高的權力不是教宗，而是政權操控的天主教代表大會，在其會議期間選立愛國會和所謂的主教團的正副主席等。政權便通過他們實施「獨立自辨」的政策。其中一個重要措施，便是祝聖沒有教宗任命的主教，普世教會稱之為「非法主教」。政權要用主教祝聖禮來實施黨的政策：「獨立自辦、自選自聖」。
不論國內或國外的有識之士當然知道「非法祝聖主教」是教會內極為嚴重的過失，不論祝聖者或受聖者，均要陷入「自科」絕罰的境況中，然而對政府來說，他們在「關鍵時」，不畏絕罰，勇敢地成為「愛國」主教的模範，成為衡量其他合法主教的「愛國」標準。任何合法主教只要與之共祭，也算是「只卑不亢」的愛國主教，在政治上才算靠得住。這樣中國政府可向世界宣示，愈來愈多中國主教，都主張中國天主教必須獨立自辦，自選自聖。
持守真理和力行仁愛
教宗本篤當然明白這種情況，並在信中指出「此類祝聖（非法主教），是教會共融的慘痛創傷。」（信函9.1）
教友首先感到悲痛。彌撒中耶穌親身臨現與教友共融，然而在同一的彌撒裡，有人舉行非法主教祝聖禮，竟將教會最神聖的禮儀降格為屬世的政治行為，不惜擯棄教會原則、撕裂共融、立下惡表，只為達成政黨的目標或一己的利益。教友眼看那些主教，不論祝聖者或受聖者，原應繼承宗徒的職份和代替耶穌牧養子民的，卻在合一的聖事中破壞合一，他們本身已受到自科絕罰，自動地離開教會的共融、取消自己做主教的資格。直至聖座予以寬恕之前，他們每次舉行聖事不但是非法的，而且是褻聖的行為，這叫教友怎不痛心？
為此，教宗本篤在信中明言：「真理和愛是來自天主的同一恩寵的兩面，借助宗徒的職務，一直被守護在教會內，直到今天，傳給了我們。」（信函7.3）這是鼓勵主教們作為宗徒繼承人要悉心根植在「真的愛」上，才可「愛得真」。主教領受牧養羊群的職務，並非基於個人努力或他人的推舉，更不是虛榮，而是根植在天主的愛上。這愛在最後晚餐淋漓盡致地顯示出來，同樣在晉牧禮中，受聖者從聖神領受這愛和牧養的恩典，目的是為了在聖體聖事內將眾人團結一起。怎可有人以非法祝聖主教禮來褻瀆聖體、踐踏共融？
本篤十六世很明白，教友忠誠地持守信仰便要付出痛苦的代價，但整個教會敬佩他們的榜樣，尤其那些毫不妥協地恪守他們對伯多祿宗座之忠誠的天主教友。（信函2.1）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時，須「捨生取義」，這是做鹽做光的精神，不知多少教友為此忠貞地留下血汗的見證。當然，若有人犯錯，便須誠心悔改，並按照教宗本篤的信，尋求宗座的寬免。儘管信仰生活遇到困難，但教宗本篤仍滿懷愛心，親切地說：「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啊，妳這個在那跋涉於歷史中的億萬人民中生活和工作的小小羊群，耶穌的話對妳是何等鼓舞和具挑戰性：『你們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為你們的父喜歡把天國賜給你們。』（路12:32）『你們是地上的鹽、世界的光。』因此，『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5:13.14.16）」（信函5.1）
教宗方濟各在當選的晚上說：「讓我們開始這個羅馬教會的旅程：即主教和百姓，百姓和主教一起共步，而羅馬教會是『在愛德中主持』所有教會。」這段話使我想起兩位教父的名言。一是聖奧思定對他的子民說：「對你們來說我是主教，和你們一起我是教友。」二是安提約基亞聖依納爵的名言「在愛德中主持」，原來「主持」是指羅馬教會既由教宗、伯多祿繼承人所領導，便在信德和愛德上一直享有崇高的領導地位。為此，教宗、羅馬的主教要和中國的教友共步，並在「在愛德中主持」在中國的教會。「不卑不亢」看似有點被動，不過，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時，「不卑不亢」較諸「只卑不亢」仍是上策。總之，為了持守信仰，沉默的「不」比諂媚的「是」更盛載天主的祝福和榮耀。
在最近的中梵交談期間，中國領導人說:「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這話不是感動很多人嗎？
無論如何，成為天主之城的百姓，教友必須持守信仰、做鹽做光，全心依靠天主而非世俗的權貴，天主必在他們身上彰顯榮耀，祝福他們的民族和國家。
「天主之城，人們論到你，曾經說了許多光榮的事。」（詠87:3）
(轉載自《鼎》 2017年 冬季號 第37卷 總第187期)
重溫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教會信函》
2018年3月22日，聖座國務院與各國關係部門秘書長加拉格爾總主教（Paul Gallagher）在宗座額我略大學出席一場關於中國教會的研討會，主題為「基督宗教在中國:影響、互動和本地化」。
總主教表示:「今天教會在中國的使命是『做完完全全的天主教徒和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使所有人都能接觸到耶穌的福音，並讓福音為公益服務。」
加拉格爾總主教指出:「在過去，中國與天主教會的關係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既有富有成效的合作，也有巨大的誤解和對立，有時甚至導致信徒團體遭受巨大痛苦的情況。然而，在認真審視問題之後發現，通過互相瞭解、藝術文化、與中國人民建立友誼的具體經驗而實行的信仰本地化，是過去促使『基督宗教世界』和『中國世界』的相遇結出豐碩果實的方法。」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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